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导论

黄宗智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显然，在农业人员占大多数的国家，如此的变化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现代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应区别于不附带劳均产出增加的总产量上升，譬如，来自耕地抑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扩增的总产量上升。后者即我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乃是中国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农业变迁的主要型式（Perkins 1969; 黄宗智 1986, 1992）。今天，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并多半将在二十年中超过美国而达到第一位，然而人口压力和农民收入低仍旧是主要问题。

但是同时，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 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

但在国家政策上，当前还有许多尚未确定的抉择。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否将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主义模型（虽然是具有庞大人口压力以及众多贫困民众）？抑或将是一个分配比较平均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经历是否会和后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以某种方式合并为一体，抑或是完全被抛弃？

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

本书首先对中国的农业作历史和比较视野的回顾——历史视野是为了超越意识形态，国际比较则是为了在全球视野中更清晰地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与共同之处。

中国与英国、日本、台湾和韩国相比

本书从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较开始，说明中国农业变迁之与西方典型农业发展的不同（第二章）。中国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单一种植业农业制度，平均每个农场仅1.25英亩，英国的则是低劳动密集的混合种植业和牧业的农业制度，其农场平均规模达125英亩。[1]在长江三角洲，牲畜放牧和饲养由于人口压力而基本被排除。正如农业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937a: 12 ）多年前指出，供养肉食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是供养粮食人口所需土地的六七倍。英格兰则具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一个肉食+农作物的农业制度。[2]如此不同的土地/人口“要素禀赋”严重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18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变迁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的增

加。例如，从水稻转入棉花，其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包括纺纱和织布），其收益则远远不到那样的比例；又例如，从水稻转入蚕桑，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9倍，其收益则才三、四倍。如此的变化也可以视作（我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因为从粮食转入棉花/蚕丝生产意味着进一步的商品化。其结果是总产值的上升，但是是以单位劳动力或劳动日产出/产值的显著递减为代价来做到的。在18世纪的英格兰则很不一样，每劳动力的产出上升了几乎一倍，主要得助于畜力的使用。这是在圈地运动之下，系统混合种植业与畜牧业（此前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结果，其典型是所谓诺福克的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制度，小麦和大麦供人食用，芜菁和三叶草用来喂牲畜和恢复地力。正如瑞格里（Anthony Wrigley 1985）证明，如此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到了18世纪末，仅占总人口1/3的农业人口，能够为其余的2/3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后来的经济变迁作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它为非农部门释放了劳动力，首先是城镇的“早期工业化”的手工业，继之是后来的制造工业。同时，农业收入的上升也为当时（包括农村在内的）“消费革命”提供了条件。城镇化与蓬勃的城乡交换，导致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展望和抽象化的分工、竞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螺旋式经济发展（Smith 1976[1776]: 401-6）。此外，城镇早期（手）工业发展（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在家庭农场之外的可能生活来源，因此而导致了 “人口行为转型”，主要是较早结婚和较高的结婚率。另外，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工业制造业提供了条件，其能源则来自英格兰早先发展的煤炭业。（毋庸说，后来不列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掠夺和榨取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以上众多半独立半关联的变迁的交汇构成了不列颠工业革命的起源。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不同鲜明地体现于“早期工业化”的不同。在英格兰，早期手工业发展很快便变成一个城镇的现象，其劳动者由此得到了独立于家庭农场的生计，而那样的独立能力允许他们较早结婚和更高比例地结婚。这是瑞格里和Roger Schofield等人所研究和证实的现象。（Wrigley和Schofield 1989 [1981]; Levine 1977）

在中国，棉纺织则和家庭农场紧密缠结，相互依赖，不能分别为人们提供生计。棉花种植与纺纱和织布形成了所谓“花、纱、布”“三位一体”的农场生产组织，分别为一个农户提供其部分生计。属于上层阶级消费品的丝绸生产则稍有所不同：其植桑、养蚕和缫丝被整合在一个家庭农场之内，但须要较昂贵的织机和较高技术的丝织这一环节则多被分别开来，并能为其工作人员在城镇提供生计，高档丝绸产品尤其如此。虽然如此，中国农家的手工业（贴切地被称作农家的“副业”）与18世纪英格兰的早期工业化以及伴之而来的城镇化的差别仍然是非常鲜明的。

