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的实践与变迁

——以河南周口农村调查为例

一、

文化尤其是价值观是如何传承的，及是如何变迁的，这好像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文化和价值是相对独立的，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甚至通过书面文字来传递。一旦文化是可以相对自主、独立地传递，我们仅需要对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考察，看其中的延续性与变迁状况，我们似乎就可以把握住了文化的传递。我们都知道，教育、电视、市场经济、村庄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实践都会对文化传递产生影响，但要在其中建立可操作的关系却颇棘手。其中关键是，文化和价值的传递并非仅仅是靠灌输和宣讲，而是要在生活中自然习得。文化与价值的习得是极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的全部生活中所有环境因素潜移黙化的影响有关。

二、

在农村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对传宗接代的态度相当不同。建国前出生长大到1980年代做爷爷奶奶的一代人，他们在旧社会长大，因此习得了强有力的传宗接代的价值，他们不仅自己要生儿子，而且一定要自己的儿子生儿子，只有有了孙子，他们才认为人生圆满，才死可瞑目。建国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生在新中国，生在红旗下，虽然受父母一代的影响，认为生儿子是必须的，却已在强度上大打折扣。尤其是男女平等观念已经深入心中。改革开放以来出生一代人则往往对生男生女态度暧昧，在相当部分地区的农村，允许生第二胎却只生一个女孩的情况相当普遍。表现在计划生育上面，1980年代，建国前出生长大的一代人正是爷爷奶奶的年龄，他们强烈要求自己儿子再生儿子，偷着生、躲着生，不怕罚款不怕扒房子也要生。这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严厉，有些强制措施现在想来不敢思议。到了世纪之交，建国后出生长大的一代人当了爷爷奶奶，他们对是否生孙子无所谓，改革开放以来长大一代人就更加感受不到非得生儿子的压力。

也就是说，从生育观念上讲，仅仅三代人，农民的生育观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对一个家庭的三代人来讲，建国前出生长大的爷爷奶奶天天在念叨，他们有着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诉求，他们的诉求却没能在代际之间传递，而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即在代际之间发生了逆转。决定这种逆转的显然是家庭以外的力量。

三、

代际责任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存在严重的代际剥削，父母明知道代际之间的这种剥削，他们却乐于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父母应该为子女作贡献”的意识形态。为什么？

在周口市郊农村调研，农民说，生儿子不如生女儿划算。从划算的角度看问题是理性的态度。这种理性态度可以防止对父母不利意识形态对父母行为的支配。生女儿划算，是因为女儿对父母孝敬，在养老义务上，女儿甚至超过儿子。没有女儿不体贴父母的，而很少有儿子体贴父母。女儿婚嫁很简单，父母几乎不用操心。儿子则不同。生儿子，父母不仅要为儿子建房，而且要出彩礼，要办婚礼，要帮忙带孙子。“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三个儿子只能骨瘦如柴，因为为儿子操办婚事花费太多。不过，至今周口市郊农村，农民仍然要生一个儿子。他们认为，生三个儿子不如生三个女儿；生二儿一女不如生二女一儿；最好是生一儿一女，儿女双全。没有儿子不行，儿子太多也不行。生一儿一女最好，是从传宗接代与代际责任之间综合平衡考虑的最佳结果。

即使生女儿，父母也要为他们承担婚嫁责任，虽然女儿出嫁，男方要送彩礼，彩礼的钱却不会留给女方父母，而是归女儿掌握。女方父母“谁都不会让自己的女儿空手出门”，而会为女儿置办嫁妆。但相对为儿子建房出彩礼和办酒席，嫁女儿的责任要小得多了。

将子女养大，娶媳嫁女，无论负担多重，责任多大，父母都得完成，因为这是人生任务，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且必须完成的任务，若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自己就枉活一世。不能完成人生任务，人生意义就没有了。人的价值就没有了。正是这个人生任务，促使父母宁愿骨瘦如柴也要竭力劳作。人生任务是父母生活的精神支柱。只有完成了人生任务，父母才能理性考虑自己的生活。周口农民杨念仑生了三个儿子，现在第三个儿子已经结婚，他说，现在完成了人生任务，接下来就要准备自己的了。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减少孩子的负担。

