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中国工业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数量看，工业化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本土资源所能够支撑的最大限度。而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和多数人口仍然摆不脱农村根基的事实看，中国还需要大大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够解决农民问题。

　　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必须准备在城市无法吸纳更多农业人口的情况下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的收入问题乃至于全部三农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一个创新思路，尤其要摆脱工业化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上升-农民数量急剧减少-三农问题“自然地”解决的“西方经验视野”局限。

　　一、今天中国农民所处的历史时段

　　对中国要靠种植粮食为生的多数农民来说，今天已经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来组织生产，第二次农村普查数据显示全中国有20016万个这样的生产单位。说到底，中国18亿亩耕地和9亿农村人口中间的绝大多数，至少是70%以上，都要靠种植比较利益低下的粮食来过活，讨论农民收入问题最好优先考虑“种粮食的农民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成就，与历史上的家庭耕作相比，今天种粮食的农民能够从外部得到更多的资源，投入农业，例如化肥、农药、种子等等，同时，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的成就，也给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潜力。就单个劳动力年生产的粮食数量而言，效率要远高于历史上的农民，基本上不存在无法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问题(除非家庭没有劳动力)，按照贺雪峰教授的概括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考察一下今天中国农业的潜在收入增长潜力，无论是单产的继续提升，还是市场价格补偿的提高，抑或是政府财政转移的增加，或者是这三个方面加起来所能达到的水平，都难以满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农民生存条件改善之所需，这其实才是三农问题的困境之所在。从今天中国农民的经济处境看，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采取日本那种力度非常大的市场价格保护措施，日本让市场上大米价格高出国际市场10倍，中国农民不可能指望从市场价格中间得到这种巨大的价格补偿。

　　新世纪之初，不仅取消了农民的税负，还通过财政对农民进行补贴，财政转移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部分。但与美国相比，从中国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远远小于美国，而中国生产单位数目(20016万个农户)远远多于美国(多出接近90倍)，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中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政府那样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去支持农业生产条件的现代化。所以，从农民从市场获得的价值补偿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可能这两个方面看，中国农民将不能“外部”取得改善自己生产条件和生存资料的足够资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不得不转而寻求农民通过合作来改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潜力;无论合作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就必须去寻求克服困难的路径和方法。

　　二、活劳动投入意愿的下降

　　外出打工的机会增加，较高的日收益，已经在农村地区成为一种更为实际的“机会成本”，农民劳动日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减少土地上的活劳动投入。机会成本的逐步上升，已经降低了农民的劳动投入意愿，有可能导致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远低于合理水平的可能。如果这种情况在较大的范围内出现，则有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近年来农村地区土地抛荒和不恰当地省略耕作程序，都部分地显露了农业劳动投入过度下降的问题。

　　较低的活劳动投入意愿，尤其需要把繁重体力劳动用机械替代。如果有一个适合机械化要求的较大生产单位，就能够在目前条件下，以部分的机械化替代活劳动投入的严重不足，从而在微观上维持住较好的单产水平，在宏观上也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但是，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恰恰是不利于引入机械耕作效益的，阻碍了这个进程。如果要在合理的投资效费比上实现较高程度的机械化，从前的生产小队作为核算单位都显得太小，大队或者公社核算可能是合适的。1970年代韩丁曾经批评过“手扶拖拉机”为代表的机械化方向，他认为还应该是大马力农机实现多项作业一次完成比较有效率。

　　技术潜力在农民手上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则明显与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有关系。要实现新技术的潜力，需要新的资本投入，而学习技术要付出时间和金钱(支付学习成本)，新技术新产品的引入还要冒风险。由于没有办法实现组织起来，农民不得不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生产上的投入，这就限制了生产条件的改进潜力。而且农民还必须以家庭为受益单位来决定新技术的学习成本上限并承担引入新技术的风险，过小的学习成本支付能力和过小的风险承受能力是由过小的受益单位决定的，这使得绝大多数新技术的风险与成本之和，超过了家庭单位的最终预期收益，农民就这样与绝大多数新技术“绝缘”了，这是一个新技术在“制度化”上的困境。

