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知青点看看（1）　

　 　

昨一早，几个一起下乡的同学约好回40年前知青点看看。一车5个人，三个是下在邻村庄科6队，我和我们队的“赤脚医生”，现在某医院院长一起回任庄10队。他们大多回来过两三次，我由于工作原因来的次数多了，虽然也6年没回来了，但路还是很熟。原来从村里回家要8个小时左右，现在不一样了，高速路　200公里　下路，只剩20多柏油路公里了。本来从队里到县城拉架子车走大半天，现在20分钟就到了。先把邻村三个人放在他们村口的路边，我们就从南地进村。　　

　 　

快开到村口就看见两个人在收拾花柴（棉花杆），上前一看，是国建和他老婆。国建在我们下乡时还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儿，圆脸蛋又光又红，现在已经一脸皱纹。赤脚医生是第一次回来，他们自然亲热的很，我就开车径直沿着原来的大路往村里开。没开多远就没路了，房子盖得乱七八糟，一会儿干脆进到一家人院子里。退回来他们也到了，国建说村里的南北主路现在没打通，所以车开不进去。他指着一批断壁残垣说这是规划的路，但搬走的原来的院子不拆，路就没法打通。　　

　 　

他家现在就住在村南头，拉着我们上家里坐。我清楚只要一坐下他就要安排吃饭，虽然离午饭还有两个钟头，但会很麻烦。于是就说，先挨家转转，走到哪里说哪里。这样他老婆就不会七大碟子八大碗的准备。90年冬我在这个地区做农村调查，抽空回村里待了3天，每天要吃4顿以上的饭，而且中午和晚上经常要先吃一家，再吃另一家。　　

　 　

然后就挨家转。原来的熟人现在剩下不多了。40年前三四十岁的壮劳力，活着的有4个，国建家竟然有3个：爷爷、奶奶和他父亲。感觉农村人70岁是一大关口，还是“人过七十古来稀”。他爷爷原来就有文化，院子里还是收拾得很干净，一大盆盛开的菊花摆在门口。一起照个像喝点茶就离开了。　　

　 　

当时和我们成天混的二十多岁和十几岁的人大部分还在，主要就是看他们了。他们的孩子基本都在外地打工，再有就是这些人的孙子辈儿了。各家的位置基本都变了，村子扩张很大。我们下乡的时候全队137人，走的时候193人（会计是我们知青），现在400多人了。原来人均耕地近4亩，现在只剩1亩多。除了人口增长，还有就是宅基地扩大很多。　　

　 　

串门串到中午，这一群老人已经聚集了十几个。最后到队长家，他正在自己挖沟准备盖个房子。队长比我大个七八岁，现在牙已经全掉完了。不过还是很高兴，见面还是“你鳖儿咋想起回来了！”等看见我后面的张大夫，马上变成正经人样子了，拉着手寒暄没几句，就要给他看病。他家饭已经做好了，说在他们吃饭。我说：“你鳖儿就做这点饭，我们这一大群怎么够吃。我已经答应国建在他家吃了，准备了一大堆，一起去吧”。　　

　 　

我来的时候就带来了一堆烧鸡和肉，拿出来做些凉菜，国建的老婆到灶火赶点面条就行了。全体老伙伴就坐在国建家堂屋喝酒聊天。串门时没见到的，后来听说也来了，有一个还是在乡里赶集听说贫道回来了，东西也不卖就回来了。一张小四方桌围了两层人，隔着别人头往嘴里夹菜。　　

　 　

我世纪交前后来过两次，由于都是路过，没怎么在意。这次比较认真看了看，感觉我们村90年到现在变化不大。我们村原来都是草房，90年来的时候就全部是砖瓦房了，但现在大部分还是如此，新式预制板房还很少。90年的时候感觉确实比以前变化大多了，不仅房子都盖新的了，主要是生活水平改善了。记得我一天早上想再吃顿以前天天吃的包谷糁儿煮红薯，老房东说现在到哪里找包谷糁儿，就是磨点，现在的包谷都是高产包谷，打粮食不少，但吃起来没味道了。当时这些老弟兄们一个个还精神焕发，觉得没几年会变化更快。但这次来，感觉没什么变化，除了人都老了，没精神头了。　　

