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显然，这种变化更多地是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和推动，并通过政策执行实现的。虽然也有社会和市场自发演进的因素在其中，但中国乡村的变革和农民群体的变化更多受到外力的拉扯和裹胁。因此，这一变化过程显得比较突兀和急切，身处巨变中的农民，其观念和行为模式与表面上日益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却又在深层与后者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这一悖论需要我们去解释。否则，我们就无法阐明转型期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也无法揭示乡村社会特别是其治理领域上存在的诸多尴尬和困境。

　　自2010年1月至2012年7月，就此主题，笔者分别组织了四次中度规模的村民访谈。在众多访谈员提交各自的访谈材料之后，笔者剔除了其中的十余份没有多大分析价值的材料，保留了进入本研究的访谈材料共计216份。换言之，我们主要访谈了216位农民。其中，受访农民所在地包括：湖北，河南，福建，贵州，辽宁，江西，湖南，山西，四川，重庆，江苏，安徽，甘肃，山东等14个省(直辖市)。地域涵盖了东北、西北、西部、西南、东南、东部和中部。地理状况涵盖了平原、丘陵和山区。有偏远的农村，也有城郊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农村。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更多的是比较落后和发展一般的普通农村。受访的农民以男性居多，但也有不少女性。受访的农民以中老年为主，这主要是考虑到本研究要求被访者经历比较多乡村政策和治理的变迁，但也有少量的年轻打工者得到了访谈。受访者的身份以普通农民居多，但也涵盖了为数不少的党员、村干部和乡村教师等乡村精英。受访者的文化水平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其中以小学和初中居多，这也比较符合农民的文化水平现状。受访者的经济状况从贫穷到富裕，但经济状况一般者居多。这比较符合农村居民的基本状况。

　　笔者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期待和政治人格六个方面。本文主要讨论农民的政治认知状况。在政治认知方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即农民对“政治”、“清官”、“民主”和“自由”这四个概念或现象的理解与认知。下面是我们根据对农民的深度访谈材料初步总结出来的基本结论：

　　一、农民对“政治”的认知

　　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和理解主要是通过政策和领导人来实现的。“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政治学概念。对普通人特别是农民来说，国家往往更多地与中央政府有关，与中央领导人及其出台的政策有关。在这方面，最近十余年来，乡村地区电视的普及，“新闻联播”已成为塑造农民的国家想象的重要途径。很多农民非常热衷于观看“新闻联播”。该节目的国内政治版块的主要内容就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和相关中央政策。

　　进而可以发现，农民对“政治”的理解，也是非常现实和具体的。他们往往将政治理解为“政策”、“手段”、“权谋”、“权力”或“上面的事”、“当官的事”、“城里的事”、“读书人的事”。但他们对(好或坏)政治的评价，往往从政治之外或非政治的领域出发，比如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当然，将“政治”理解为统治或治理的，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相关的活动，这类受访者是最多的。这也接近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治的主要界定。这也说明普通农民保有与官方比较一致的政治观。

　　总地来说，大部分农民对“政治”有一种陌生感、异己感和被动感。农民往往将自己划定在政治活动之外，同时自己又感受到政治的左右和影响。从农民的表述中，很难看到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但又能隐约看到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当然，这种兴趣更多地是好奇心驱动下的“看戏”心理。

　　此外，在访谈材料中，很难看到农民在谈论政治相关问题时触及政治制度。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比较模糊，说得最多的就是“共产党一党领导”，“共产党说了算”，等等。至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几乎没有农民能谈到这一制度。这说明，农民的政治认知非常有限。从这一点来看，在乡村地区，国家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我国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二、农民对“清官”的认知