　　中国农民的困境，还不仅仅在于资本投入能力不足，相比美国农民，中国农民不得不承受数倍的投资额去实现最必须的机械化。河南省兰考有一个胡砦合作社，他们曾经还打算在灌溉等方面实现集体配备机井和抽水设备，以减轻村民严重的重复投资问题。根据合作社调查的资料，机械的重复购置浪费很大，胡砦216户人家，机动车已经购买了195台，几乎每户一台，水泵150部，每年的使用小时数都很少，造成极大的浪费，如果是进行协作生产的话，只要几分之一的投资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机械化水平。合作社和支书曾经设想每50亩的打一口井，然后在保持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把各家各户的耕地调整到一起，然后再进行协调，实现每几户人家共同打井和配备抽水机器，这样就可以实现减轻投资负担的同时不降低抗旱能力。两年之后，我回去访问这个合作社，这个设想仍然没有实现，关键就在于土地调整很难解决，土地的肥瘦和距离远近不同，这中间隐含着难以精确评估和补偿的利益，在土地归属于家庭长期使用的条件下就无法合理进行调整。而温总理也一再重申土地承包30年不变，还说30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些政策的僵硬表达，对于实现这个设想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实际上，温总理这个说法的背景是对于基层干部的极度不信任，1990年代后期沉重的农业负担和糟糕的干群关系，都是基层干部无法信任的依据，在取消税费负担之后，政府出台的宏观政策都是瓦解农村基层政权能力的，扩大了基层干部与农民的距离。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种粮农民来说，合作除了可以实现以较低的投资实现较高程度的机械化，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能够在较大的生产单位内部引入新技术。比如，中国每年有5-7亿吨秸秆，通过引入新技术可以得到更经济地利用，先利用来养牛养羊，再把粪便用于生产沼气，残余物最后还田，这样可以给农民提供更多的肉食，同时还可以在不降低单产的情况下，减少化肥的使用，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土壤改良。利用沼气，若没有拖拉机运输废料的话，今天很少有农民会选择以肩挑担抗的方式，去处理每次换料时的成百担废料，这个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本身就会构成对于新技术的阻碍。目前，部分农村地区也已经开始推广沼气事业(蕲春县是每个农户上交1000元钱，其余部分由政府机构负责并组织修建)，但是，缺乏一个低成本的维护队伍，很难保证沼气建设和使用的长期效益，这个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对农民的吸引力。

　　对于中国而言，今天稀缺的土地资源往往还得不到充分利用。许多农村地区的山坡地，今天很难得到经济利用。我的老家在分田之后，就曾经有人利用山地种植水果，但是，远离市场的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很难销售出去。特别是，水果在成熟季节往往吸引一些小孩子来偷食，农村的舆论环境中间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往往成为恶化人与人关系的肇因，最后是那些果树种植者亲手毁掉了他们辛苦种植起来的果树。而在集体时代，大队是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的，卖不出去的水果，可以分给社员食用;而且，集体的水果与每一个人的利益相关，偷食者会在乡村舆论中间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在这样强大的舆论背景中间，表扬和批评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换言之，在利益按照家庭范围进行分割的乡村现实中间，看护并实现山地的林木产品，缺乏一种可行的低成本方案，最终导致这部分土地被无效地抛荒或者低效利用。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有限而减支的潜力很大

　　通过合作，农民可以在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实现更高程度的机械化去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山坡地和秸秆，生产水果和肉食，提升农民自给自足的消费;可以实现沼气和秸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量，增加土地肥力;特别是稳固的集体组织可以实现低成本福利生产，实现低成本的教育和医疗，解除农民在生老病死方面的忧患，极大地减少农民的开支。而开支远远快于农民收入数量的激增，已经是今天农民“返贫”的主要原因。

　　合作能够实现的最大一部分潜在利益，将来自于低成本生产和供应农民的福利，这可以通过稳定的集体组织内部，抽调专职人员进行系统培训，然后服务于集体里的社员。按照湖北省长阳县赤脚医生制度的完善者覃祥官的说法，合作医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集体经济，二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一种支持合作的意识形态资源)，两者缺一不可。毛泽东时代在免费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成就，主要就是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来实现的，在集体里面，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不过是有文化的农民，他们接受了一定时间的专业培训之后，就开始服务于本大队(或者公社)的社员，教师和医生都跟普通农民一样，在生产队里拿一份工分，分一份口粮;教育和医疗系统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不是通过市场和价格来连接的交易关系，而是作为集体组织提供给社员的一种福利而被生产并供应的，不容许有优势地位的教师和医生牟利，通过集体组织内部的分工替代了市场交易关系，所以，这两种福利可以低成本生产出来，也不通过市场交易过程来出售，很容易覆盖全体国民。