　 　

感觉变化的有三点，一是农民商品化程度高多了。以前一家人种地，虽然已经主要靠化肥，但犁地、上粪、锄地、收割、短途运输还是人工。现金投入不大。这些年来犁地和麦子收割都是花钱请机械完成的，一亩地连犁地带收割大约60元。化肥比以前贵多了，一亩地要150元左右。加上农药种子，现金投入大约250元到300元。我们村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农村，农民现金收入一靠卖粮食，二靠孩子出去打工。老人们都与孩子分了家，基本靠卖粮食生活。同时，大部分农民家都有个动力机械，小三轮，摩托车，手拖等，也要花钱。进进出出都是钱。贫道惊奇的是坐在屋里聊天时，明道说：“现在都是坑农民，国际油价已经从147跌到49元，整整跌了三分之二，咱这里油价还是这么高，而且说还要有燃油税”。我说你还不错，昨天油价才跌今天你就知道了。开征燃油税免去了养路费，油价再跌点，差不多吧。他说，你知道个逑！我们这些小机械本来就没交过养路费，这次一点便宜也没沾。本来贫道以为这次调节会对像贫道这样的人影响大些，没想到影响大的是农民，看来只呆在城里还是算不清楚帐。　　

　 　

另一个变化是“家”小了。大部分家都没几个人。以前一进院子，左边牛圈里两头牛，右面猪圈里三头猪 ，满院子跑的鸡子都没有了。空荡荡的。当年连我们知青点都有的农家气氛没了。我们村没一家有沼气。我问为什么，是不是乡里没推广。老队长说：“乡里倒是很积极，说几次了，后队（我们村两个队，9队被称为后队）福来家和明常家就是试点，结果搞逑不成！”为什么，他说一个沼气池起码要4、5口人，加上两头猪或者有牛，还要加其他粪才行。现在一家两三口人，都没有牲口，到哪里找那么多粪。　　

　 　

第三就是农民完全没了组织能力，回到了一盘散沙局面。我们村属于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张姓主导，人人差不多都能分出辈分关系。连骂人都要清楚怎么骂才不乱辈分。这样的村农民组织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很容易齐心。即使换个姓赵的做生产队长（我们当时队长，副队长，保管都不是张姓），所有事情也都有条有理，没人破坏规矩。也就是这个原因，贫道对小岗村那样的情况就不奇怪。这次贫道还说，记得当时干活没人偷懒，不光不偷懒，而且该干的顺手就干了。大家都附和说是这个样子。小岗村那样的杂姓村子不典型，加上原来做小生意的多，搞集体经济就是难。但是我们村现在也不行了，谁都不会再有兴趣管社区的事情。比如这条南北主路，重新分宅基地时就规划好了，现在无非是把路冲开，但就是谁也不愿意去那几家没拆院子山墙的去说说。我给老队长说你鳖儿以前不是怪恶么，怎么不说说。他说：逑，我住西头，又不往南头走。　　

　 　

农民甚至知道“世界金融危机”。原因很简单：有在广东打工的回来了，不过不多。我们村属于比较保守的村子，农民主要在附近城市打工，跑到南方的很少。都问我这经济危机是咋回事。贫道想给他们解释也是瞎解释，就说大概就是要卖的东西卖不上价钱，要买的东西也会便宜些，不过出去打工的会回家不少。他们说不一定，卖的东西倒是便宜了，卖的东西还是贵。化肥汽油一个劲儿涨。也就是这时候明道提起油价问题。我本来想说化肥价格涨是因为水泥、钢材前些年需要量大，因此煤炭涨得厉害。现在基建下去了，煤炭一定会降价，这样化肥也会降。后来一想没说，因为4万亿投资全是基建，煤炭价格很快会再上去。说出去怕他们以后戳道我。　　

　 　

