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代 的 乡 村 复 兴

——兼谈安徽“碧山丰年庆”的启发

何 慧 丽

8月底，笔者有幸参加了安徽“碧山丰年庆”系列活动。本文将结合所见所闻和多年来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谈谈当代的乡村复兴。

一、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指向乡村复兴

新农村建设，其核心是“农村”，其修饰语是“新”，其落脚点在“建设”。但在“新”与“旧”的历史变迁关系中、在“城”与“乡”的现实空间格局限制中，所谓“农村建设”之“新”，能“新”到哪儿去？要“新”到哪儿去？中央所提出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五位一体”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社会历史变迁规律上的“新”，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东西，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抛弃一切旧的“新”事物长时期地存活过。倒是继承一些传统乡村基因、又旨在解决现实严重问题之需求的发展趋势，却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特点。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的本质规定性，取决于其“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其“内因”是根据，它存在于具有千百年持续生命力的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中；而“外因”是条件，除了国家工业化剩余的财力支付于乡村建设之外，还有基于对目前过度城市化现实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危机所促发的、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向往乡村生活和食品安全消费的社会潮流。因此，撇除任何主观意愿，新农村建设并非或形式或本质上的诸种城市化表现（包括各个领域里面的标准化、单一化、市场化、规模化等做法），因为那些不是由农村传统基因和城乡张力问题这二者所规定的本质方向。那些抛弃和违背了乡村传统生命力的做法，不但解决不了城乡张力所产生的问题，反而滋生或加剧了更多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问题），它只具有个别条件下的特殊意义，而不具有一般条件下的普遍意义。

因此，一般条件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农村建设，其道路只能、必须、也应该指向于乡村复兴。所谓乡村复兴，是中国乡村在经历了传统向现代一百多年的中国转型需要之后，相对于历史悠远的传统乡村所形成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取向。复兴是乡村传统性智慧在现时过度城市化形势下的重新阐发和发明，是对乡村乃至民族生命之根的重新发现、发扬和创造，也是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和而不同”的“合和”之道的自觉践行。就历史变迁来看，去掉了“根”的乡村建设无所处之源由；就现实空间来看，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则无存在之凭依。

道理是要靠实验或者实践去践行的。碧山丰年庆的价值就在于此。一方面，它是寻找乡村生命之根的行动。“丰年庆”本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祭祀仪式，除了向祖先神灵祷告，祈求保佑农作物顺利收获，还预祝来年五谷丰收、人畜两旺。他们借用“丰年庆”古老仪式的名称，期望在徽州农村的自然风光、农耕文化和历史遗存基础上，恢复和重建这种由来已久的乡村公共生活，这是传统乡村“复兴”要义之一；另一方要义在于它是在城乡张力之中自觉疏导城市化问题的“合和”行动，其新内涵是通过“碧山丰年庆”这一艺术项目打头，开展“碧山共同体”计划——一种适合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的实施：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一个实验项目。

二、当代乡村复兴的两大任务

乡村复兴欲存活于当代，其任务和内容取决于当代精神的需要。对传统农耕社会系统被支解的忧虑不是来自于形而上的“乡恋乡愁”之情感，而是来自于解脱过度城市化危机的现实需要。

第一，汲取祖先智慧。

祖先在一个地方能生活数百年，上千年，在现代化生活、生产方式介入之前，他们靠的是什么？传统农村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遗迹（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那些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技术，难道只意味着过去辉煌的残余吗？而日渐式微的道德自觉自治、经济交换活动、宗法秩序的维持，等等，在今日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代理者和公共服务成本愈来愈高昂的情况下，是否有条件得以激活和再生，从而成为国家和政府代理乡村公共服务的补充或者替代形态？碧山丰年庆的主体展览《互助·传承》，正是对这些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互助和自治、政治经济建筑文化作为一个相辅相成体系的初步呈现成果。《百工》展览厅则将各种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间传统手艺、工艺和创作，以及创作它们的民间匠人、艺人和民间艺术家，发掘出来。还有作为手工艺市集的庙会之旅，这是活生生的农村生活用品盛会和社会交往方式。这些承载着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别样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的物或人，虽然有的已经鲜为人知或者正在消逝，但仍然透露着与乡村地理风物资源自洽共处的、多样的、本土的特色。

显然，有别于工业文明生产生活的乡土文明样式，在工业文明的上升和鼎盛时期，是那样的老套、落伍和不合时宜；但在工业文明晚期和生态文明初期，传统农业文明样式却在中国遭遇困境的当下，得到了重新解读的生命力。当乡村乃至整个社会面临诸多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祖先的智慧，作为反省我们虽短时期形成却相当固化的工业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从而形成影响今日经济政治模式的可能性。当代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重建需要祖先的智慧做参照。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祖先智慧，“决不像一件旧衣那样可以脱掉和抛弃，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规定着一个民族今后行为的速度和方向” （曹锦清语）。

第二，从乡村一面探索新型城乡链接的现实路径。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一种社会主流存在的状况下，如何实现城市乡村之间的“兼相爱”、“交相利”？也即相反的双方呈现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

路径之一：提高乡村区别于城市的人文、自然景象的自觉性，促成“从城市到乡村”的资源洄流并聚集乡村的可能性机制。

越千年的黟县古村落自有其独特的景致雅韵：峰峦之连绵、河水之盈灵，摄魂夺魄；石街之曲折幽深，民居之粉墙青瓦，藏风聚气，其园林、庭院与题额，其三雕（石、砖、木）、天井和楹联，无不叹为观止；至于古朴的服饰、饮食和民风，以及那种庭院洒扫、田间劳作的怡然自得，更是自然而淳美。黟县岂今已有各类景区景点12个，初步成为一个集文化、度假、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地。