　　政府发布的“贫困线标准”，没有计入农民在福利方面的需要，若计入这一部分需要，农村的贫困人口将不低于80%，甚至城市的贫困人口比较也要超过40%，这将给人们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面貌。目前的贫困线标准只包括食品和穿着需要，拿机器做类比的话，今天的贫困线只包括机器运转所消耗的油料费用，没有包括修理费用和折旧费用。目前的贫困线标准，唯一的便利是可以体现今天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人均物质收益提高的幅度，而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免费教育和医疗事业则被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了。

　　如果从反应农民的实际经济地位变化的准确性看，在1980年代早期的“收入一次性增长”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入持续提高的机遇了，此后，准确反应农民的经济地位变化的指标不再是收入变化(农民的收入上下波动幅度很小)，而是由支出数量的持续大幅度增长，持续恶化了农民经济状况。错误的贫困线标准和统计范围，就这样不恰当地遮蔽了观察的合理视野，此种误导虽然有利于体现“改革成绩”，却极端不利于准确把握农村的状况，更不要说制订出合理的农村政策了。

　　在农村社会中间，农民还有一项基于“面子竞争”而产生的支出——亲戚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也日益上升，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住房建设方面的面子竞争，也使得新房造价动辄二三十万元之巨，这大大超出农民的实际需要和农业收入所能够支撑的最大限度。这与大量的打工收入返回家乡相关，打工收入支撑下的面子竞争，极大地拉高农村地区“可接受的生活”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种植业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配置了劳动力在工农业和城乡之间的比例，最终成为维持了“资金和劳动力流出比较利益低下的农业和农村”这个著名的经济学论断，最后，选择种植业变成了那些在城市和工厂中间找不到就业机会的老人、妇女等群体的无奈选择。

　　四、合作组织的重要性

　　从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实现的生产条件改善，可以增加的水果和肉食消费，可以减少化肥支出，特别是低成本获得教育和医疗等福利，这几个方面所能实现的潜在利益很大，远远超过通过市场的价格保护和政府补贴所能达到的有限数额。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农民的有效合作，中国大多数的种粮农民将永远得不到生产和生存条件的真正改善。

　　如果没有政府从外部进行帮助，那么实现合作就只能依靠农民的自组织能力的高低了。韩丁的两部著作《翻身》和《深翻》，都很清楚地展示了农民自组织能力的不足，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农民将无力摆脱旧制度，甚至也没有能力在政府引导下顺利地实现合作生产的巨大潜力利益。

　　农民要实现合作，从韩丁对张庄的记录看，是很难通过自组织来实现的，需要政府从外部加以帮助。但是，政府在农民组织中间占据过高的分量，将导致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基层干部从自身的职业利益出发，过多地关注上级官员的意愿，极端情况下甚至不顾实际需要和农民的意愿，例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等就集中地体现了来自上级的“长官意志”。

　　在政府主导的集体化组织中间，如何有效地实现农民对基层干部的监督是重要的，但是，这也往往导致从反面走向极端，1948年张庄土改复查过程中间，若没有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韩丁认为实际上存在着农民毁掉那些最具有献身精神的最干练干部的可能，而文革期间的派别斗争也是无原则的，这都表明了农民的监督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误用的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农民自组织能力不足，往往表现为政府主导的集体组织中难以成长起来的健康监督力量。

　　农民自组织能力差，不能自下而上地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而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集体中间，往往难以发展出自下而上的健康监督力量，不利于干部面向实际地展开领导工作。温总理说30年不变和永远不变，就是出于对于基层干部侵害农民利益的深刻惕戒，基层组织能力在上级政府的政策导向中间趋于瓦解，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也处于历史上空前低位，而中国的三农问题却那样迫切和严峻;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张庄农民的进步和挫折都将有益于我们探索未来;如果不依托一个紧密的集体组织，组织内部没有良好的上下结合的监督管理，中国农民将永远无法超越现在的困境——用落后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同时在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条件下渡过一生，那样，中国的三农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将永远不可能成功。

　　2008年6月4日上午在张庄研讨会的发言

　　2013年9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