我们聊天，张院长看病。一说老张回来了，很多有病的人也就来了。干脆在院子里支个桌子。张赤脚医生是在当知青时学会看病的，他在修焦枝铁路工地时做了卫生员，然后就到处拜师傅。很快就成了本村“主治大夫”。谁家有个小毛病都找他，针灸是他的强项。记得我们隔壁文他娘有疯癫病，气虚。老张每天给她扎针，几个月后竟然出门了。不过后来又重新犯病了。有一天晚上她到我们院子里偷花柴被发现，当时没好说透。晚上几个人越想越生气，第二天就抱着一堆花柴到他家。进了院子把花柴往地上一扔，说你们家缺柴火我们给送来了。老太婆当时就气背过去了。后来老张自然还是天天去扎针，直到我们走后才又好了（张院长比我晚离开1年）。　　

　 　

说到天有些暗了，我们说走。自然是都不让走，说下次来不知道啥时候了，还能见面不能了。六成甚至拉着张院长的手还掉点眼泪。不过这比我37年前离开的时候好多了。记得当年我们知青组连贫道一次走了4个（贫道是组长，加上此前走了2个，知青点等于散架了）。全村男女老少一个没留在家，全都出来送我们。老头老太太都抹眼泪，几个女娃子拉着女知青的手哭的像泪人似的。我们是坐着队里的牛车去7、8里外的公社上车，其中一辆牛车竟然堆满各家扔上的红薯、花生、沙梨、鸡蛋、大枣……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全村除了走不动的老人，百十号人浩浩荡荡把我们送上了车，让贫道感动的以为自己是伤愈归队的老八路。　　

　 　

贫道觉得这里的老知青还是回去看看，也许会有新认识的。

回知青点看了看（2）　　

　 　

离开村子，去庄科村接另外三个同学。她们比较按组织程序办，一进村就去找老支书，结果直到我们去接她们，还就待在支书家没出去。不过全村的老人倒都去了，中午自然是七大碟子八大碗吃了一顿。村里很多农民依然认得贫道，直接能叫出外号来。当年经常到这个知青点混饭吃。我们知青组女生只有一个是同一年级的，其他是同学的妹妹们，好处是男生比较当家，坏处是伙食搞得一般。庄科知青点男女生都是我们一个班的，女生说话比较算数，优点是伙食搞得有声有色。我们两个组来往很多，张院长就是娶了庄科知青组的同学做了老婆。当然张院长做人本分，并不经常来混饭吃。贫道虽然经常去，却没女生看上贫道。　　

　 　

回来没走来时的路，经过原来的公社——赵河街上了公路。原来很小的公社所在地现在满街都是摆摊的，车子好容易才过去。路上贫道谈到村里这十几年变化不大的时候，庄科的“农民”却有相反看法。她们中有一个1990年前后来也过一次，说感觉这一次变化比上一次大。上一次队里瓦房还不多，这次都盖起墙面砌得像厕所一样的二层楼（瓷砖外墙）。经她一说，自己也觉得似乎他们村比贫道的村现在富裕些。　　

　 　

贫道很清楚他们队情况。这个队有些像小岗村，队里有两个大姓，几个小姓，因此合作起来有些困难。同时他们队以前做小生意的多，人都比较郎当，干活不是很好。因此庄科总共3个生产队，他们队是最穷的。据说他们现在比其他两个村民组富裕多，家家都是新楼房，其他两个队还是像我们村一样的砖瓦房。现在家家起码有辆小三轮。同学说，他们自己总结是，他们原来就会做小生意，刚分田到户时由于还不习惯做农活，因此比起其他队农民不怎么样。现在几乎各家都在外面有点生意做，因此钱比较充裕些。　　

　 　

这让贫道想起以前做研究时候的情况。85年省里布置调查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情况。在临汝县，贫道发现原来县里最富裕的几个乡，也就是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平原地区，当时倒不很富裕。几个山区乡则不同。有的山区乡有煤矿，开煤矿炼焦炭富裕了起来。还有一个都是石头岗的乡，既没有良田又没有矿产，倒是这个乡最富裕。因为他们办的都是加工业。贫道还参观了他们给各个宾馆做一次性牙刷的队办企业。还有很多村搞针织，家家针织机嗡嗡响。不过不知道90年代乡镇企业垮以后他们怎么样。　　