至于普通农村，即使没有所述的吸引城市人向往的自然、建筑和生活，也是有着一套别样于城市高节奏、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乡土家园视觉系统、生活系统和建筑系统，对它的修复和重建，有利于留守人群的生活保障，并将最终解决离土人群的后顾之忧。

路径之二：发展有机农业，为市民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

普通的乡村，其产业只能、必须、也应该是农业，用以与城市交换的是农副产品。今日普通乡村出产的农副产品，大都是化学化、石油化农业和增产型农业的产物，它不但最终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农药化肥激素等残留长期作用于土壤、水体、空气、动植物等生物系统，造成了民众消费品不安全的根源，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自身都已经遭受着因食品不安全而产生的身体健康等严重问题。中央早在2007年就提出了“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并呼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显然，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互动机制——建立在生产者安全生产、消费者文明消费基础上的农副产品公平贸易机制之形成，将成为未来中长期的一种发展趋势。普通村庄顺势而为，践行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念，发展多样化、中小型化、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有机农业，完善乡土社会的经济系统，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事业。

此两种路径，可称为城市与乡村“兼相爱”、“交相利”的必经之路。

三、当代乡村复兴的动员机制

城与乡作为空间上两种存在的要素表现，如何缓和他们作为对立面的“剩余、派生或者分化”，从而达到双方的协调与共生，这要求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一方积极主动地将对立面的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责任。多年来，我们在包括河南在内的乡村复兴建设过程中，总结出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动员经验，其中，强调了“政府与社会力量”作为外发力量对农民主体内生力量的激活、促发、带动作用，称为“外发促内生”的动员机制。

问题在于：当前农业地区县乡政府的主要任务仍内在地具有“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冲动的惯性，其主导乡村复兴的角色虽有但仍很不到位；而社会参与的力量则往往显得理念充足而实际经验和力量不足、功用弱小的状况；农民呢，更是由于组织缺失难以形成有效主体。在这样的境况下，有条件就大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有制度空间就利用，没有制度空间就依靠人等因素的策略性动员，尤为重要。就“碧山丰年庆”上所感所悟而言，有三条收获：

第一，执政党“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体制内空间和开明领导的存在事实，是乡村复兴实践的依据和起点。

执政党于2007年即提出“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地方体制内制度化空间的存在，以及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开明领导的存在，这些些许存在，是开拓乡村复兴大业、将地方政府工作重点逐渐从经济发展为主向社会管理和建设为主转移的依据和起点。

黟县十二五规划，将“旅游牵动”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早在2007年，该县就通过了《黟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旨在以世外桃源为意境、以徽文化为底蕴、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显然，这一地方政府着眼于长远的政策规划吸引了众多社会参与的力量。以欧宁、左靖为代表的艺术家能够扎根于此，策划以“碧山丰年庆”为头的“碧山共同体”项目，便是政府的主导作用使然。在丰年庆活动期间，县委书记等县级领导不但为此次活动筹款10余万元，而且参与剪彩、论坛等活动，为活动提供条件，这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性条件。

第二，诸多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之先行探索，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

诸多艺术家等有特长的知识分子参与“碧山丰年庆”，而且将会试着与当地人一起合作，以各种形式持续参与乡村重建的文化阐释和行动工作，这是当代乡村重建之社会参与力量的一大突破。

“碧山丰年庆”活动邀约了大量著名的艺术家、建筑师、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和试验的学者和实践者。行将开始的“碧山共同体”计划，对这些有特长的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位，绝不同于本质上是对农村索取的“下乡采风”式的、仅起到对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传播作用的角色，而是迎向现实的深入行动：冀望于在对当地传统文化进行普查和采访的基础上，以各种介入的方式与当地人一起进行激活和再生的设计，展开共同生活的实验、尝试互助和自治的社会实践，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以诗人郑小光和寒玉夫妇为例。他们于2004年认购了一处堂匾为“树德堂”的明代民居——当时村民已将之用作养猪场地，2006年认购了一幢民国老宅，进行修缮，分别命名为“猪栏酒吧乡村客栈一”、“猪栏酒吧乡村客栈二”，并对外营业，其生意之兴隆，已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所承载的乡村旅游，引领了恢复传统建筑新生命的新乡居生活方式之潮流。

第三，农民组织主体力量的形成，需要借鉴传统宗法制度的积极因素。

一盘散沙的农民并不能成为乡村复兴的主体。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成为主体力量。组织农民的起点在哪里？如何组织农民？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中国村庄大都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家族和宗族的制度性基因，忠、孝、仁、义等家族伦理观，有着内在差序格局关系的家族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等等，均需要当代的重新阐发和发扬，从而成为农民组织主体力量形成的起点和基础。

在丰年庆期间，我们看到了西递村“积德行善本明经胡氏之家风，集贾儒仕一族成明经胡氏之恒业”的胡氏家训，也在当代诗人为留守儿童和家长们在祠堂内上诗歌课当中体会到了曾作为村民公共空间的碧山村汪氏祠堂之神圣氛围；众多的、作为社会秩序固化表现的传统建筑布局，也默默地向后人昭示了乡村自治生命的根本性力量。无论我们是忽视于它，还是施加破坏于它，或是固守于作为形式的它，都是不明智的；唯有把传统宗法制度检拾起来，对其进行集传承与开拓于一体的“复兴”，方是正途。

乡村复兴这一事业，将在诸多合力错综发展的必然王国中，奋然前行。顺之者国稳民昌，逆之者问题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