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社会与政治研究领域存在两种不能让人满意的倾向，一是人们频繁引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概念来理解当前的乡村社会，一是人们抽象使用经济人和理性选择理论来理解发生在今天农村的诸多事件。这两种倾向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当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深入个案调查，缺乏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把握，以致于或者以为今天的村庄仍然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传统社会的样子，或者以为当前的乡村社会已与西方现代社会无甚大的差别，而可以不加限制地借用来自西方的学术工具对乡村社会进行分析。

笔者以为，若不能对当前乡村社会的性质作出清晰描述，乡村社会与政治研究将难以深入，发生在乡村社会的诸多事件也将难以理解。描述乡村社会性质工作的第一步是对当前乡村社会有一些细致而深入的个案考察，从考察当前农民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到考察农民行为汇集起来的行动后果，对理解乡村社会具有基础性的价值。最近两年时间，笔者作了些个案研究，又和仝志辉、吴毅等位先生多次切磋，以为建构理解乡土中国的概念体系是当前乡村社会与政治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就教于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同行。在本文中，笔者拟分六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为理解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些基本概念。笔者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陆续提出过一些试图理解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概念，本文的第一个部分即以笔者提出的这些基本概念来展开讨论，当然，这样的讨论基本上是个人经验；第二部分为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这对于理解当前非均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选择少数几维变量进行考察，既可以有深入的个案讨论，又可以根据变量因素的变动建立起分析和预测模型；第三部分为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理解个案农村或某一特定理想类型乡村社会的性质而发展起来的，但这种分析框架不止具有分析微观社会的作用，而且可能发展成为理解宏观政治与社会的框架；第四部分为建立起理解当前乡土中国理论体系的尝试，此方面系笔者个人无能为力，也贡献甚少的部分；第五部分试图运用前述概念理解当前村级权力合法性与村委会选举的关系；第六部分涉及到对当前乡村社会研究的评论，重点则是指出笔者个人当前在建构理解乡土中国概念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另有关于对当前乡村研究方法的讨论，留待下篇论文。

一、基本概念

笔者先后提出或者关注的一些试图描述或理解当前乡土中国的概念有：权力结构的模化、半熟人社会、社区记忆、村庄精英、派性、人际关系理性化、社会关联、村庄权力结构等近10种，“权力结构的模化”这一概念是笔者在江西贯村观察村委会选举时，为了解释村委会选举本身面临的两难而使用的一个概念，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国家顺应和迁就农民传统和现世的利益要求，表现在村干部的安排上，就是国家有意识地照应了村干部在农村姓氏和地域分布上的平衡。这种照应下的村干部平衡分配格局逐步精致化和固定化，便形成了村级权力结构的模化现象，在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仍然代表或表现着村民传统或现世利益小群体既得利益的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可能成为一种双面的力量，一方面，顺应了模化村级权力结构的选举会有效增加仍在迅速下降的村干部的权威，另一方面，破坏了模化村级权力结构的选举又会大大降低村干部本身就已不多的权威和村级组织本来已经不高的效能。[1]

“半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是笔者在江西调查一个大村（安村）的选举时，为解释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之间(或村庄之间)互不熟悉，缺乏足够竞选因素的选举必然形式化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笔者试图借“半熟人社会”这个概念说明，当前作为规划社会变迁后果的行政村已大大不同于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村的情况。在行政村中，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共享一些公众人物但缺乏共同生活空间，这样，“半熟人社会”就对理解当前发生在行政村(村委会)一级的事件具有重要价值，如自然生出的规矩转换为商议达成的规章，舆论压力变为制度压力，长老政治变为能人政治等等。[2]

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引起笔者的关注，起因于笔者在江西泰和县里村的村委会选举观察。里村是一个不大的山村，在井冈山脚下，国道穿村而过，地处三县交界。可能与三县交界和国道边上有关，这个小山村的宗族一反江西泰和县宗族复兴的盛况，似乎失去了对历史的记忆。在周边村庄大都建有宗祠和重修族谱的情况下，该村既无祠堂，也未修谱。与此相关，这个山村村民的宗族意识较弱，村民之间真正的互助止于堂兄弟。当村民之间的传统连带关系较浅的时候，村庄一些喜欢出头露面的精英（有些纯粹是因为喜欢出头，而非拥有资源）便在诸如选举和其它主要村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3]