　 　

当时觉得，还是穷则思变，条件好了倒不容易想办法。条件差了走投无路就想出办法来了。现在看贫道想的有些简单化，表面化了。其实，在中国目前体制下，一些农村富裕，一些农村贫困，关键在于谁的主要经营脱离了农业而进入非农产业。贫道此前一个帖子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就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非农产业。只要是在一个时间过程中，原来农业经营好的地方最终要被经营非农产业的地方超过。南街村为什么能比小岗村富裕？因为南街村主业已经是制造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其他几个典型的集体经济村子都是如此。如果不是他们大规模进入了非农产业，还是扒拉那几百亩地，恐怕一点不比单干强到哪里。浙江和苏南一些以非农产业为主的村子，一样非常富裕。广东不同，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都是靠租房子富裕的。但也不是农业。因此，只要农民自己经营非农产业，一样会富裕起来。　　

　 　

如果想到这里就以为想通了，那还是傻瓜，因为只要有人往下一问就露馅了。大家都做方便面，谁吃那么多方便面？要是我们村的农民和庄科4、5队的农民也都出去做小生意，那现在满赵河街都是小摊贩，恐怕要人摞人了。非农产业市场空间也是有限的，靠市场竞争，大量非农产业会被城市资本挤垮。八十年代遍地队办企业和组办企业，后来都垮了，只有沿海少数变成私有企业活了下来。　　

　 　

说到这里，如果结论是乡镇企业体制不行，私有企业才是出路。一样是没看清楚。内地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也走了转私营的道路，但活下来的很少。被挤垮的原因是城市资本的市场优势，资本优势，社会关系优势，信息获取优势都比农民大得多。而沿海农民这方面不比城市差才没垮。　　

　 　

同时，转为私营企业的非农企业其实就是工业或服务业，已经超出农村范畴，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多大关系。一般农民与这些企业的关系，无非是雇工和老板之间关系。这些企业再也没有什么“反哺农业”的机制，要上缴点钱，也无非是打发地方官员腰包而已。要说贫道的村子一样青壮年劳动力都实际进入了非农产业，但这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就是回家带点钱的作用，不属于家庭经营范畴。庄科6队的农民为什么比他们富裕？因为他们的小生意还属于家庭经营范畴，挣的钱都是自己的。　　

　 　

要说农活做得好，贫道所在生产队的弟兄们算是专家了。人均4亩地，在没有机械，没有化肥情况下，干活还是很累的。下乡以前每年也参加夏收，66年我们还到黄泛区农场割了半个月麦，本以为割麦不会比农民差。结果一搭上镰，老乡们蹭的一下就割到前面去了，一会儿就找不着了。休息的时候才知道这里由于地多人少，割麦的方法与市郊农村就不一样。这里是一次割两耧六行，左脚先站六行中间，左手并不抓住麦子而是虚拢两到三行麦子，左手随着右手镰刀走。右手刷刷刷三镰，左手、左腿及左脚、镰刀一起将麦子轻靠在后面三行上，同时左脚快速向左移动三行。接着继续前面动作。完了以后用镰刀和左手把这一大掐子麦放在一边。简直就是行为艺术。贫道很快就学会了，而且最后不比其他农民慢。　　

　 　

后来到学校教书，经常带学生下乡劳动。一次在郊区割麦，贫道像过去一样把镰刀磨得锋利。这里只割三行，贫道与几个郊区年轻农民在一起割。贫道还是一次6行，而且不紧不慢地与其他农民保持一致。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上劲儿了，开始加速，并且装孬把割过的麦子搭在贫道没割到的麦子上。贫道想就让你看看真正的农民是怎样割麦的，把上衣一脱就开始上劲儿，没多长时间，就把他们拉在后面——而且贫道是6行，他们是3行。歇息的时候他们说老师割过麦子吧，贫道就解释了我下乡的地方农活多，所以夏收干活非常快。　　

