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垄断资本进军中国严峻形势下，2014年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强调要把饭碗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粮食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粮食安全不仅依靠粮食生产能力提高，而且依靠保护粮农粮食生产利益的政策，在目前国家各种惠农补贴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是两个重要工具。目前国家各种惠农补贴直接进入农户账本，但是由于基层粮食流通部门改制，基层粮站缺乏自主收储权力，粮食流通严重依附于市场力量。但是农户通过纯粹市场难以落实国家许诺的保护价收购，引起粮农利益损失。

　　调研基层粮站发现改制后的基层粮站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基层粮站改制后粮食流通的基层组织体系解体，分散的粮农无法组织起来与粮食企业进行价格谈判，因此国家粮食保护价难以落实，这降低了粮农本已微薄的粮食生产利润，造成新“谷贱伤农”问题，即使粮食丰收，粮农也无法增收。粮农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基础的力量，国家不仅要要生产上给予农民补贴，还需要在粮食市场中切实保护粮农利益。本文提出我们需要反思“一刀切”的基层粮站改制，重新建立粮食流通收储的基层组织体系，把粮食流通的主导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下面以江汉平原某产量大县坪镇为例展开本文的论证。

一 新“谷贱伤农”

　　由于基层粮站已经改制，临时聘用工人没有接到上级粮食主管部门通知，不能主动收购粮食，因此农民只能把粮食卖给私人。这是江汉平原农民经常反映的问题。农民对国家粮食保护价是十分满意的，但是农民认为“地方粮站不落实国家政策”。先来看最近的一个极端的“谷贱伤农”例子。

　　恰好坪镇庙村集中居住之后，农户缺乏晒场和临时储存粮食的附房，因此2013年9月份收割完的粮食在马路上晾晒后，农民就需马上卖掉，粮站不开仓则农民只能把粮食卖给私人粮商，粮商按照每斤稻谷1.15元收购，低于国家收购价2毛。按照庙村5000亩按照每亩生产粮食700公斤商品粮，庙村农民就要亏损140万元。老郑是原庙村农民，现在是粮食局聘用的基层粮站临时工，正式名称“最低收购价粮油报关员”。他曾经和该村范书记商量，说基层粮站仓库可以暂时借给村里使用，只要村里付给2万元的电费和少量的租赁费，等到基层粮站开仓收粮后就可以直接卖给粮站。

　　范书记说这个事情麻烦，不想操这个心，因为村集体要集中所有农户的粮食，要雇佣工人把数百万公斤运到粮站，且要等待半个月之后才能够获得现金。当前农村形势是组织农民相当麻烦，“一事一议”在2010年之后就没有农民愿意交钱了，集体水利则从税费改革之后就不再运行，家家户户依靠机井“单干”。由于范书记怕麻烦，因此老郑出的这个办法村书记并没有采纳，庙村农民因此损失了140万元。老郑说这个140万元被中间商人赚跑了，替庙村农民可惜。

　　这是一个普遍发生的事实，当基层粮站不能充分收购农户粮食时，贩子和农业公司进入了粮食贩运系统。他们压低收购价格，由于农户收入相当一部分依赖卖粮食(在务工普遍的今天这在江汉平原依然重要，占50%)，且预期到国家粮站无法收购粮食，为了防止粮食价格进一步下跌。再说一家一户卖2万斤粮食，他们对粮食价格敏感程度远远不如规模经营者，因此农民们往往选择吃亏卖掉。

二 基层粮站改制及后果

　　坪镇属于江汉平原典型的粮产区，原来有2个粮站，位于集镇上的一个粮站仓储能力达750万公斤，另一个分站可以储粮300万公斤，两座粮站均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为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服务，是基层农村唯一的国有企业单位。笔者访问的集镇上的较大的粮站：马坪粮站。粮站负责人是上文提到的老郑。老郑今年59岁，是粮站招工正式工人。他在1972年进入粮站，2008年8月31日基层粮站改制，粮站工人被买断工龄，全部下岗。他和其它工人10多人全部自谋职业，有的下岗职工办了退休手续，年轻人则领了一次性补偿之后自行外出务工，老郑年纪大了则有幸为粮食局返聘为临时工人看管仓库，保底工资为1000元每月，按照年收储粮食来付绩效工资，1000公斤付给1元的看管费用。

