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镇化已经被政府视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最大的改革红利与经济增长引擎，成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围绕着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各项工作和准备，已在国家多个层面逐次展开。

　　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那些利益主体?这其中农民又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的态度和意愿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渴望或者能够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在身份转化成市民后，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或许，理清这些问题，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城镇化。

　　长沟镇沿村地处北京房山区西南。2009年11月，长沟镇人民政府以加快旅游集散特色镇开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北京市千亿投资土地储备项目，对沿村启动大规模全村整建制拆迁并居工程，进行城镇化改造。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五年，沿村的城镇化改造又给人们带来那些思索和启迪。

　　土地!他们想得到的只是我们的土地

　　沿村村民白书山现在早已住进了镇政府为他们建设的西厢苑小区。但五年来，他与村里的一些村民，始终没有停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通过上访、打官司、信访申诉、联名上书、前往政府机关游行静坐、寻求媒体关注、散发传单等等，对征地拆迁中的非法占地、贪腐、强拆、补偿不公及其它各类问题进行揭露和反映。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除了在各级政府那里遭受冷遇和推诿，甚至打压和报复外，并不能给自己争取到什么。已经年近70岁的村民白桂增说，五年来，光是用于打官司和上访等维权，他就化去了将近两万元。要知道，他现在的主要收入就是每个月400元的北京农村养老金。

　　那么，是什么促使这些村民常年累月的进行上访，城镇化到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沿村村民白书山

　　白书山一家八口在西厢苑小区分得了三套各80多平米的楼房，自己和老伴住一套，两个儿子每家各住一套。按照小区每平米5000元的房屋均价，他们的一套房子现在估值40多万。但在谈及自己如今的生活现状时，白书山立马变的愤愤不平。他认为在住进楼房后，自己的生活大不如前。各项支出要比以前多出许多，现在买一棵菜也得花钱，就这一项每年对他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以前，他家的菜基本可以实现自给。另外，在他看来，现在即使拉屎撒尿，也需要用水花钱。到了冬季，几千元的暖气费更让他感到吃力。以前住平房时好多开支都是可以节省下来的。现在看着是比以前住的适舒了，但却得花钱养着楼房。还有，他现在什么活也干不了，要是以前在农村，除了种庄稼，还可以搞一些副业，每年养几头猪、几只鸡、养一些兔子，这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他看来，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像他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有能做什么。白书山在沿村时曾有两处宅院，而且都是付了好多心血以及物力财力兴建的，原本计划着大儿子一家住一处，自己跟小儿子住一处，平时种种庄稼搞搞养殖带带孙子就行，但随着09年的城镇化改造和土地流转，这一切都已经遥不可及。最重要的是收入，白书山因为以前花6万多参加过北京市买断工龄，现在每月能领取1000元，加上自己和妻子每人每月400元的农村养老金，两个人每月收入共计1800元。用这些钱来维持两个人的全部生活开支，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由于两个儿子都在市内打工，且都已娶妻生子，在白书山看来，儿子能养家糊口就已不错，并不指望他们接济。不过，相对于西厢苑小区内其它大多数每月只能领取400元农村养老金的老人来说，白书山的收入并不算低。在谈及每月400元能否维持一个老人的基本生计时，白书山苦笑着说道：“反正他们都活着”。

　　老共产党员白桂增

　　年近70多岁的白桂增是一名老党员，说话和气，待人厚道，在村子里有着一定的威信。对于09年的拆迁并居工程曾经极力支持，在家人都认为拆迁补偿过低不愿搬迁时，他不断进行说服和动员工作，最终发挥了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率先搬迁。然而，这位老人如今也走上了上访维权的道路。不同的是，这位老人在上访维权时，一直向村民强调要理性守法。就像一些村民在维权斗争中聚集起来，将房山区政府大门围堵起来的行为，在老人看来就有些过激，不可取。不过，就是这样一位强调理性守法的老人，在一次维权活动中，却被派出所拘留了七天。当公安人员要求老人在拘留书上签字时，他甚至咬破手指去签。白桂增说，如果知道拆迁后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他当初就是死也不会同意拆迁。老人说，当初政府宣传和承诺说，要通过拆迁并居和土地流转，让农民全部转化成产业工人上班拿工资，获得股权定期领取分红，70岁以上每月多给1000元，可这些没有一条兑现。现在沿村所有村民，都只能自谋生路。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党员，就曾骑着电动三轮车在小区附近拉客挣钱，每日收入三十多元。而他60多岁的妻子，拚命争取到了一份小区保洁的工作，中间几次被开除，但依旧坚持上班，最终总算保住了这份每月600元的工作。