　　在政治认知方面，农民依然有比较强烈的推崇清官的倾向。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受访者对中国社会需要清官这一点，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清官至少在价值和理想上得到他们的充分肯定。在农民看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清官比贪官都要好得多、强得多，这是他们的共同看法。农民对清官非常推崇和认可，一方面说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清官与贪官的故事深入人心，更与农民对官员普遍腐败的认定和对贪污腐败的憎恨紧密相联。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农民都认为中国需要清官，而且期待清官。只是他们从现实中发现，清官并没有期待的那么多，反倒是他们所认为的贪官比较多。

　　在本研究的216位受访者中，有185位在自由表述过程中都提到了对清官的看法。其中，173位明确认为中国需要清官，只有12人有不同意见。但进一步深究又会发现，认为中国需要清官的人当中，又大都同时表达出对中国能否出现清官的怀疑。农民一方面觉得国家的治理需要清官，但又觉得现实中很难有清官，这构成了一对基本矛盾。农民对于清官的矛盾心态还表现在，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社会需要清官，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清官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这至少说明了部分农民在清官问题上，其认知和理解已经趋于理性化。

　　三、农民对“民主”的认知

　　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安排，民主不仅包含抽象的政治哲学内容，还意味着复杂的制度逻辑。但从最为日常的意义上看，民主最主要的就是让普通公民或社会成员能够说话、选择和决定。在制度形式上，民主最通俗的体现就是，凡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就应该让大家充分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并不都缺乏对民主的理解。在涉及民主话题时，农民的表述包含了民主的重要方面：人民当家作主，开会讨论，公开，通过一定渠道反映民意，等等。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农民对民主的本质主义的理解，与主流的民主表述一致，这显然是受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开会讨论，公开，这涉及到民主的形式，农民的这种理解非常直观。但在受访者对民主的理解中，不能接受“拉帮结派”这样的现象，认为它与民主不相容。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民主观中的一个普遍倾向，既与自古以来主流观念对结党的反对传统有关，也与中国的“人民民主”话语和逻辑有关，具有整体主义民主观的色彩。

　　在阅读访谈材料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一个大致的趋向：越是落后的农村，农民对村民自治和乡镇选举的评价越低，也越冷漠或不重视。这其中主要是因为，经济落后的农村，乡村范围内的利益关联度弱，因而农民对村民自治和乡镇选举的参与度不高，因此评价也不高。同时，因为看到当地经济落后的现实，他们会将此与乡村干部的领导不力联系起来，而乡村干部正是通过村民自治和乡镇选举产生的，他们对这两项制度的民主真实性和效果自然产生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讲，落后地区更需要的，可能是经济发展和日常治理，而不是单纯的民主投票。也因此，中国的基层选举没有必要一刀切，日常监督比选举更重要。而相对发达的农村，对村民自治和乡镇选举的评价也比较低，但认为村民自治的必要性较高。有利益存量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才有民主的必要性。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村干部可以动用或影响的资源比较多，因此对村干部的竞争会比较激烈，普通村民也认为采取民主选举的办法是相对公正的。

　　四、农民对“自由”的认知

　　自由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涉及行动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两个方面。根据我们的访谈，可以发现，农民对自由的理解非常生活化，其核心就是他们现在感觉很自由，因为可以自由选择了，不受强制，地想种就种，想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反正没有人来管。甚至有的受访者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就是，在这个制度下农民有了行动上的自由。在乡村生活中，“自由”一词俨然已成为日常词汇，频繁地出现在农民的话语当中。甚至，“自由”在部分农民眼里已经成为评价好政治与坏政治的基本标准。

　　在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特别是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作对比时，这一类的看法更是比比皆是，他们在“现在社会更自由”这一点上，表现得出奇的一致。可以发现，在对毛泽东时代“不自由”的评价上，农民的思考直接与政治控制与高度意识形态化有关，而对邓小平时代很自由的评价上，多与社会和生活上的自由选择有关，政治因素退隐到后面。当然，对于现时代“比较自由”的评价，也部分包括现在言论上比较自由这一点。(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以“农民政治认知在传统与现代中交错”为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8日第585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