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面临内外双重困境: 一方面，村庄空心化导致对外部供给的高依赖，但从外部供给来看，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和村级组织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农村文化建设出现了供给乏力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另一方面，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缺乏，农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结合实证分析，理清困境存在的内在逻辑，适时强化乡村两级文化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同时扶持以“中农”为主的村庄主体，发挥“中农”的文化承接功能，成为克服村庄空心化背景下文化建设困境进而实现农村文化供给模式创新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村庄空心化; 文化建设; 组织困境; 内部承接; “中农”

　　近年来，农村文化问题逐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已有研究大致从以下四点展开论述: 一是对农村文化特点、内容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二是对农村文化供给现状和供给主体等问题的研究。三是对农村文化建设绩效评估研究。四是对农村文化产业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关注较少。2012 年5 月至8 月，笔者参与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湖北省23 个县市近百个村庄的农村文化调查。调查发现，对于人财物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特点明显的地区，农村文化建设呈现出外部支持能力不足、内部承接乏力双重矛盾，严重制约了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理解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外双重困境，理清其中问题产生的内在机制，进而探索实现内外合力、克服困境的可能路径，应成为当前农村文化研究的重点。

　　一、村庄空心化

　　村庄空心化又称村庄“过疏化”，是指在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逐渐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它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结果产生了空心村，既包括农村土地( 耕地和建设用地) 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公共品供给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带来农村常住人口的逐渐减少，进而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土地的闲置、村庄社会关系的重塑以及农村经济社会活力的整体弱化等。但是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特点不同，村庄空心化的表现形式亦有明显差异。就湖北省而言，村庄空心化主要表现为: 人口空心化，即村庄中青年大量外流导致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村庄生活的主体; 社会关系空心化，即人口外流和空间距离拉大导致的维系村庄秩序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松动和弱化;村庄社会活力空心化，即表现为内生组织的乏力和村庄公共生活的退化等。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山区出现的土地空心化，湖北省大部分因属于低地丘陵，农业耕作较为便利，耕地仍得到充分利用，土地空心化并没有凸显，这为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存在，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相对于巨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仍需长期过程，从而使得农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农村出现空心化态势，另一方面，农村的稳定器功能发挥仍有极强的战略意义。面对村庄空心化的现实，将农村文化建设落到实处，以文化建设促进和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克服村庄空心化的消极影响进而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繁荣，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农村文化建设是政府外部文化供给与村庄内部承接相互作用的过程，两者缺一不可: 缺少外部供给的农村文化建设，村庄内部因缺乏必要的制度和资金支持而缺乏动力; 缺乏村庄内部承接的农村文化建设，外部供给总量再多终会因载体的缺失而事倍功半。但是调查发现，一方面，空心化村庄本身内部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功能运转不畅以及自运转失效等问题，带来对外部文化供给的高需求和高依赖，而当前的基层文化供给和服务组织( 乡镇文化站或文化服务中心以及村级组织) 乏力和无为，只是充当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无法反映农民文化诉求，更无力自组织开展村庄文化建设，大大降低了文化供给的效益; 另一方面，村庄人财物大量流失，内部无法找到适应当前文化建设内容和方向的可靠抓手。空心化村庄文化建设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况。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乡镇文化站( 改制后称为文化服务中心) 和村级组织( 包括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 承担主要供给和服务职能，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任务需要依靠其具体实施，同时乡村社会中真正的文化需要和文化诉求需要其向上反映并承担其中部分自组织功能。但在当前，上述两种组织均面临不同的困境，严重影响其功能发挥和文化建设质量，且这种困境在空心化村庄中显得尤为突出。

　　1. 乡镇文化部门乏力

　　2003 年起，湖北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以钱养事”改革，即政府根据职能转换的要求和可用财力的许可，由乡镇和县级主管部门共同确定本地每年需要完成的农村公益性服务项目，连同具体的服务时间、服务质量、服务价格、考核结算的要求，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凡是具有规定资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竞争参与政府的公益服务活动。按照改革要求，以文化站为代表的乡镇职能部门由原来的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所得收益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得。

　　无可否认，“以钱养事”改革在压缩政府开支、克服原有“七站八所”的高成本、低效率等方面起到明显效果，政府不再承担臃肿的职能部门( 原属事业单位) 的庞大开支，通过改革引进竞争机制，使资金真正符合政策安排。这与改革初衷是一致的，体现了以强化公共服务为认同标准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要求。但是，改革后的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导致实践效果与政策初衷出现明显张力。