笔者后来与仝志辉先生合作对社区记忆进行了清理，认为社区记忆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传统对当前村庄的影响，二是村庄生活的面向。在社区记忆强烈的村庄，历史上的诸多事项会对现实发生重要影响，例如以宗族划界，不同宗族的人们相互竞争，同一宗族则通过续修族谱、祭拜祖宗形成认同感和凝聚力。所谓村庄生活的面向，即村民对村庄历史的认同程度。当村民的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在村庄的时候，无论他从事何种工作或在何地工作，他都会记挂或惦念村庄的事情，他的梦总是回到村庄，他的人生也实现在村庄，他会在经济上和精力上关怀村庄与村庄的人们，他将村民对自己的评价看作最大的财富和最好的报偿。[4]

社区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社区记忆仍然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传媒和市场经济的日渐渗透，村庄边界日渐开放，社区记忆的断裂呈必然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理解当前村庄状况及其变动趋向的努力，就具有重要意义。

与社区记忆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村庄精英这一概念。所谓村庄精英，大致是指村庄掌握着较多资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村庄能人，这些人可以从授权来源分为治理型村庄精英(治理精英)，主要是村组干部这些体制内的人，和非治理型村庄精英(非治理精英)。简单地将村庄精英作以上两分当然是不够的，需要对两分精英进行考察。对治理精英的考察，十分重要的是其授权来源和掌握资源的类型，比如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村办企业如何，集体经济状况)，个人魅力及其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现况等等。对非治理精英的考察和对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互动的关注，与笔者在湖北荆门市黛村调查中发现“大社员”的存在有密切关系，所谓“大社员”，是指农村那些影响力较一般村民稍大，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人。但“大社员”并不一定就是有公益心和良好人品的人，而仅是具有影响力的“能人或狠人”，这样的人在中西部缺乏经济分层的农村可以说到处都是。“大社员”的发现，让笔者意识到，过去学界在谈到农村能人与精英时，过于注重诸如宗族头人和个体大户等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忽视了诸如“大社员”一类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正是由于“大社员”的细小琐碎和为数众多，构成了这类村庄中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互动的特质，比如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因为相互竞争激烈，地位的稳定性较差，而易于劣化，或者说易于被治理精英收买。分析村庄精英的类型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便因此具有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意义。[5]

在湖北劲村的调查中，笔者注意到“派性”这一民间广泛使用但学界缺乏深入讨论的词汇。笔者之所以注意到派性这一词汇和它借以表达出来的乡村社会村民分派斗争、持续上访的现象，系劲村所在镇的乡村干部和村民都认为劲村派性严重，村民甚至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派性是以无原则的斗争来告倒对方以达到自己一方“上台执政”的目的。派性与宗族十分不同之处在于派性斗争缺乏原则性，只要有利益，一些人就会勾结起来相互利用，他们组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临时性和偶然性，这种组合也很不稳定。最终，派性留下来的不是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利益群体，而是留下了相互拆台、告状的斗争习惯和斗争思维方式。显然，派性是村民在社区记忆断裂、社会关联不发达(以下讲社会关联)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当前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为一些地区的派性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和特殊机缘，这种机缘与文化大革命的派斗联系起来，就更为有效。[6]

有人用“派系”一词来表达村民在选举中构建组织体系以赢得选举的现象。[7] “派系”一词不如“派性”一词来得灵活，因为派系带有过强的稳定性，恰恰组织形式和相互联系的不稳定是当前农村派性斗争最为重要的特征。派性是在宗族这样的传统组织解体后出现的新现象，不能将宗派与派性混为一谈，这两个词汇可以描述不同村庄的内部斗争。派系大致介于宗派与派性之间。

