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超越与溯源

　　——兼谈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观

　　何慧丽

　　借鉴东亚、借鉴西方的，毕竟属于外部参照，纵然有益可学，却也属于有着不同时空条件差异的制度变迁层次，我们需要理解和发扬中国村社农业的基础性经验，那才是我们采用何种制度以及如何采用的根本。以根本经验为基础，以立己为本位，缺什么补什么，损掉了什么又能修复什么，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农业发展方法论。

　　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本文将结合如上精神，谈谈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关系。笔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建设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溯源;如何继承历史上精耕细作的农业观，对践行“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至关重要。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生态文明的推进，是对工业文明成本转嫁生态环境造成可持续生存危机的必然应对，是区别于工业文明、具有质变意义的文明层次的超越。

　　执政党认识到，当前现实中关乎人民福祉和中华民族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问题，是“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文明有着绵延5000 年的巨大活力，有着万年之久的农业发展史，而没有形成明显的生存环境退化;然而仅仅经过百年的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就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百年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就其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成本转嫁机制”。以改革开放时代为例，作为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进行资源资本化的时代，它一方面高

　　擎发展主义大旗，以现代化的制度变迁方式，追求地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积累和转嫁机制的“致贫”“致乱”“致害”效应，也即所突显出来的各种严峻问题。其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资本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境的成本转嫁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中共十八大会议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执政党在一个人多资源少的东方大国以制度剧烈变迁的方式发展工业文明100 多年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严峻现实问题之时提出的历史性战略目标;也是工业文明发展到资本文明的危机及转机使然。由于工业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所导致的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危及到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安全与否。所以，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了有别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和超越，是在工

　　业文明内在发展机制矛盾激化之日，取而代之并将引导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新文明，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标志。

　　生态文明，须寻根于传统农业文明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式文明，其得以实现的两个必要条件是：从理念上，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从举措和行动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之中。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否定了自己。在追求工业文明的时代，传统农业文明作为一个现实的、需要改造的对立面，经过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式的现代化制度变迁，似乎被沉没于中国历史的“黑洞”里去了。然而，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处于历史的、具体的场域之中的，现实中总

　　有历史的影子。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尊重自然”之理念，难道不是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的传统道理的呼应吗?其相关举措的倡导，难道不是以某种姿态呼应了“敬畏生命”，人道、社会道、天道“道器一体”的中国文化道统吗?生态文明建设，冀望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就从这个目标宗旨的实现上，也得对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数千年农业文明持续发展之原

　　理心怀敬仰才是。

　　古语云：“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生态文明建设若想流长，则必要溯源;若要繁华永续，则必凭滋润根本;或者说，为了未来，必须寻根历史。中国的农业文明是早熟的超稳定文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完整古文明。以黄河文明为例，黄河人与黄河的关系史，即农业文明史。在一定的气候、地貌和地质环境的综合作用

　　下，黄河流经之处，将泥沙一遍遍、一层层地挟下来，铺就了今日之中原大地、华北平原和黄海、东海大陆架。千万年来，黄河岸边的居民，长期与自然环境和河流相抗争、相适应，演绎着人类文明与河流自然交融、相互渗透和抗争的哲理，生成了传统农业文化。黄河人世世代代兴修水利，因势利导地引黄河之干支流用以灌溉改良田地，促进了农业文明的灿烂发展。

　　中国的农业文明内涵了农耕技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思想与文化，体现为不同层次的和合性与适应性。从政治上说，农业是历代王朝的立国之本，在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中，重农、悯农的民本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文化上说，农耕技术衍生出中华文明的文化源头和最为质朴的文化范畴——农桑文化，也衍生了适应农耕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的内涵高度智慧和整合功能的儒家传统文化。

　　总之，中国高度统一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民族生存圈特有的天时、地理、人文环境和生存方式密切相关;是一个超稳定的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形态系统，因而达至数千年之相对永续。历史规定着未来，未来回应着历史。中国的生态文明若要实现永续，其有效可信的方式是溯源，是某种程度上复兴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不同层次的农业文明支撑体系。

　　生态文明，须弘扬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观

　　对于一个传统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村社制的中国农村而言，要解决其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可以借鉴日韩的“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综合农协模式”，这种体系已有效地维持日本韩国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稳定长达100年。显然，借鉴日韩的农业发展经验相比欧美而言要相对可靠些，借鉴欧美的公司化、产业化农业发展模式，必然形成社会、环境等成本转嫁的严重后果。

　　只是，借鉴东亚、借鉴西方的，毕竟属于外部参照，纵然有益可学，却也属于有着不同时空条件差异的制度变迁层次，我们需要理解和发扬中国村社农业的基础性经验，那才是我们采用何种制度以及如何采用的根本。以根本经验为基础，以立己为本位，缺什么补什么，损掉了什么又能修复什么，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农业发展方法论。

　　存在了数千年的精耕细作农业，作为“靠天靠地更靠人”的农业发展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内涵了一系列的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经验以及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中轴相关联的道理。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均是以“精耕细作”为道统的杰出之作。

　　首先，精耕细作是中国古代农业体系的特点和主流。战国以前的农业，以黄河流域的沟洫技术(即以畎亩农田和垄作、条播、中耕配套技术改造低洼盐碱地的技术)为标识，精耕细作的农艺已经萌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精耕细作农艺已经成型，如为了缓解春旱多风的威胁，古人建立了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的耕作体系。古人还总结了适用于小农经济的小块土地精耕细作的“区田法”，进行种子处理的溲种法和区种法等等，证明此时农作已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园艺工程。直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旱作农耕，本质上还与此类同。

　　其次，精耕细作对本土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生产生活方式甚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因。中国成熟的精耕细作经验与因之而生成的相关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其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崇尚节俭的美德，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有着丰富的描述：生活在三角洲平原的人们建造堤坝，挖掘运河，利用携带丰富养料的河水灌溉，利用富含有机质的淤泥肥田;东方农民翻新土炕时，替换下来的废弃砖成为珍贵的肥料;人们还将燃烧木材后产生的烟灰储存起来，用于培育土壤;中国人会定期种植一些树木作为燃料以保护森林;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广泛使用稻草、高粱或小米秸秆以及用泥土烧制成的砖等作为建筑材料等等。

　　显然，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之精髓——精耕细作，正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农业之道，作为立足于本土的曾经有效可信的在地化经验性知识、技术和制度、理念，内涵了当前文化理念所推崇的中间性、大众化和安全永续性，符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业要求，其效果与生态文明下的农业发展观目标一致。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化的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人才、资金的抽取，由于人们翘首拥抱工业文明而对脚下的农业文明视而不见、遗忘有加，支撑几千年的精耕细作方法体系已然支离破碎了。生态文明如何超越工业文明，寻根农业文明;生态文明下的农业发展，如何在新时代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以小农村社为基础的综合农协模式，弘扬精耕细作的农业观，以我国农业立身之本为主，再结合东亚乃至世界先进经验，这些都是新文明内在规定的重大课题。

　　(该文发表于2013年《有机慢生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