　　在谈及沿村的这次征地拆迁时，白书山强调，土地!他们想得到的只是我们的土地。

　　用时两个月的沿村突击拆迁工程

　　长沟镇沿村拆迁工程于2009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至2009年12月30日完成，用时两个月。

　　对于这次拆迁，长沟镇政府这样进行描述和解释，为加快长沟镇旅游集散特色镇开发建设进程，实现长沟小城镇的跨越式发展，长沟镇人民政府启动了沿村拆迁工程。村民放弃农村的宅院，统一搬到基础设施完善的楼房内居住，意味着村民将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城镇居民转化。那么，如何让村民成功转型为居民，如何使他们的收入不断增加，如何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长沟镇政府将分“三步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步，通过搬迁，农民得到拆迁补偿。第二步，农民全部转化为产业工人，增加其工资性收入。第三步，对土地进行流转，把农民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上班拿工资，定期领取分红。

　　而在许多村民看来，这次突击拆迁纯属违法拆迁，根本没有拆迁许可证。

　　还有，按照官方文件，此次工程涉及沿村全体村民，共696户，人口2134人，宅院549座。但从一些村民的反应材料来看，沿村总共不足600户，加之2005年的一次小规模征地拆迁已经有几十户搬离，此次明显存在200多户的账目造假。

　　同全国其它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一样，打、砸、抢、烧、抓、欺骗、利诱、恐吓、突袭等手法并没有因为沿村地处首都而避免。在一次沿村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上，房山区区政法委书记刘欣国这边正在讲话，不远处的村民王洪涛一家，就被副镇长王海涛带领几百人，当着全体村民的面强拆。王洪涛夫妇及两个还在上大学的女儿，被强行带走，关进村里的一间破屋，非法拘禁一周。其间由派出所及村子派人看守。

　　邵学银与他所居住的废弃的村委会平房

　　村民邵学银系退伍军人，单身一人，在外出打水时被一帮人按倒在地，房屋遭强拆。如今，五年多时间已过，由于未能与政府达成协议，至今依旧住在沿村废弃的一间村委会平房。村民白书福外出不在家，房屋被推倒。村民吴凤仙外出放羊时，房屋被火点燃。至于门窗被砸，断水封路，强压威逼等亦不在少数。

　　而对于征地拆迁矛盾纠纷，房山区法院一律不予立案。即使立案，也必须变更事由，如拆迁纠纷变更为拆迁补偿纠纷。当然，就算是在百般刁难后立案，多数村民最终也以败诉告终。偶尔有一两起村民胜诉的案件，似乎也只是给村民留出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权益的一丝幻想所采取的政治手法。

　　王洪涛一家因强拆将长沟镇政府诉诸法庭，在花费30000元聘请律师，5000元找机构评估房屋宅院，但最终败诉。在他看来，他所聘请的律师，早已被政府收买，根本没有为自己辩护。其实，与其说这是一场官司，不如说是一场游戏。而这种成本高昂的游戏，他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因此，只能在政府开出一点条件后进行妥协。

　　其他十多户通过法庭进行维权的村民，差不多遭遇了同王洪涛一样的际遇。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村民前往房山区政府门口下脆举牌反应自己的诉求，也有村民在房山区区委书记刘伟前往沿村视察时，将其拉住不松手，讨要说法。而村民反抗最激烈的一次，上千名村民围堵房山区政府大门寻求公道。在一些村民五花八门的申诉材料中，不时能闪现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青天大老爷、父母官、英明的党中央国务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等字眼，从这些南腔北调的呐喊呼号中，依稀能感受到当时征地拆迁的惨烈。