　　第一，资金难以保证，人心涣散，乡镇文化部门成了“养老衙门”。从调查来看，改革后绝大部分乡镇文化工作者不再享受事业编制，且每年收益由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基层工作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作，农村文化建设往往牵涉到农村各个方面，如在体育建设场地建设中，往往涉及到占地补偿以及后续的土地调整问题，工作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复杂、任务量大，要求乡镇文化机构在充分理解农村工作实际的同时，有充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化解矛盾。基层工作的繁杂性与乡镇文化部门缺乏稳定收入预期的现实相对应，导致乡镇文化部门工作吸引力降低，“权小责大”、“财少事多”等矛盾彰显，一些年富力强的文化工作者因而另谋出路。其后果是乡镇文化服务组织乏力，甚至出现虽争取到政府文化建设项目资金却没有能力组织实施的困境。

　　第二，从组织关系来看，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在乡镇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长期以来，受“发展主义”和以GDP 为主要政绩考核标准等因素影响，县乡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文化建设并没有得到重视。财政部教科文司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国家财政对文体广事业费的支出在“十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且从文化行业的局部看，由于基数小，财政拨款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即便如此，中央财政对文化投入的力度远超过地方财政。在这种背景下，文化部门在地方政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改制前，文化站作为一级乡镇职能部门，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主要靠税费截取) 和稳定的文化供给项目( 如电影下乡等) 。改制后，文化服务中心的固定工作人员大幅缩减( 一般为两人) ，且为增加收入他们在乡镇政府中任文员等职务，对乡镇政府的依赖性得到强化。在压力型体制和“一票否决”等制度环境下，乡镇政府的大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处理维护社会稳定、计划生育等中心工作和一线工作。依附于乡镇的文化服务工作者为在政府中谋得相应福利，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乡镇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去，影响了他们文化建设本职工作的开展。

　　第三，从组织实施过程看，改制后文化服务中心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即面向市场的公益性服务组织，无法名正言顺地组织文化建设。原来属“七站八所”之一的文化站虽然存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多种弊病，但毕竟作为一个指导机构，对于村级治理组织属于上级，文化站工作人员属于“领导”，可以依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改制后的农村文化服务中心无法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导致诸多文化建设项目难以落到实处。即便一些文化建设项目在乡镇政府压力之下得以建成，这些项目也会因村级组织日常管理的缺失而不能产生应有效果。

　　乡镇文化服务中心面临上述组织困境，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外部依赖性强的空心化村庄的文化建设而言，至少产生两种后果: 一是由于组织的乏力和虚化，无法有效承接政府用于文化建设的各种资源; 二是对已有的政府文化供给缺乏必要的监管，文化供给成果的持续性和长期性不足，政府文化供给因为缺乏必要的组织管理而无法发挥作用。

　　2. 村级组织弱化

　　乡村组织能力弱化具体表现为乡村组织只是简单机械地应付政府的文化供给任务，无法反映村民实际的文化需要和诉求，同时又无法依靠村庄集体能力自组织文化活动，从而导致部分政府的供给内容与农民的需要之间产生错位。

　　村级组织弱化受制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对于空心化村庄来说，资源禀赋有限，村集体收入较低甚至相当一部分村庄没有集体收入，无法满足自组织文化活动的资金需求。二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型。近年来，国家实施的许多政策都试图绕开乡村基层组织，直接进入乡村社会，或者直接与分散的农户相对接，即使在无法绕开乡村基层组织的情况下，也只是让村级组织从事一些从属、次要、配合性的工作。如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即为典型事例。从后税费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特点来看，市场化、契约化、个体化成为主要特点，而权力以资源为基础，对于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的空心化村庄的治理组织来说，后税费时期国家系列政策加大了向农民收费的难度，自身治理权力和治理责任的双重弱化成为基本事实。其后果自然是村级组织的弱化，无力满足农村文化等公共品需要。

　　村级组织扎根于乡村社会内部，村干部最了解村庄和村民的文化需要。但现实情况是村级组织并没有能力提供文化供给，在文化建设中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使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陷入困境。

