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石油时代的农业展望：北朝鲜与古巴的启示
本文原文发表于美国进步杂志<<为了一个正面的未来>>(Yes! For a Positive Future) 2006年夏季刊. 英文原文可见于 http://www.yesmagazine.org/article.asp?ID=1462
后石油时代的农业展望：北朝鲜与古巴的启示
全球化国际论坛 文佳筠
石油产量峰值[1]（peak oil）的到来是勿庸置疑的事，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极度依赖于廉价的能源与长距离的运输——美国所消费的食品平均经历了1400英里的长途跋涉。石油产量峰值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饥饿呢？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具有预演性意义。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一个面临着饥荒，一个粮食充足，前者是前车之鉴，而后者则是可供效仿的榜样。
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针对古巴和北朝鲜力度增大的贸易禁运，北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它们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部分要归结于运气：古巴的气候使其人们可以依赖相当有限的粮食定量配给而存活下来，而对于北朝鲜而言，在其严酷的冬季，同样的粮食定量配给却是过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实施的政策。在危机面前,北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实施了一种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
北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饥荒是近些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灾难之一。人们一般把它归因于金正日政权的失败。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但是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却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随着石油产量峰值以及其后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许多国家也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
北朝鲜是依照着绿色革命的模式来发展其农业的，这依赖于技术、进口机械、石油、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这使得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 八十年代北朝鲜城市人口就已高达70%,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30%. 尽管从七十年代起北朝鲜就出现了土壤板结和土质下降的迹象，但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为其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随后，苏联集团在1989年突然解体。石油、农业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所发生的饥荒。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1998年11月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
“北朝鲜高度机械化的农业面临着一种严重的窘境，因为其4/5的机动化农业机械和设备由于荒废以及缺少配件和燃料而无法使用。······事实上，由于找不到运输卡车，已收割的粮食被长期堆放在地里。”
北朝鲜没有作出太多应对危机的根本改变。死守现状加剧了持续到现在的粮食短缺。
古巴曾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古巴面临的挑战甚至更大。在1989年以前，北朝鲜在粮食生产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而据估计，古巴有57％的粮食要靠进口[2]，这是因为其农业，尤其是其国有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食糖产业化大生产。在苏联解体和美国加紧其禁运之后，古巴的贸易损失了85％，而其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农业投入（化肥，农药，石油等）减少了50％以上。在随后发生的粮食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有些地方，每天的粮食配给量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两片面包。古巴针对这种情况发起了全国动员以重建其农业。
现在古巴的农业包括有机农业、永续农业、城区菜园、畜力以及生物性肥料和害虫管理，是这些多种形式的混合。就国家的层面而言，古巴现在可能拥有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1999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