　 　

我们村的农民干活都没啥说的。包产到户后，1985年我回去，他们还在比谁家一亩能产800斤，他们家850斤。现在我们村小麦单产都在1000斤以上，多的达到1200斤。玉米一般达到1200-1300斤，最高产量达到过1500多斤。也就是说我们队小麦单产每公顷7.5吨，比全国平均的4.46吨高出68%，比发达国家的2.92吨高出158%，比世界平均的2.8吨高出168%。玉米每公顷9.38吨，比全国平均的5.37吨高出75%，比发达国家的8.2吨高出14%，比世界平均高出95%。　　

　 　

但是我们队农民没有庄科一群二流子富裕！　　

回知青点看看（3）　　

　 　

虽然离开农村已经37年，回去的次数也不多，但这些老乡们还是常见的。别看张大夫第一次回来，很多老乡与他比我还熟。因为他的医院在市中心，离汽车站很近。加上他按时上班，不像我天南地北地乱跑，所以老乡们有事经常找他。所谓有事，一是看病，二是孩子上大学或者分配。农村人进省城看病不容易，花钱多不说，主要是找到合适医院和大夫并不容易。我家就先后接待过两次村里的病人，当然都是家里还富裕点的。也帮过他们孩子上学和分配的事。　　

　 　

农民究竟是怎样生活的，没下过乡的人是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觉得农民生活好了也是确实。但是农民生活要真正接近城市居民，现在则一点出路也看不见。坐在国建屋子里聊天时，我和明道一起聊了很长时间。　　

　 　

明道比贫道大5、6岁，是我们队最帮劳动力，力气大，动作灵活，运动潜力属于天才类的。上初中时参加县里中学生运动会，站在　100米　起跑线上，枪一响他吓一跳，因为他从来没听过枪响。别人都跑了他还站着，老师急着喊快跑他才起步，不过最后还是第一名。有一年我们南地修了一条22万伏高压线，线杆是金属的，有可攀登的格子。一个知青说咱们比一下谁最先爬到顶上。我当裁判。结果一说开始，明道像猴子一样，手脚动作都看不清楚，一下子就把我哥们拉了一截。队里任何农活，他都干得飞快。不过现在不行了，一副猥琐的样子。张大夫给他看了看，说他心肌严重缺血，要他坚持吃肌苷片。　　

　 　

我们一起算笔帐，他种12亩地，一季小麦平均能打1000斤（西岗的地打不了1000斤）。每斤不到8毛，就算提价也不过9毛。一亩地麦子能卖900元，扣除成本能落550元（上次没算浇地的电钱）。12亩全种麦子纯收入6600元。复种指数达到1.6%，也不过1万元。全家5口人，依靠种地人均也就2000元。这还是我们村这种人均耕地不少，农民个个都是庄家好手的。因此，没有在外地打工的孩子，自己不再做点短工，想达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4000元）都难。　　

　 　

贫道说你不试试种点赚钱的东西，或者搞点养殖？他说，逑！这些年谁家没试过。就是千年，看着人家种糯玉米赚钱，队里几家也种了。可等都种了，价钱又下去了。前些年养长毛兔的，养鹌鹑的，甚至黄鼠狼都有人养过，后来都赔了。现在大家都老实了。仔细一想就知道他说的是实情。所谓高附加价值的东西，也就是因为没人种没人养，不是这东西本身有什么好的。这么多农民随便搞一下，就满世界都是那玩意儿。他们都说，凡是稀罕玩意儿，掉价掉得最快。就算所谓经济作物也是如此。今年的大蒜竟然跌到3毛钱还没人收。我在各家转，都看到正在收拾红辣椒，还是一种尖椒，家家都是一大堆。说今年价钱比去年跌了一半。临走要我拿些。我说，我们家不吃辣椒。　　

　 　

这些道理贫道早就知道，以前的帖子也都说过，再问他们一下无非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测。这不是贫道聪明，是贫道在农村待过。只有哪些从来没下过乡的，如韭菜之类，才会正儿八经地给农民点什么建议。　　