中国经历之所以与英格兰不同，其关键在于其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是我在第三章与农业发展理论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对话的中心论点。舒尔茨的论点来自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视角，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传统农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人口过剩不可能存在。他从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劳动力必然和其它的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个稀缺资源。为此，他拟造了一个 “零价值”劳动力的稻草人来论证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但是，我们对中国18世纪到1950-1980年代的现代农业投入（化肥、科学选种与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的详细回顾则说明与此十分不同的历史实际。事实是，市场经济必须和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予以理解，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将两者隔离开来，无视人口压力。符合实际的概念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和报酬递减，不是零报酬的绝对过剩。以上提到的“内卷型商品化”便是很好的例子。

在英格兰之外，另一个比较对象是日本。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与中国相似，其土地/人口比例远低于英格兰。但进一步的检视说明，日本和中国十分不同。首先，它得助于较早的人口转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便已进入低人口增长状态（Smith 1977;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到1950年代现代投入（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进入的时期，因为工业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其农业人口总数基本没有增加（Hayami, Ruttan 和Southworth 1979: 11-12）。结果是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效益几乎完全呈现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达到每年2%的幅度，也就是说，每36年便翻一番。（Yamada和Hayami 1979）。在日本的模式中，农业革命不一定起到了引擎的作用；更显著的是工农业的相互推进。

与此十分不同，中国在其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时期，即1950到1980年间，人口每年增加约2%，而农业产出则每年只提高了2.3%（Perkins 和Yusuf 1984: 第2章）。结果农业变迁的型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投入进一步密集化，而不是借助现代投入来节省劳动力或提高劳均产出，最后是农业劳均产出/收入几乎停滞（以每劳动日计算，则完全停滞）。工业则在同时期中每年平均增长11%。结果是国民经济中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这段时期的中国经验可以描述为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Perkins 和Yusuf 1984: 第4、6章）

中国此时期的农业变迁型式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它没有导致劳动力的节省，反之，是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促使此地农业在水稻和冬小麦之上再加上一茬，变成早稻+晚稻+冬小麦的一年三茬制度。拖拉机的来临使八月初在十天之内“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成为可能。在11月份的抢收晚稻抢种小麦同样。但第三茬的种植意味每劳动日报酬的递减。化肥和高产品种的介入因此并没有导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黄宗智1992；Perkins 和Yusuf 1984）

当然，国家为了保证城镇供应而在计划经济下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也是为了增加从农村提取的剩余，用来发展城镇和城镇工业化），也是农业生产劳均产值偏低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更加严重的城乡差别。

另一能说明问题的是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比较，它们也属于所谓“东亚模式”，是在日本之后的农业现代化例子。它们之与中国农业的不同主要来自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那段历史。殖民政府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日本本国而不是其殖民地的利益，但是在农业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措施，包括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化肥和科学选种的供应。

在台湾，农业人口虽然和后来中国大陆一样，每年增长了约2%，但是，其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在1917到1937年达到每年3.6%的幅度（Teng-hui Lee [李登辉]和

Yueh-eh Chen 1979: 78)。Samuel Ho 证实，在1910到1940年间，化肥投入提高了7.3倍，此外则是科学选种，都主要由殖民地政府提供（Ho 1968: 318）。 Alice Amsden 在她的总体回顾论文中，估计农业劳均生产率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大约增加了一倍（Amsden 1979）。 也就是说，相当于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幅度，而且是在约一半的时间之内做到的。[3]它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作了铺垫。