周口市农村，超过60岁父母，夫妻存款超过两千元的极少，这与他们动辄为子女婚嫁出资数万元形成鲜明对比。父母年龄大了，不再种田了，子女开始供养父母，供养费用一般为600斤麦子，每月10元零花钱。每月10元零花钱，相对父母为子女婚嫁的以万元计的花费，实在是太不成比例。

杨念仑现在才55多岁，他说将来老了不能指望子女，尤其不可能指望子女给太多零花钱。他要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为自己准备养老钱。

四、

杨念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任务已与父母一辈有了差异。他父母一辈关心的更为长远，尤其关心是否生孙子，能否传宗接代，杨念仑虽然也希望至少生一个儿子，为什么非得生儿子，及儿子是否再生儿子，就不再是自己关心得了的了。

最为重要的是，杨念仑为什么会有人生任务的压力，为什么要在完全人生任务以后才“为自己准备”养老费用，及为什么要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或杨念仑是如何习得人生任务的？

杨念仑说，30年前，自己也没有想什么人生任务的事情。信阳农民孟祥富说，在儿子还小时，也没有感受到为儿子娶媳妇的压力，儿子长到十四、五岁，突然就感到了这种压力，因此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以为儿子娶媳妇准备基础条件：建房、彩礼和办酒席花费。

看来，人生任务的习得，为子女婚嫁压力的形成，是随着年龄增加而自然形成的，是一个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过程。

五、

问题是，杨念仑、孟祥富，或一般农民是如何习得人生任务，如何接受人生压力，及如何成为了这个文化践行者的。人生任务并非与生俱来，也非一成不变的，及这个人生任务是如何神奇地添加到父母身上的？过程与机制如何？

六、

嫁到李楼村的马小媛是附近马庄村人，马小媛排行老二，姐妹三人，姐姐和妹妹都已出嫁。但马小媛父母仍在为三个女儿操心，其中为大女儿和二女儿（即马小媛）各盖一栋²楼房，小女儿不愿要农村的房子，父母为她在市区买了一套商品房。马庄是城郊村，涉及征地和拆迁，有比较多的征地拆迁补偿，马小媛父母将这些补偿都用在女儿身上，为她们置办产业。马小媛说，父母总是对子女好的，为子女操心的。他们不是只顾自己享受。没有儿子，就将全部的人生任务压力所产生的动力转移到女儿身上来了。

有趣的是，马小媛父母为什么不招上门女婿，或从兄弟那里过继侄子来继承香火？调查得知，至少在建国后，周口市农村很少过继或收养以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也几乎没有招女婿上门的习俗。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农民可以自由生育，若没有生儿子，可以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在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一般也可以生至少一个儿子，若如马小媛父母生了三个女儿，他们也绝不过继和收养，因为已有了女儿。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没有强烈的传宗接代观念和香火意识，养好女儿，为女儿提供良好的成长条件，甚至在女儿出嫁后为他们置办产业，就成为他们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好的凭借。这里的人生任务不再是传宗接代而是对子女的责任。这是惊险的一跃。

七、

马小媛父母一辈人的人生任务辞典中已经少有传宗接代的内涵，其中重要一点正在于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接受的教育中，有着对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的批判，男女平等的教育，科学的倡导，唯物主义的宣传，等等，这样一种总的文化实践，就对这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也有村庄内的父母一辈文化实践的影响。所有关于人生任务的规定性，总是在这种复杂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文化实践中潜移默化形成与获取的。我们要考察农民人生任务的获取，就应当考察他们所处文化实践的总体的现实。由强大的现代性所支持的关于男女平等的教育，使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开始取代（并不完全而只是开始）传宗接代的观念，为子女完成婚嫁任务取代传宗接代任务。过去的人生任务是有历史感的，是从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是绵延有力的，是超越性的，是神圣的，是本体意义上的，是与传宗接代和香火延续相联系的。现在的人生任务则只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是一项不明所以的缺少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具体任务，是为子女做自己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既无历史感，也无神圣性。