以赤裸裸的利益联结为基础进行的权力斗争，不仅构成了派性的外貌，而且表明当前某些村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与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费孝通先生描述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用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杨善华等人考察认为，当前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能用“差序格局”予以表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大都让位于或被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所利用。他们用“差序格局理性化”来描述这一现象。[8]香港一位学者利用“工具化的差序格局”来描述当前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些农村村民目前的联系甚至止于亲兄弟或姻亲兄弟，已严重原子化，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都面对着严峻的利益权衡的挑战，所有的关系都被村民反思性地思考过了，正如一个30多岁农民所讲“我看这兄弟伙的也是平等的，所谓兄弟，跟一般人没有两样”，[9]自然的血缘关系被证实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农村受到基于西方文明的强大传媒的冲击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双重冲击(机会的和资源的)的情况下，村庄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是一个总的趋势，传统人际关系越来越缺乏生存下去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提出“人际关系理性化”这一概念，以为更能准确描述当前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动趋向。[10]

为了这一步描述当前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为了描述村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获得他们自已秩序能力的状况，笔者对涂尔干的“社会关联”这一概念稍作改造，借用过来，表达村民之间相互关系链条的长度和强度。在传统宗族社会，强烈的同宗意识可以让一个宗族的所有人一致行动，因此有大规模的宗族争斗。随着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村民的一致行动范围止于兄弟及最为亲近的姻亲群体。在传统宗族意识解体的同时，村庄现代的人际联系可能发展起来，特别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分层和同事同学联系基础上的权威服从关系和一致行动能力，可能弥补传统人际联系削弱后产生的不足。

不过，就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有些麻烦。一方面，传统的人际联系即社会关联能力已不可避免地消失掉了；一方面，现代的社会经济分层难以发展起来，这既受制于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利处境特别是资源缺乏的困境，又受制于农村的经济社会精英大都会到村庄外面发展，他们并不关心村庄事务，或者说，那些有影响村庄能力的人并无影响村庄的意愿。其结果便是村民的原子化，这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如无力抗御乡村组织的过度提取，无法对付村庄内外的地痞，无力达成经济的公共协作。总之，缺乏社会关联的村民无力构造属于自己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11]

以上所述，均为笔者理解当前村庄性质的一种努力。这些概念之间肯定有着诸多联系，但笔者到目前为止未能清理出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体系。总的来讲，这些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最为基础的层次即为决定村民个体行为倾向的层次。这一层次的概念只有“社会记忆”；第二个层次为描述村民个体之间关系的层次，分别为“人际关系理性化”、“社会关联”、“派性”等；第三个层次的概念以描述村庄结构作为努力方向，如“半熟人社会”、“村庄权力结构的模化”、“村庄精英”等。本来这些概念大都是些描述性的概念，但自“社区记忆”始，以上大多数概念在描述具体村庄时，其内涵都处在不断的变动中，这就为这些描述性概念增加了分析性的内容，并为最终将这些概念改造为分析性概念提供了可能。

二、理想类型

在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非均衡十分普遍的背景下，利用两维或多维因素建构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十分有用。特别有价值的是只要选择的分析因素恰当，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不仅不会形成僵化的分析模式，而且可以建立起灵活的具有未来预期能力的分析模式。笔者为不同的目的，曾三次构建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以为对于理解农村社会有重要价值。以下列举说明之。

笔者首次运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是关注乡村秩序状况，当时选择了三组变量，即从农民被剥夺状况、主导意识形态、国家行政能力三个方面各分两组，组成一个8分的组合，然后逐一考察这8分组合内部的乡村秩序状况，并分析认为，当前农村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和国家在农村的行政能力均大大降低，国家必须同时降低对对农村社会的提取水平，否则农村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笔者在结束全文时说到“构成这种危险的具体因素在当前中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处于现代化转型现阶段的中国的具体国情；第二，国家现代化现阶段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第一个方面构成了乡村秩序的基本处境，第二个方面则成为中国在应对艰难险阻的现代化征程中能否表现出智慧与能力，这已成为关键性因素。”[12]

以上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对农村社会总体状况作的考察，缺乏对中国乡土社会内部的区域性考察，因此不能建立起对乡土中国性质本身的分析能力。笔者在江里村调查时，曾从村庄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类型两个村庄内部的维度对村庄社会性质作了考察。[13]具体地，笔者从村庄社区记忆的强弱和村庄精英的类型，得到以下4种理想类型：