　　三、农村文化建设内部承接的缺失与契机

　　1. 农村文化建设内部承接缺失

　　上文述及，农村文化建设是自上而下的外部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内部承接相互协调一致的过程，两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农村文化建设内部承接主要依靠村庄内部承接主体来实现。所谓村庄内部承接主体，是指村庄社会中能够积极参与到现有文化供给中去，对文化建设的内容和重要性充分认同，且能够在文化供给和服务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监管保障的农民，他们构成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农村资源大量外流，文化建设的内部承接主体缺位，村民对文化建设参与热情和参与度低，影响了文化供给的实际效益。据调查，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的农家书屋，竟有超过70%的农民不感兴趣，这种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大多数时间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面对村庄空心化现实，找到推行文化建设事业可以依靠的承接对象，发挥其文化承接和建设功能，是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在湖北省，村庄空心化表现为人口空心化、社会关系空心化以及社会活力空心化，而土地尤其是耕地并没有出现空心化。土地通过村社内部的自发流转实现资源重新组合，带来了村庄阶层的重构，承接村庄文化建设的农民主体也因此变得复杂化。经过多年的土地流转实践之后，村社土地不断循环、交错流转，逐渐集中到部分农户手中，于是农户在土地耕种上就形成了差别———有的农户耕种数十亩土地，有的农户只有三五亩土地，还有的农户则不再耕种土地。由于土地耕种的差别，取消农业税后农业耕种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不同农户在农地上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农村阶层分化开始凸显。据我们调查，以家庭纯收入为标准，当前空心化村庄中阶层 ( 以户籍为标准) 可以划分为: 精英阶层，该部分年收入在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不等，绝大部分已经脱离村庄，且土地转出，他们一般占村庄户数的3% 左右; 中上阶层，该部分举家外出经商或常年在外打工，有能力在城市立足，年收入在10 万元左右，大部分土地转出，他们占村庄总户数的10% 左右; “中农”阶层，年龄在45—55 岁之间，耕种规模在15 亩以上，但一般不超过50 亩，且家庭大半部分收入来源依靠农副业，家庭收入在5 万元左右不等，土地大部分转入，他们占村庄总户数的20% 左右; 中下阶层，该类家庭往往家庭压力大( 父母生病或是孩子读书) ，举家外出打工或是半工半农，因为开支较大，一年收入在2 万元左右，土地转出或维持原责任田规模，他们占总户数的40% 左右; 贫弱阶层，由于疾病或家庭变故导致劳动力不足，家庭收入在5000元左右，土地维持原有责任田规模，他们约占农户数的10%。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在带来农村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难度。但是，这种阶层分化的现实，亦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契机。

　　2.“中农”阶层: 农村文化建设的契机

　　上述“中农”阶层在现阶段是指主要依靠农业及其相关副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经济收入水平在村庄中属中等的农户。有学者称之为“新中农”阶层。相对于其他阶层，“中农”阶层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农”阶层利益关系在土地上，社会关系集中在村庄内部。“中农”以耕种一定规模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除一小部分土地是自己的责任田外，其他大部分通过亲戚、邻居等熟人关系流转获得，土地租金极低甚至为零，即遵循不安全市场化的土地流转逻辑。而要能够顺利达成土地流转，“中农”首先要与周围村民保持良好的关系往来，主动介入到村庄关系建构和互动中，因此这部分人在村庄中的口碑较好，是村庄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分子。相对于“中农”阶层，精英阶层在城市立足，其利益空间和社会关系早已脱离村庄; 中上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会在年纪增大后无法满足外部劳务市场需要时返回村庄，但在当前形势下，他们土地转出，各种关系重心在村庄之外; 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虽然处在村庄中，但是自身家庭生活的压力极大弱化了他们积极参与村庄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 “中农”阶层在村庄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

　　第二，“中农”阶层自身生活质量与村庄社会发展和村庄公共品供给成效息息相关，更为积极、更有能力参与其中。因为“中农”以耕种土地为主要谋生手段，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主要在村庄内部，村庄的社会发展、村容村貌的改观、公共品供给的完善与 “中农”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笔者在村庄调查时发现，这部分人对村庄文化建设和自身文化生活质量提升高度关注，同时因为长期生活在村庄中，他们对本村最需要什么、怎么建设也最为了解。相对于其他阶层，“中农”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组织开展文化建设。精英阶层虽然有强大的经济能力，但利益空间和社会关系早已脱离村庄，对于村庄社会发展较少关注; 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虽然没有脱离村庄，但是受制于自身经济能力，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耕种土地的劳动力支出减少，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中农”闲暇时间较长，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以文化建设为代表的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去。调查发现，荆门农村村庄内篮球场的建立、篮球队的组建绝大部分都是以“中农”为主要倡导者和实际组织者的。

　　第三，“中农”阶层是当前农村政策安排的既得利益者，对国家有着较高的认同，成为国家各项惠农富农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瑐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均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实行“生不添、死不减”，鼓励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自愿、规范流转。可以说，相对稳定的农地承包关系和制度安排能够保护以耕种一定规模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中农”阶层利益。另外，税费改革之后国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如家电下乡、良种补贴，使得利益关系在村庄中的“中农”阶层受益最多，增强了“中农”的国家认同，也即是说，税费改革及其系列改革的“政治逻辑”瑐瑣在“中农”身上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 “中农”阶层最为拥护也最为积极参与其中，对于农村文化建设，“中农”阶层也更容易形成认同并积极参与。这一点在村庄调研时也得到了证实。

