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地方并不遥远的回声：人民公社带来共同富裕

云淡水暖

最近几年，早已经随着16个“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手印”的张扬而被宣布“死亡”的“人民公社”，陆陆续续在各种媒体上“最后的”、“唯一的”起来，草民起初有些奇怪，既然当初毅然一刀切掉了这个为诸多精英贤达所痛心疾首的“错误产物”，怎么近30年过去了，还在“最后的”、“唯一的”着呢。草民记得当初至今的主流说法是，集体经济、按劳分配模式违背农民的意愿，挫伤了积极性，只有单干能够解放生产力，既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还有什么理由“最后的”、“唯一的”着呢。

比如，《新京报》有标题“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求富实践：农民享10项福利”的报道，说河北周家庄乡是目前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周家庄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新京报》记者显得有些忧心仲仲或者不无揶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仍觉得集体经济缺乏相应的积极性。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中，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何去何从，依旧是个问题。”，草民就有些搞不懂这种“担忧”了，那些并非“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的黑砖窑、血汗工厂们当然是“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的产物，有没有“何去何从”的问题？

比如，《广州日报》以“探访伶仃洋畔的‘集体农庄’”为题，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从1976年村里开始实行大队一级核算，农业生产都分大队、生产两级管理，大队里的分配方式则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社员的收入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工分”计算。大体上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人均年收入保持在9000多元。崖口大队每年还会存几十万斤的储备粮，剩下的粮食以口粮方式分给社员。崖口大队的存在也有学者们在“担忧”着，一位“长期关注”的经济学博士预言“崖口村的乡村公社未来的生命力是脆弱的，…崖口乡村公社的前途堪忧。”

比如，《第一财经日报》以“内蒙牧民小范围游牧可能打破草原家庭承包制”报道，20世纪80年代推行草场承包时，白音塔拉嘎查（村）书记策登扎布挑了三块最好的草场共10万亩，没有分下去。考虑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在最困难的时候可以把全嘎查的牲畜带进去，平时这块草场的收益作为公共收益，每个牧民也都可以分享。以3至5户家庭为一个作业单位，组成20多个生产小组，几个邻近的生产小组再组成一个大的作业组。牲畜品种改良、疫病防治、防灾都是统一起来做的。遇到灾年草料不够时，还会组织牧民到200公里外的草场打草。集体草场的盈利主要用于牧民防病治病和开办学校。嘎查党支部还组织牧民学习先进的生产经营技术，出钱请城里兽医站或改良站的技术人员给牧民们讲课，办培训班，还购置了65台风力发电机，如今，全嘎查家家户户都看上了电视。

而在与中国大陆东北部的内蒙遥相呼应的雪域高原，“在那遥远的地方”，也传来了一个“最后”的信息，“中国联通网”上有一篇联通公司赞助的高原科学考察队的队员写的介绍，说“嘎措乡是西藏唯一还保留集体公社制度的乡，所谓公社制度，就是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的，这恐怕在全国也独一无二了。”，这位作者把嘎措公社也当成“最后的”、“唯一的”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描述道，嘎措乡位于藏北西部无人区边缘，平均海拔4780米，人口705人。2001年该乡人均收入3500元，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群众安居乐业。而《西藏新闻网》报道，全乡人均GDP超过6000 元，牧民年现金收入达3700 多元，人均拥有牲畜存栏达87只绵羊单位。这里民风纯朴，村民们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伪科学在这里没有市场。

西藏那曲地区曾经对包括嘎措乡在内的，或多或少以不同模式实行合作经济的乡村进行了比较，6种形式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牧民人均收入达到4741．7元，其中现金收入为3217元。二是以契约合同为纽带的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让16户贫困户的人均收入从不足800元增加到2000多元（其它人均数据不详），三是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合作经营经济组织，人均收入达1697元，其中现金收入837元。 四是股份制经营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人均收入达到190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900多元。五是以畜产品加工增值为主的城郊畜牧业，81户入股户户均收入4234．5元，人均增收941元。 六是其它类型的牧民合作经济组织，2005年由87人组成的3个施工队，共完成了283万元的投资项目（人均收入不详）。（《西藏新闻网》）可以看出，实行按劳分配的嘎措乡的人均收入和人均现金收入都是最高的，显示出比较强的优势。

问题在于，在这些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当初成为“唯一”或者“最后”的过程，是经过争论的。

比如，广东中山县1981年就开始在全县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除了崖口村以外，其他地方都实现了转制。中山县委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村里就集体体制要不要继续搞下去组织了连续3天的讨论，讨论的结论是：土地肥瘦不一，分地难。部分社员技术不全面，有些人只会放牛，最后统一意见：有本事的，自谋出路；靠集体的，继续走公社路线。

比如，1982年，周家庄也在讨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而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而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后来还是中央一领导点头“让再观察一下”。听说书记雷金河还找到时任河北省长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

比如，西藏的嘎措乡，1985 年，放牧员赶着2000 多只羊在湖边放牧，突遭狂风袭击，2000 多只羊全部刮到了湖里，放牧员舍身救羊，在救出30多只羊后，终因体力不支献出宝贵的生命。在人与自然抗衡面前，乡亲们深刻地认识到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难以抗拒频繁的自然灾害，只有联户联营才是出路。在牲畜归户、私有私养上，村民强烈要求保留集体经营、走共同致富之路。自治区鉴于村民意愿，破例让嘎措乡保持原有的集体经济。

崖口村靠县委的“开明”成为“最后的”，周家庄靠中央一位领导的“点头”和给省委书记拍胸脯得以成为“最后”，嘎措乡靠自治区“破例”得以成为“最后”，然这些不无争执和“侥幸”的“最后”们，却都活下来了，而且活得不差，而且真正地、实在地实践着共同富裕的理想，这恐怕并非偶然，因为“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手印”的们在参照着。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总在讲“一支筷子和一把筷子”的故事，也总在说“一盘散沙”的痛处，可能如同今日的媒体就多宣传“个人发家致富”，老师多举例讲“个人人生规划”一样，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吧。深奥的道理农牧民讲不出来，更写不出学者贤达们洋洋洒洒的论文，但“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嘎措乡的牧民们，用生命的代价懂得了一个道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难以抗拒频繁的自然灾害”，嘎措乡地处自然环境恶劣的可可西里边缘，首先考虑抵御自然灾害的因素，那么，非自然因素的灾害，比如市场风险，“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与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谁更优势些呢。

无论远近，无论南北东西，都传来了一个回声：凡继续坚持走集体经济、人民公社道路的地方，都是共同富裕实现得比较好的地方，不是指望个别“先富”的恩赐，而是显示“一把筷子”的力量，用时髦的话，就叫做“团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