甚至早在1990年的危机之前，古巴科学家起初为了解决化学制品的大量使用而带来的负面效果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就开始研发生物杀虫剂和生物肥料来取代化学制品的使用。在早期生物制剂试验基础上, 他们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计划，第一个阶段发展小规模的、地方化的生产技术；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则是发展半工业化和工业化的技术。这一基础使得古巴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的时候能够快速地大量生产出取代农业化学药剂的替代物资—在80年代末第一阶段的科技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自1991年以来，古巴己经建立了280个中心来生产生物制剂，它们利用当地所特有的技术和物资[3]。
虽然一些替代技术的开发一开始只是为了取代化学制品的生产，但是它们现在已是一种更整体性的农业生态学的一部分。科学家和农民已经认识到了高产出的单一耕作中存在的不平衡，并正在改变整个体系。与绿色革命所提出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不同，农业生态学力图使耕作应地制宜。它设计出各种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系统采用互利的农作物品种和适合当地的种子，利用地形学和土壤条件，保护土壤而不是耗尽地力[4]。
农业生态学采取了一种系统性的方式，它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利用了来自环境科学、经济学、农艺学、伦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其培训计划将50％的时间用在了手把手的教学上。参与式方法的广泛采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态学知识的传播、产生和扩充。简而言之，农业的研究与培训过程也变得更加有机化[5]。
制度上的改变使这种转型更加容易。大型国有农场被重组成规模更小的集体农庄，以便于使用那些新的劳动密集型的、地方化的农业方法。从农场工人到有技术的农民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就可持续农业生产而言，许多新建立的集体农场还落后于有着多年历史的农民合作社，但各种计划正在帮助它们迎头赶上。
古巴的研究和教育体系在这个国家的再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1960年以来的平等政策以及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消除了文盲。在拉美，古巴工人受教育的程度 是最高的—古巴人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九年级, 1/8的古巴人有专业学位, 1/15的古巴人有大学学位。这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为古巴向知识更加密集的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作好了充分准备。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的农业教育是以绿色革命的技术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使许多农业技术人员在缺少化学产品、机械以及石油的情况下变得束手无策。作为对策，各所农业大学新开设了农业生态学培训方面的课程。一个全国性的中心被建立起来以支持新的研究以及满足农村公社的培训所需。现在，各种课程、会议、研讨会、田间教学、演讲以及经验交流都为农民组织起来。符合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原则的许多传统耕作方式一直在一些农民及其合作社中保持着, 在向生态农业的转型中这些传统方式得到复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流被广泛用来促进彼此的学习。
石油产量峰值的到来将动摇全球粮食体系的基础。古巴和北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历过的困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会面临的未来，无论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已经状况堪忧的农业部门，还是北方国家中享受高津贴的农业。古巴的农业表明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在对农业和粮食体系进行适当重组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而同时减少化学制品的使用是可能的。
我们不太可能象古巴和北朝鲜那样突然遭遇石油产量峰值的情形，苏联及东欧解体之后，两国来源于化石燃料的农业投入(石油,化肥,农药等)一半以上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石油及其衍生品的价格将逐步而稳定地提高，使得传统的化学制品的使用日益变得让人负担不起[6]。这是我们相对于古巴和北朝鲜而拥有的优势——几乎没有人预测到了苏联集团会突然解体，但我们却知道石油产量峰值即将来到并有时间作好准备。我们同样也有不利的方面：石油产量峰值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很有可能因为全球变暖而变得更加严重。所以，我们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不大可能有足够的国际援助来帮助人们度过这一紧急状况——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来处理这一问题，或者大自然将来收拾我们。
不仅仅政治家，普通民众也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我们是应该努力维持目前的体系(绿色革命后对廉价石油及其衍生品高度依赖的食品体系)，使局面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还是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改革措施来避免灾难？这种选择可能将决定我们最终会实现一种像古巴那样的可持续农业，还是遭遇像北朝鲜那样的灾难性饥荒。
[1]石油产量峰值意指由于全球有限的石油储量, 石油产量在达到最高峰后不可避免的下降. 根据某些保守的估计, 石油产量已经或者将要在近期内(2005-2010年)达到峰值; 哪怕乐观的估计也预测石油产量将在一二十年内达到峰值.