　　曾经伴随老郑36年的粮站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历史，而不再是光荣，曾经的粮食人“宁流千滴汗，不损一粒粮”，他们保护了粮食这一战略物资。在以粮为纲的时代，粮站是非常红火的一个单位，“企事业单位一个月配给27斤粮食，而粮站工人一个月配给34斤粮食”。在那个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的时代，粮站是许多人希望就业的单位。粮站是基层的中心：粮站站长很中心，地方政府书记和村庄干部有求于他，基层缺乏工商业税收，因为他们都要从粮站与村庄中获得政府和村庄运转的资金，农户把粮食卖给国家，粮站与村庄“村卖村结”，地方政府和村庄获得税费、三提五统满足机构运转，农户则获得剩余部分。

　　今日的粮站无人光顾，老郑说街上的几个小米厂已经壮大为民营企业。对这一种国家新政策，老郑没有说不理解。在粮站广场上已经长满了杂草，粮站常年无人维修，已经明显破败，没有门牌，像样的办公场所也没有。仓库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但是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维修过。仓库已经出现漏雨，但是每年打报告也没有维修资金，老郑说“国家现在支持民营粮食企业，而不支持基层粮站，基层粮站有许多倒塌，已经无法再储存粮食了”。老郑对基层粮站是富有感情的一代“粮食人”。

　　粮站改制之后，收储粮食不再稳定，而是随着国家收储政策波动而波动。与农民打交道的更多是贩子和企业。卖给贩子和企业，农民获得是低于国家保护价的价格，一般一斤粮食低国家保护价1毛，在粮食丰收年份，农民并不增收，粮食市场收购价低至1.1元,甚至1元零几分。农民种植粮食，一家一户十几亩，他们作为市场主体是软弱的，他们希望把粮食卖给基层粮站，但是事与愿违。例如集镇上的马坪粮站每年开仓时间一般不确定，粮站收储一定量粮食就关闭仓库，每年的粮站收储量并不稳定。2011年，该粮站只收储50万公斤粮食，在2013年，粮站收购粮食500万公斤粮食。到收粮季节，农民常常发现粮站关着门不再收购粮食，他们只有把丰收的粮食卖给私人粮商，不得不忍受低价。

　　虽然更深远的粮食危机并未爆发，调查却却可以发现基层粮食流通体系改制的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基层粮站解体、粮农利益难以由自由市场保障。建设上个世纪六七时代的基层粮站失去国家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保护后日益破败，仓储能力下降。老郑说他明年就不干了，因为干了一辈子粮站，现在是这个下岗的结果，没有身份和待遇。就国家层面而言，粮食生产能力上去了，粮农利益没有得到国家有力保护。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收储流通在改制后日益解体，国家粮食安全已然面临“最后一公里”短板。这指的是：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再怎么完备，如果不解决好从农户那里收储粮食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即继续任由基层粮站及其组织体系溃败下去，则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最终是要溃败的。

　　即使从短期来看，国家有丰富的储备粮食，然而长期来看这个基层组织体系彻底解体之后，这个体系是脆弱的，因为再也难以低成本地从农户哪里收购粮食。在工商业资本日益占据粮食收储体系主导地位的中国粮食市场中，国家粮站系统边缘化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以来一批农业资本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是非常脆弱的。基层粮站改制导致了一个高风险的粮食安全体系，而这本身是基层粮站系统已经克服的。

三 重建基层粮食流通的组织体系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遭遇的挑战既有传统的土地资源稀缺，更面临新的挑战，即上文指出的基层粮食收储流通体系的解体。一个国家的基层组织体系建立起来体系艰难，而取消它却十分容易。地方政府打着“改革”的旗号破坏历经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粮食安全的组织体系，一朝就取消它，从目前来看是非常短视的一个改革，是“为改革而改革”。

　　粮食安全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核心主题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切改革均要坚持是否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并不仅仅指的是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的现代化，更多的是自上而下执行国家政策的组织体系的现代化。韩毓海曾经总结我国革命的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基层组织体系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完备得多，国家得以自上而下整合基层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服务，从而能够在基层建立新秩序，改革旧的经济社会结构。

　　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仍然脆弱，粮食安全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否则就必然把粮食安全拱手让与强大的国际资本，因此粮食安全必须由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基层组织体系来落实国家主导的粮食安全体系。尽管原来的粮食流通组长体系的确存在人员臃肿、官僚主义、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等弊病，然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也必须再“改革”。当务之急是依托既有遍布基层乡村的粮站和既有组织资源重建一套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粮食安全的基层组织体系。如果再迟缓一步，则既有的遍布乡村的粮站和依然忠诚的“粮食人”就均失散，再要重建一个过去五十年建立的体系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