传统村庄精英现代型村庄精英

笔者逐一考察了每一种理想类型在当前中国农村可以找到相近例子的区域，指出各种理想类型村庄村民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不同处境，这就可能较当前将乡村社会(特别是村一级)的分析看作一个整体单位有了极大的不同，而真正进入了村庄的内部。

在后来写作的同题论文“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的最后，笔者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上述四类村庄都还存在，它们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流动的。这种流动主要如前所述，是村庄记忆总的来讲日趋断裂，即便是Ａ、Ｄ两类村庄也是如此。毕竟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力量还是太强大了。而从村庄精英类型来看，则一方面因为中国农村社会过于庞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仍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此一来，村庄的性质便会发生新的流转。也就是说，代表将来农村村庄流变方向的，可能是A、D类向B、C类流转。其中特别重要的是B类村庄性质及这些村庄将来的发展方向。”[14]

在完成以上研究后，笔者通过对湖北荆门一些个案村的调查，将以上B类村进一步归结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并对B类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模型。这个模型将在下一节详细叙述。

针对当前村一级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不仅成为一个严峻的实践问题，而且成为学术界颇感棘手的理论问题的现状，笔者认为，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的情况下，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来抽象谈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措施，甚至不会有一种统一的办法来理解当前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现状。为此，笔者试图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必然要干预村庄社会，和村庄内部不同结构与性质状况对此种干预之回应等方面，建构一个理解不同类型村庄内部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状况的解释框架。具体地，笔者从村庄是否同质和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有无足够经济上的吸引力两维村庄内部的因素，建立起了一个4分理想类型的村庄列表：

所谓同质村庄，是指村庄内部的各种群体界线不太明显，在大多数时候，各种群体无力单独构成对村庄生活的重大影响，表现在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上，各种群体的政治与利益诉求大致相近，并无大的冲突。所谓异质村庄，是指在村庄内部存在诸多界限明确的村民群体，不同的群体之间往往有利害冲突或不同心理需求，表现在与村干部的关系上，各种村民群体都有相当不同的政治或利益诉求，诸如在宗族意识强烈的村庄中的传统宗族界限，生产生活条件不一致所产生的地域界限，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有了激烈冲突之后形成的年龄界限，等等。村庄是同质还是异质，对于村干部本身的构成包括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状况有重大影响。在同质村庄，因为村民对村干部的政治和利益诉求大致相同，村民就不太关心由哪个群体的人(哪个姓或哪个村民小组的人)出任村干部，而关心哪些村干部更能够为他们带来整体的利益。但在异质村庄，村民就会特别关注由哪个群体的人出任村干部。换言之，在同质村庄，村民对村干部的诉求持一种普遍主义的态度，而在异质村庄，村民对村干部的诉求持特殊主义的态度。表现在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关系上，在同质村庄，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发生冲突，他们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大致会分别援引来自乡镇和来自村民的支持，而在异质村庄，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因为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他们的冲突便可能转而向村庄内部不同群体进行诉求。也就是说，在同质村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冲突倾向于以乡镇与村民划界，而在异质村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冲突倾向于形成村庄内部的分裂。

构成以上理想类型的另一维村庄内部的因素是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有无足够经济上的吸引力。当村干部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时，村庄精英根本就无出任村干部的经济动机，这时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冲突，便缺乏经济上的理由，他们不大会愿意为了没有利益的事情而得罪私人的关系。当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失去了吸引力的时候，并不是说村干部就没有人愿意当。一些赢利型经纪甚至直接就是一些地痞愿意出任村干部，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若由这些人充任，其冲突就会无序，村庄事实上处于瘫痪状态。当村干部职位对村庄精英具有吸引力时，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显然，以以上两维因素建构起来的4种理想类型的村庄内部，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便有着相当的不同。笔者在此篇论文的最后写道：“A、B、C、D四类村庄为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两者关系的性质提供了不同的发生机率。A类村庄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外向型的村庄；B类村庄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内向型的村庄；C类村庄是一种不正常的矛盾内向型村庄，是一种带有半瘫痪可能的村庄；D类村庄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矛盾外向型的村庄，事实上是具有很大瘫痪可能性的村庄。”