[2]皮特·罗塞特：《另类农业的成功：古巴案例》，《每月评论》50：3，1998年7/8月号。
[3]尼尔达·佩瑞兹与刘易斯·l.瓦兹奎茨：《生物方法的害虫管理》，见于《可持续农业以及抵抗:古巴粮食生产的改革》(译者注: 抵抗意指对美国贸易禁运的抵抗)，费尔南都·菲尼斯等人编，由位于加州奥克兰的非盈利组织”粮食第一”于2002年出版。
[4]米格尔· A. 阿尔蒂利：《古巴农业生态学的原理与策略》，出处同上。
[5]刘易斯·加西亚：《农业生态学的教育与培训》，出处同上。
[6]这一情况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90年代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同时化肥和农药价格平均每年上涨10%以上. 这其实是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
插图以及文字说明：
石油匮乏之后的北朝鲜
北朝鲜chongin的一家托儿所。这个中心为孩子和奶妈提供一顿健康和高蛋白的午餐，此外还补充一些紧缺的食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灾难性的饥荒突显了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不可持续性。
石油匮乏之后的古巴
一位妇女在社区的菜园里耕作，菜园包括各人的小块份地以及面积更大的社区所有的土地。
古巴通过发展可持续的农业和社区的自给自足而走出了困境。
“当我们遇到灾害的时候，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针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各种反应。近十年来，专门为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这十年我的妻子一直领导着这一机构）收集大量关于这些应对行动的资料一直是我的目标。我也试图着眼于人类所共有的情感来窥探不同的文化。”——上面两图的作者汤姆·哈斯科尔（他的图片库网址为www.haskellpix.com）
插图文字说明：
《可持续农业以及抵抗:古巴粮食生产的改革》费尔南都·菲尼斯、刘易斯·加西亚、马丁·布凯、 尼尔达·佩瑞兹、与皮特·罗赛特编。
由位于加州奥克兰的非盈利组织”粮食第一”于2002年出版。共307页，$18.95。
《可持续农业以及抵抗:古巴粮食生产的改革》(译者注: 抵抗意指对美国贸易禁运的抵抗) 表明古巴的粮食生产正转变成一个几乎不依赖于矿物燃料和化学制品的系统。由古巴最主要的农学家所撰写的论文详细叙述了这一转变的背景和结构，包括社会组织和农业生态培训。其中也包括了今天在古巴的农业中所使用的一些关键技术，从生态方法的害虫管理技术到用畜力牵引取代农业机械。个案研究例举了与绿色医药、城区农业、以社区为基础的稻米生产、新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作组织相关的各种经验。
对讲西班牙语的人而言，该书的注释中大量涉及了当前古巴关于可持续食品生产的研究。
更多资料请参见”粮食第一”的纪录片《古巴的绿色再造》。
一些背景资料以及说明
1. 石油能源
一桶石油包含的能量几乎相当于2万5千个小时的人类劳动。单单1加仑的汽油所包含的能量就相当于500个小时的人类劳动。
来源：www.lifeafterthoilcrash.net/research.html
2. 能源开发本身也需要能源
从绿色革命到汽车文化, 现代生活方式依赖于廉价石油. 在1940年代, 开采100桶石油只需要耗费1桶石油的能量. 这是非常好的能源投入产出回报率. 但现在容易开采的石油基本上都没有了. 在沙地阿拉伯,每开采10桶石油就要耗费1桶石油的能源;在美国,更是每开采3桶石油就要耗费1桶石油的能源.
问题: 为什么生物燃料不能取代石油?
生物燃料是可再生的.但生物燃料可以取代石油吗? 有关生物燃料的能源投入产出回报率争议不小: 有的比较乐观,有的毫无希望. 甚至有研究者说所有生物燃料的能源投入产出回报率都是负值.
下面是一些经常被引用的数字:
产生于玉米的生物乙醇: 需要投入1单位的能源生产1.7单位的能源
产生于大豆的生物柴油: 需要投入1单位的能源生产3.2单位的能源
产生于一种高产草(switchgrass)的生物燃料: 需要投入1单位的能源生产6单位的能源
回答: 生物燃料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土地来生长其生物原料
哪怕较高的能源投入产出回报率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对美国来讲,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可耕地面积在减少.用农业废弃物(稻草,秸秆等)来生产生物燃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专门生产生物燃料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用生物燃料完全取代现在的石油消费, 需要多少土地? 谁将为此不吃饭 (因为这会大量占用原本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
美国总耕地面积=625000 平方英里
如果我们用来自高产草(switchgrass)的生物燃料来取代全美石油消费, 需要42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全美耕地的67％来种植这种草; 如果我们用玉米生产的生物乙醇来取代全美石油消费,需要140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全美耕地的2.24倍来种植玉米; 如果我们用大豆生产的生物柴油来取代全美石油消费,需要880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全美耕地的14倍来种植大豆.
