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打工者、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等等，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随着城乡一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拆迁便是首要问题。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简而言之，即把乡村变为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多数。城市化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城市化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要城市化，拆迁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经济安全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在其新书《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中指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误入歧途，拆迁只能是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以下是文中节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 座。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在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这当中更多的出于“自发”、“市场化”的原因，实现城市化用了三、四百年，矛盾逐渐积累，也渐次释放。但是，中国城市化“人为”因素异常突出，城市化不只是一般的规划出来的、建设出来的，更多的是“经营”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城市”，城市化在“大道理”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而在“小算盘”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忽悠的理论与思想——宣称“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简单将“城市化”理解为，把“乡村人”转化为“城市人”，农民变为市民，如此就表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种论断与表述非常浅薄，经不起推敲。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首先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正在“逆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此同时，日本的“一村一品”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法国的葡萄酒与香水产业的繁荣表明农业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

　　在欧洲历史上，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城市兴则国家兴，城市衰则国家衰，城市亡则国家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躲避战乱、瘟疫(如黑死病)、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而不是乡村，这与中国恰恰相反。

　　西方的乡村以及相关产业(农业)并非是落后的标志，中国的乡村更应如此。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史，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商业经济中心在市，军事国防中心在镇，而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在农村。当城市被外族与反叛力量侵占时，国家并不会灭亡，因为农业支撑着国家命脉，在农村潜藏着最庞大的力量，是农民革命推动朝代更替变革。近代以来，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农村并不处于劣势。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商品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直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被证明是成功道路。所以，在当今中国，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近现代以来，农业文明即便被那些幼稚浅薄之辈百般诋毁，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直至今天，乡村所积淀与承载的传统文明，无论是硬件(各类建筑、历史与自然文化遗产)还是软体(纯朴民风、地缘血缘网络等)，依旧远远高于当今中国的“四不像”城市文明。同样，即便在功利主义者所竭尽颂扬的现代都市中，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遗迹如北国的长城，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广州的陈家祠，漳州的土楼，苏州的周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等等，依旧受到城市居民与人文学者的钟爱。

　　其实，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理论下出台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新规划不管好坏，建筑不管优劣，也不管是否“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只要产生级差地租，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就行。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很多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超过 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实际上，土地出让后，地方政府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因此 “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地方“事多钱少”，因而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事实也被中央长期默许。“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楼价不断攀升，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正是本着要经营城市的理念，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经营者往往不顾一切要把城市“做大做强”。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兴建“国际大都市”，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CBD)，有十多个城市瞄准要建成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雄心勃勃的规划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简单的“谋利”动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最终的级差地租与土地增值都将无法实现。于是，“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编制故事——“城市梦”——“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引诱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广大乡村青年、高校毕业生，来到城市，成为房地产的需求者——购买者或租赁者。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的土地，截止到2009年，失地农民多达4000万。然后，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工业用地价格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甚至更低)，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资，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采用招拍挂的形式(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被不断异化为房地产化，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

　　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打工者、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等等，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