以上从4种理想类型的区分讨论其内部的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关系，就为理解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仅如此，随着农村“近年来普遍出现的经济不景气，促使A、B两类村庄向D、C两类村庄转化，这就开启了一个相当危险的方向。而用发展的眼光看，异质村庄在向同质村庄转化，这样一来，我们便可能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建立起农村村党支书与村委会主任关系发展方向的预见能力，这种预见是，若不改变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村干部的经济处境，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会越来越向无序的方向发展，而非沿着乡镇政权和村民群体对立的方向发展。”[15]

从以上列举的两个关于理想类型的例子可以看出，选择一些村庄内部的因素作为变量，建立起对农村社会内部的理想类型区分，不仅可以对乡土社会进行分区域的深描，分析在选择的控制变量下乡村社会的性质与状况，而且事实上有了通过建立理想类型之间的流变关系，而把握全部乡村社会性质的可能，在这种理想类型分析框架下，个案研究可以找到宏观背景下的位置，关于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了进一步展示自己价值的机会，对于理解当前转型期乡土中国性质大有用处的一些分析框架也有了展示自己的特定场合。总而言之，理想类型的划分对于深入到村庄内部研究村庄，对于真正认识村庄社会性质，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些研究恰恰又为政策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基础。

三、分析框架

以上关于基本概念和理想类型的讨论，均涉及到展开乡土中国性质的分析框架这一重大问题。从当前笔者已做工作来讲，这些分析框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微观层面如何理解村庄权力结构，一是如何将微观的村庄分析与宏观乡村社会发展的分析勾连起来。前一个方面的分析相当于对每种特定理想类型的描述和解剖，后者则试图借不同理想类型的内在流变关系，建立对理解转型期乡土中国整体的理解。

在微观方面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努力，笔者主要是通过两个个案进入的，这两个个案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江西贯村调查，一是湖北黛村调查。在贯村这种宗族势力强盛的村庄，村干部的分配状况与村干部本身的合法性具有重要联系，诸如选举一类的事件，也必然要对村干部在不同宗族、不同自然村的分布作出回应。当村干部长期以来按某种惯例固定分配在不同宗族和不同自然村，且村民事实上形成了对这种村干部的分配格局的认同之后，便形成了村庄权力结构的模化即村干部需要按一个已经形成惯例的模式进行分配，否则就会引起一些人和这些人组合起来的小集团的不满，这种不满会产生一种抵消村干部权威的力量，特别是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

在当前的乡村，权力结构模化的现象似乎还普遍存在。仝志辉用“村政精英均衡”来描述这一现象，梅志罡则用“均势型村治”来描述此一现象。[16]

村庄权力结构模化的形成与农村社会的传统因素有密切关系。[1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改变了农村社会运作的经济基础，由于革命时间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传统正在迅速消失，社区记忆趋于断裂，甚至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普遍存在的权力结构模化现象开始消解。但在诸如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浙江等省的一些传统因素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重新复兴的地区，情况有所不同，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前。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因素成为消解这些传统复兴地区村级权力结构模化的力量，一是随着农业体制性活力的逐步耗尽，干群矛盾逐步成为主导矛盾，村庄内部的分化被掩盖起来。二是1990年代开始且日渐强化的村委会选举。假若在任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及他们代理乡镇意志所获得的不良形象对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本身的消解，与选举这一新生的村级权力来源的改变之间建立起平衡，就可能成为真正消解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的力量。那些代表村民利益的人们会成为新的村级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可能成为抑制乡镇政权不良行为的有效力量。

在以上两者之间建立平衡的难度较大，以至于往往不是前者就是后者取得了优势。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倾向：若村委会选举是开放的而村民仍然以姓或片来划界，则村委会选举几乎肯定会对大姓或强片有利。小的利益集团会感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忽视。假若这个小的利益集团也是一个强悍的少数，他们就可能不服从新选出来的村干部的权威。若干群矛盾较为激烈而村委会选举走过场，村民对村干部和乡镇政权的不满就会积累下来，这不仅构成了破坏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的力量，而且构成了破坏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力量。

换句话说，以上诸种情况都显示出对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的消解或破坏。这时候，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本身大都已失去了延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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