数据来源: 以上资料来自于 Richard Heinberg 著作 <
资料收集: Sally Lovell, Elle MaPherson, Lilja Otta, Doug Pibel and Daina Saib.
下文英文原文做为读者来信发表于财金时报(Financial Times) 2006年2月3日.
中国穷人保护土地村社公有制
阁下，在理查德·麦格雷戈所写的《中国总理将农村地区的不安定归咎于地方官员对土地的侵占》一文中，他提出土地的私有化将解决非法侵占土地的问题。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尽管近年来，城镇无计划地扩展以及土地争议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无地农民只占到了中国农村人口的5％。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埃及、印度和巴西，无地农民占到了农村人口的20％到30％，甚至更多，与它们相比，中国无地农民所占的比例算是小的。这一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所坚持的土地社区所有制。
我们可以从所报道的案例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圈用土地的案例中看到农村土地村庄所有制所具有的关键作用——村民们团结起来保护他们的土地。
如果土地被私有化了，每家每户在保护土地时就不得不各自为阵，并且在面对官员的滥用职权、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时会变得更加措手无策。而我们更不可能了解他们的困境。关于埃及、印度或巴西的那些失去了土地的穷人，我们最近一次读到他们的重大报道是在什么时候呢？
中国的穷人正在努力保护其土地村社公有制，而不是支持私有化。他们完全清楚如何保护他们的土地。
中文后记: 这篇文章的本意, 并不是说中国现在的土地以及相关制度完美无缺—圈地运动以及相关的争端愈演愈烈,这是无可否认的.本文只是想强调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某些西方媒体所提议的土地私有化,不但不能解决圈地运动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反而会对已经很严重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 这一情况不但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况所证实,而且在美国历史上也上演过—美国不少印第安人就是这样失去土地的.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由于废奴运动等进步运动的影响, 印第安人的土地不断被白人所蚕食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于是,在保护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的旗号下,美国政府进行了所谓的土地改革--印第安人部落原有的土地社区集体所有制(部落或氏族集体所有)被强行打破,在所谓财产权明晰的指导思想下,土地的所有权被分配到了个人头上.结果,土地更快的向白人手中集中,和在此之前赤裸裸的抢夺结果类似.直到现在还能保持着相当土地的印第安人部落,或者是一直顶着美国政府的压力,没有进行私有化的土地改革; 或者是看到情况不对后迅速恢复了土地的部落集体所有. 所以,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土地私有从一开始就是和资本的强权分不开的.如果现在的中国也照搬土地私有化,中国小农的结局不会和印第安人有太大不同—被资本和强权进一步边缘化.
如果土地私有化不是解决方法,那么,出路在哪里? 恐怕需要从农民的组织化入手,加强村社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这不但可以更好的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可以帮助重建农村的公共品体系(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水利等). 土地包产到户后对农村去组织化巨大的负面作用,也许到了不得不反思的时候了.
英文原文:
China poor protect communal land ownership
Sir, In his “China’s premier blames rise in rural unrest on land grabs by local officials” (January 21), Richard McGregor suggested that land privatization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illegal land grabs. Nothing is further from the truth.
Despite of recent urban sprawl and the growing number of land disputes, landless peasants make up only 5 per cen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This is a small fraction when compared to that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Egypt, India, and Brazil, where landless peasants represent 20 to 30 per cent or even mor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This difference is largely due to the communal land ownership that persists in China.
This vital role of communities can be seen in the reported case and many other recent cases of land enclosure as well—the villagers combined forces to defend their land.
If land were privatized, each family would have to defend it on its own, and would be much more helpless in the face of official abuse, natural disasters, or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we would be much less likely to hear their plights. When was the last time we read significant stories about the poor in Egypt, India or Brazil losing their lands?
The poor in China are trying to protect their communal land ownership, instead of supporting privatization. They know best how to protect their land.
Dale Wen, Ph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San Francisco, CA, USA 9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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