　 　

农村问题不是坐在城市轻易就能想通的。农业的集约经营说起来好听，算算帐就知道结果了。比如我们队500亩地，70多户。土地集中在7家，一家70亩地。麦子还打1000斤，但成本会提高到500元（机械、电力、运输、雇工增加）。70亩麦子纯收入2.8万元。加上复种指数的收获，顶多4万。一家平均6口人（我们村现在400人），人均纯收入无非6700元。6700万元不算低了，但也只是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3800元的49%。而城镇居民收入是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的，除了粮食提价，本村这几家新收入增加条件不多了（专业种地外出打工不能去了）。不出两年，城乡差距就接近改革前（42%）。再过7、8年，差距和现在差不多。这还不说一般农民的人均资源和种田水平比贫道村子差很远，不说剩下90%的农民怎么活的问题。　　

　 　

算到这里，贫道自己也没脾气。　　

　 　

副队长姓宋，长着个地包天的嘴，很老实。贫道下乡的时候与他关系最好。记得有一次给棉花打药，天气太热，加上1059药性太毒，一天下午我突然上呕吐不止，是中毒了。老宋拉着架子车把我送到公社卫生员，输了一天水才过来。回来后每天他老婆给我做酸面条吃。那个时候确实很穷。记得一年麦口上我上街赶集路上碰见他。他背了一小口袋大约4、5斤粮食，我问是什么，他说是麦子，到集上去卖。我大吃一惊，说我们组的麦子早就吃完了，你鳖儿现在还有麦子卖！他苦笑说，马上麦天了，干活会很累，家里没盐不行。这个时候老百姓现金来源很少，流行的话是：吃粮靠队里，吃盐靠母鸡，母鸡不下蛋，急得我穴圈转。有一年春节前我回城前去给他打招呼，一进院子看见他老婆在哪里骂骂咧咧的，老宋蹲在一旁不做声。问他什么事，他们都不说。后来我问他邻居，说过年了他家没钱卖肉，老婆就生气了。我就到集上割了5斤羊肉让他邻居给他送去。好在当时羊肉4毛1斤，要是现在5斤羊肉要80多。　　

　 　

回城后一年他上午到我家，我刚结婚，住在学校一间平房里。那天我下午两节体育课，完了还要带运动队训练。等晚上回去，门口盖好了一个小厨房，除了油毛毡是我老婆买的外，其他材料都是他在学校院子里捡的。　　

　 　

有些人看了贫道的帖子会说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张嘴就是“逑”。这算说对了。我们南阳农民如果一口气说不出来24个逑就不是南阳人。说一个南阳兵到军需那里领东西，军需说听说你是南阳人，一口气能说24个逑。你说不出来就不领给你。我们老乡就说：“逑！领了领逑不领去逑，领个鸡巴七逑八屌的逑东西看你夹杂逑的，瞅着你也是个二逑！算逑不领了！”军需马上说，好，给你了。端起一个小碗吃饭，他们会叫这叫三逑碗：还没盛的满逑了，还没端的撒逑了，还没吃的完逑了。语言生动得很。我们队长因为有一次与片长（协调几个大队的干部）吵架，大队来人让他在全队群众会上做检查。他开头一句话：“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直肠子，张开嘴看见屁股眼喽……”，全场包括公社的大队的到老百姓先是一楞，接着一个个眼泪都笑出来了，批斗会也没开逑成！至于黄色笑话，那是张嘴就来。今年在长春看了一场二人转，大部分是黄段子，很对农村人的味儿。其实后来到工厂也是一样。贫道觉得二人转现在如果在全国农村巡演，一样受欢迎。黄是黄了点，也就是动动嘴嘛，总比那么多人实干强。不过自然向前网友会从贫道的帖子里总结出现在卖淫盛行的根子还在改革前老百姓的“恶习”中。　　

　 　

农村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临走时贫道给老宋说，听说你现在放了二十多只羊，过些天我来一起放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