　　第四，“中农”阶层有其自身循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中上阶层的部分村民在经商失败或是受制于年龄、技术而无法满足劳务市场需要时，会选择回到村庄耕种相当规模土地，成为“中农”阶层; 中下阶层的部分农民在克服家庭困境后，也会通过土地自发流转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上升到“中农”之列。 “中农”阶层也会有一部分农民因年龄增大、劳动能力下降等因素而减少土地，导致收入较少滑落到中下阶层。因此，农村阶层呈现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农”阶层就在这种动态变化过程中实现再生产。这为农村文化建设奠定了稳定的群众基础。村庄空心化虽然带来人财物等内部资源的大量流失，但并不等于说村庄内部承接机制阙如，更不能因此对农村文化建设持悲观态度。“中农”阶层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变革后的新兴阶层，因其与村庄的高度利益关联、较高的参与能力和参与热情，完全能够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承接主体，发挥重要的承接功能，通过动态再生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四、农村文化建设的出路与对策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作为蓄水池和稳定器的功能发挥，仍对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正视日益显现的村庄空心化现象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结合上述分析，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良性运行，应从内外两方面下工夫: 一方面，要在当前乡镇体制改革框架下，探索更为务实和高效的组织机制，夯实以乡镇文化服务部门和村级组织为代表的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以村庄“中农”阶层为主要立足点，培育农村文化建设的内部承接主体，夯实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使文化供给内容真正得到村庄的认同和接受，发挥文化供给的最大效益。做到以上两点，就能够有效克服以往文化建设有阵地无组织、重“送文化”而轻“种文化”的供给模式弊端，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供给模式创新。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 从“空心化”村庄文化建设的外部供给上，有效克服组织乏力问题

　　应对“以钱养事”的改革框架进行必要修正，结合农村工作现实情况，从资金投入和政府组织支持等方面加大力度，真正发挥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供给、服务和管理职能，保证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有能力做事、有热情做事、有尊严做事。同时，理顺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与村级组织关系，赋予前者充分调动村级组织参与文化建设的权力，进而形成组织合力，克服当前空心化村庄文化组织供给乏力的问题。

　　温铁军在对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的研究中指出: “在工业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这个不可能跨越的历史阶段中，能有效地降低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极少的亿万小农的交易费用，并且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的。”瑐瑥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基层组织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进入“以工哺农”的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诸如文化建设等公共品供给任务。这种形势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基层组织在文化公共品供给方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相反，在文化等公共品供给中，国家如何了解高度分散且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亿万小农的需求? 国家又如何降低公共品供给中因“搭便车”而导致的高组织成本? 这些问题均需要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由此，无论是税费提取时国家工业化积累阶段，还是后税费时期的国家反哺农业阶段，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建设都不容忽视。

　　2. 在“空心化”村庄文化建设的内部承接上，充分激活和发挥“中农”阶层的文化建设功能

　　上文述及，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村庄内部没有承接文化供给的有效主体，而是已有的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充分激活和发挥“中农”阶层的文化建设功能，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吸纳“中农”阶层进入村级组织，通过对体制身份的获得激发“中农”的参与积极性，发挥村级组织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调查发现，“中农”阶层虽然有一些人进入村级组织，成为村庄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受改革开放以来所倡导的“富人治村”等观念的影响，“中农”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村级治理被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不在村庄的

　　经济精英( 即富人) 把持，“中农”阶层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把“中农”阶层作为村级组织的重要力量加以吸纳，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在村庄有效开展。二是在政府的文化供给项目中，通过民主议事会等组织形式广泛征集村民尤其是“中农”阶层的意见，使政府工作充分得到“中农”阶层的认同和支持。面对村庄空心化这一基本事实，能代表村庄整体利益的“中农”阶层应成为农村文化建设中首要结合的对象。三是扶持“中农”自组织的文化活动。从调查来看，目前村庄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活动，如体育比赛、腰鼓队、健身舞队等，都是以“中农”为组织主体的，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此类文化活动的扶持力度，进行相应的项目安排，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综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增强乡镇文化服务组织的行动能力，同时构建以“中农”为主体的村级组织，从而形成内外合力，有效克服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设困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有关农村文化建设的资源投入体现国家意志，切实符合村庄内部文化需求，避免错位供给和过度供给。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文化发展和繁荣，调动村庄内生力量，增强村庄社会活力，进而克服村庄“空心化”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困境。

　　五、总结和讨论

　　在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面临内外双重困境: 一方面，村庄空心化导致对外部供给的高依赖，但从外部供给来看，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和村级组织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无法实现有效供给，农村文化建设出现了供给乏力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重组所形成的“中农”阶层长期得不到关注和有效利用，导致农村文化建设的内部承接主体长期缺失。结合实证分析，理清困境存在的内在逻辑，适时强化乡村两级文化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同时扶持以“中农”为主的村庄主体，发挥“中农”的文化承接功能，成为克服村庄空心化背景下文化建设困境进而实现农村文化供给模式创新的可行路径。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与其他公共品供给在遭遇的诸多困境及其形成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本文不仅旨在理性分析村庄空心化背景下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其出路，还可为农村其他公共品供给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