也就是说，传统的具有浓厚传宗接代任务和香火延续观念的文化实践的消失，现代性的全面进入，使农民的人生任务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建国后农村文化实践的巨变形成了两代人关于人生任务的不同规定性，从而形成了重大的农村社会文化变迁和农民价值变迁。

八、

周口市自2002年推行火葬，农民不愿火葬，而采取偷埋的办法，往往是在人去世当晚，召集自己最亲密的人来偷偷地土葬，不留坟头，当然也不办葬礼。

农民偷葬政府当然知道，主管殡葬的民政部门要管这事，便来查办，借探测器来探，探出后扒尸火化。扒尸火化是相当不人道的，是让丧户极为愤怒的，是很容易起冲突的。民政部门扒过几次坟，起过几次冲突，尤其有一次民政部门扒错坟，因此起了大冲突，民政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不再管这事了。一方面是政府强制火葬政策，一方面是农民都是偷埋土葬，相安无事已多年。

但这并不是说火葬政策是无效果的，其效果不是在农民是否按火葬政策去办，而是农民绝不敢于大张旗鼓地土葬。一直以来，丧葬都是农村社会（也许应是任何社会）中最为重大的仪式，是阴阳两界，是生离死别，是人生结算，是联系亲友的大事，甚至是人生的竞赛。“生养死葬”，这个死葬，实在太重要了。

强制火葬政策使农民只能偷埋，而不敢办丧事。因为不敢办丧事，没有葬礼，有人去世几个月，本村人竟然也不知道，因此有人说，现在人死还不如一条狗。三年后当然可以补办葬礼，但人已去世三年，过时景迁，感受大不一样，这样补办的丧事，只是形式上补了，情感上和价值上与真正的葬礼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三年补办葬礼也越来越少了。葬礼消失了。

九、

葬礼的消失是一个重大事件。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葬礼是缅怀，是纪念，是回顾历史，是展望未来。葬礼是纪念死者，教育活人。葬礼取消了，甚至有农民为此欢呼说不办葬礼减轻了负担，是好事。但葬礼的取消，对农村文化实践，对农民价值的影响，极大极大。

回顾一下葬礼，在建国前，葬礼是与传统文化，是与迷信联系在一起的，是最能调动人们的神圣感和神密性，最能打动人、触动人，最能建立超越性价值的仪式，是极终关怀，是人生意义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建国后，移风易俗，葬礼也简化了，但革命的仪式也是隆重的，是审慎的，是高度庄重，因此也是超越性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退潮，国家放弃了对红白仪式的管理，丧事再度交给民间（主要是道士）来办。无论传统办法还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葬礼，都是有着严格秩序有高度象征的极其严肃的大事，而不是儿戏，因为这涉及人生意义。人活得有意义。

现在，葬礼既无国家来管，也无民间来管，而是随意来办，这样就丧失了基本的礼仪，礼仪丧失，就使当前农村文化实践全都只是功能性、工具性的，而缺少了价值性的内容，其后果是，人既不畏惧未来，又不去考虑过去。人的意义就只有当下。这样一个失去了历史感，失去了未来感的文化实践，就恰恰将文化消灭了。

十、

殡葬政策达到如此效果，显然是殡葬政策的极大错误。而影响当前农村文化实践的显然不只是一般的政策。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市场经济的渗透，各种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村庄文化实践已远不同于传统时代。传统文化实践中，给人以预期、以期待、以超越性力量的因素都已消散，农民习得的人生任务与代际责任也都会被理性力量所取代。那个时候，或许村庄和人都还硬硬地在那里，但人们的想法变了，村庄社会也变了。一旦如此，中国农村，就将面临再次的巨变。

2011年8月14日上午于九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