　　在围堵区镇府大门事件发生后，十多名村民被拘留。随后，房山区镇法委书记刘欣国前往沿村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刘欣国声称，沿村拆迁是村长工程，镇长工程，区长工程，市长工程，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房山区花1.3亿新建的监狱还都闲着空空荡荡，对于阻挠强拆的，要运用法律手段狠狠打击。

　　征地拆迁中的官商一体

　　2008年，李仲开始担任长沟镇党委书记。同年9月12日，大河鸣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土地一级开发及工业用地前期开发，商品房销售。住册所在地：房山区长沟镇坟庄。可以说，这家公司的成立，早已拉开了沿村征地拆迁的序幕。他的经营范围，完全围绕沿村的量身打造。

　　2009年，李仲、大河鸣泽总经理杨顺利开始主推沿村征地拆迁。其间，杨顺利既是大河鸣泽总经理，又是长沟镇党委委员，同时还兼任沿村村主任一职。让房地产开发商直接担任被征地拆迁村子的村主任，这本身就显的过于搞笑荒唐。

　　因此，对于村民所反应的拆迁补偿价格过低，回迁楼价格太高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拆迁占用村民宅基地平均200-300元/平，而回迁房均价为1500元/平。这使得近半数村民扣除回迁楼房款后，反倒欠大河鸣泽公司几万到十几万。村民王旭清在住进楼房后，倒欠大河鸣泽公司15万。而村民李桂清，征地拆迁后各项补助只有14万多。按照白书山的说法，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别人评多少就是多少，一分钱也一平米房也不会多给。尽管那些欠大河鸣泽公司钱的人，最后并没有付钱，欠账不了了之。但像白桂增等一些村民，由于担心欠大河鸣泽公司钱，反倒将到手的40平米一居或者80平米两居退了回去。

　　2011年7月14日，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房山区区委书记刘伟，区长祁红出席成立庆典。而刘伟与祁红，同样是沿村拆迁的主要推手。如今，沿村的3000多亩土地，已经从大河鸣泽公司经营，变更到由城建长泰经营。在沿村村民原来的一些宅基地上，已经开始兴建起了一整排别墅。在白书山看来，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其成员多与各级领导沾亲带故，不是这个领导的女儿，就是那个领导的儿子，或者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连他们的司机，有时候也会成为这些新成立的公司的领导。

　　北京市某政协委员在沿村的土地上建设的私人别墅“梁源居”

　　尽管沿村村民被彻底迁出了沿村，但那些有钱人，却堂而皇之的在沿村占地建房。沿村南云居寺路附近的8.5亩耕地，就被一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房地产商买走，建成了自己的私人别墅，四周高墙耸立，铁丝环绕。

　　对于土地的价值，沿村村民并非不知道。他们村集体的400多亩耕地，此前就曾被政府以11万/亩的价格买走，转手就以100多万/亩卖出。而随着2010年沿村实行土地流转，村民对土地的话语权越来越弱。

　　不被信任的村级组织

　　李丽娟站在自己曾经承包的苹果园前

　　李丽娟曾是沿村的种养植能手，09年以前，他承包着村里的17亩苹果园，养着几百头猪，每年有着十几万的收入。她认为沿村应当像北京的高碑店一样，就地实现城镇化改造，调动和依靠村民自身力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样村民才能像高碑店村民一样，从不断发展壮大的集体经济中受益，每月领取分红。而现在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和土地流转，一心只想着卖地和房地产开发，根本不可能从长远惠及村民。

　　然而，目前村民对村级组织普遍缺少信任，一些村级组织的选举，不是被上级操纵，就是出现私下拉票贿选等问题，缺少合格的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被群众信服的村级领导。在李丽娟看来，建设强有力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村级组织，对于当下的农村发展极为重要。

　　如何发挥和调动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政府和资本所主导和推进的城镇化，或许更加健康和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