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14日，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对于有些人来说，应该是有重大意义的。47年前的今天，西历1964年5月14日，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因病逝世，年仅42岁。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过不少影视作品和文字作品反映焦裕禄的事迹，但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了解他。在这里，我不想重新讲述一遍焦裕禄的经历，只想引用当年焦裕禄追悼会上，兰考县一位农民说过的话：“俺的好书记，你是为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十多年前，我曾去过位于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恰逢5月14日，参加了焦裕禄的纪念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之所以要说到焦裕禄，是因为前几天参加了一个活动，由北京市和东城区举办的“道德模范现场交流”。出席这一活动的主角是北京市近年来出现的一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其中有见义勇为的城管，有多年背着残疾同学上学、放学的中学生，有孝敬老人的儿媳妇，有对病瘫妻子不离不弃的检察官。还有爱岗敬业的医生，热心捐助社会的退休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山区邮递员，等等。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出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他们大都做出了平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对他们个人进行表彰，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传，的确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当今天的人们日益感受到社会道德缺失的时候，这种对有德之人、有德之行的表彰，显示了有关方面对这一现象的重视，以及挽救这一社会不良现状的努力。
面对社会的道德缺失，我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倡道德、弘扬道德的做法表示肯定。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这只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条腿。鼓励民众讲道德、践行道德规范，只是应对社会道德缺失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不久前，我听一位地方上的中层领导干部说：在民众那里推行道德会遇到一个问题——当出现了一个贪官，很多培养公众树立道德意识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至少也要大打折扣。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如果官员缺乏道德素质，单凭提高民众道德修养这一条腿，难以改变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状况，必须两条腿走路。
提高民众的道德素养，的确是中国的传统，但这一传统是有特殊含义和明确目的的。从三皇五帝时代尧把天下山让给注重孝行的舜，就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要求。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说“礼崩乐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官的群体过于注重才能，诞生了一大批苏秦、张仪、李斯、吕不韦这样才华出众但有很大道德缺陷的官员，使得社会只能靠高成本的严刑峻法来管理，而忽略了道德自律的低成本管理方式。汉朝对于先秦重才能、轻道德的做法有很大的弥补，“举孝廉”在汉朝出现，就是在民众中广泛提倡道德的表现之一。但是，“举孝廉”的目的依然主要是选拔官员，它把官员的道德要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汉朝“举孝廉”的做法也产生了副作用，即，道德做秀的虚伪表演也较多地出现。
三国时期，曹魏回到注重才能、轻视道德的状况。曹操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确表现了他重视人才的迫切心情，但是，曹操“宁负天下人”这一自身的道德缺陷，以及对孔融之类有德之士的狭隘态度，影响了曹魏事业的发展。诸葛亮在那个时代，是德才兼备的典型，只是因为没有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未能成就大业。隋朝全面开始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德行与才能并重的一个方式。此后，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多有改革，目的都是有效实现官员群体的道德与才能并重。这样一个简单分析能够使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注重道德的传统，首先是针对掌握社会权利的官员的要求。它与对民众的道德要求有着一致性，即，民众间有德有才的人士，也能制度化地走上管理社会的岗位。因此，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育民德必先修官德》说到了点子上。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状态，有关部门表现出担心，并且试图采用各种办法，尽量及时挽救道德缺失的现状，对此，我表示高度理解。但是，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官德不修，只注重民德，效果是有限的。而且，注重民德，也应该让民众间有德有才之士，能够与社会管理层实现对接和流动，避免让民众践行道德规范成为“自娱自乐”的状态。甚至更不应该由政府部门担任民众道德品行的裁判。这也是本文开头提到焦裕禄逝世纪念日的原因。当民众中间涌现很多“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时候，我们的官员又做的如何呢？就近几十年而言，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之后，我们有多少官员能够成为道德品行高尚、业务能力出众的榜样？
对于中国官员群体当前整个道德状况的面貌，本人因没有充分的调查，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是，从民众普遍反映的腐败现象，以及经常暴露出来的贪赃、自私、包养情人、铺张等现象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说，当今中国官员群体的道德面貌，并不能令中国民众有较高的满意度。虽然那些极为恶劣的贪腐官员并不占大多数，很多官员还是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工作，但是，对于官员群体道德修养重视不够，也是当今中国的现实。近几年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要提高干部的道德素养，前不久，习近平说：“要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的确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当人们说需要制度建设的时候，事实上，如何保证德才兼备的干部能够不断涌现，的确需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而在民众中间提倡道德、树立道德标兵，可以作为相配套的措施。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不是解决社会道德缺失的根本。简单说，中国更需要大批像焦裕禄那样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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