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文章节选于《温铁军：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