韩国农业的经历则介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其人均产出要高于中国，但低于台湾。与台湾相似，其农业现代化始于日本统治时期。Kenneth Kang 和Vijiaya Ramachandran证实，日本殖民政府实施了两大政策：一是扩大灌溉面积16倍，从1万公顷到16万公顷，一是提高化肥使用，从1920年的1.5公斤/公顷到1940年的208公斤/公顷（Kang和Ramachandran 1999: 792, 表6）。在此期间，韩国农业人口每年增长了0.87%，但是农业产出则增长多得多。韩国学者Song Hwan Ban说明，农业产出增长率虽然在1920-1930年间只达到0.5%的幅度，到了1930-1939年间，提高到年2.9% ，主要来自高产的水稻科学选种和与之相应的化肥投入(Ban 1979: 92-3)。Ban论证，在1918-1971年间，韩国农业劳均生产率平均每年上升了1.4%，也就是说，总共翻了一番还多。(Ban 1979: 105)

毋庸说，如此的发展背后还有众多其它的因素，尤其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许多分析者指出那样。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后来大量（相对于台湾和韩国经济规模而言的）美援所起作用，它不仅援助了农业发展，也促使非农发展达到能够吸收足够劳动力的程度，使台湾和韩国能够避免像中国大陆那样的内卷型变迁。正如Ban指出，美国政府在提供化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根本条件（Ban 1979: 112）。农业劳均产出因此能够达到比农业人口增长要高出一定比例的幅度，结果是比中国大陆要高得多的人均产出和收入。而那样的发展则使相似于英国经验的城乡交易（以及农产品出口）成为可能，促使台湾/韩国在1980年代末便在人均GDP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了给这里的讨论一个量的纬度和概念，我们不妨看一下比较经济史家Angus

Maddison对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的合理猜算。我说“合理”，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新近来自意识形态时尚的影响，这一时尚试图论证18世纪中国没有人口压力，坚持18世纪英国并没有经历一个农业革命，借此来满足其所谓“去西方中心化”的愿望。[1]我说“猜算”，是因为关于传统经济的数据一般都来自轶事性的证据，而不是现代的系统统计。但Maddison 那样的猜算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大约的量的概念，可以视作数字化的叙述。关键问题仍然是这些数字经不经得起我们上面指出的质性逻辑的检验。表1.1汇集了Maddison 和我们话题有关的数据。

表 1.1

中国与相比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1700-2003

(以 1990年 “国际美元”计算)

不列颠 中国 日本 台湾 韩国 印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00 1405 600 570 550

1820 2121 600 669 533

资料来源： Maddison 2001: 90, 表 2-22a; Maddison 2001: 304, 表 C3-c; 2003 数据来自 Maddison 2007: 44, 表 2.1.

在以上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动力：英格兰如何在18世纪便已走上现代人均产出发展的道路，远在中国之前；日本如何能够在1880到1950年间便成为亚洲第一进入这样的现代发展的国家；以及台湾和韩国如何在1950之后，得助于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基础，进入了现代人均GDP发展。Maddison的数据，如果谨慎看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上质性叙述的量化纬度。

正如Maddison的数据所显示，中国农业的历史经历最终与印度最为相似，远远超过英格兰所展示的西方经验，以及日本和台湾/韩国所展示的“东亚模式”。其部分原因是两国相对其人口而言的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其土地/人口比例日益下降的这两个共同点。在这样的限制之下，1960和1970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只起了很有限的作用，两国的年2%的人口增长蚕食掉了由现代投入所可能带来的劳均生产率发展。在1950到1978年间，其人均GDP 虽然有所提高，但更显著的发展则要到1980年代之后方能得见。

这里应该注意到，Maddison提供的中国与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数字几乎完全相同，这既说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也掩盖了不少差别。正如Jean Drèze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Amartya Sen详细论证，当时中国虽然贫穷，但它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都远远超过印度：从相似的1960年的底线出发，中国把其婴儿死亡率从（每1000名诞生的婴儿中有）150降低到1981年的39，而印度则只从160降到110；同时期，中国把其人均寿命从47提高到67，而印度只从44提高到54；中国把男子识字率提高到68%，而印度只做到39%。Drèze和Sen强调，如此在健康和教育上的差别，乃是中国在1978年之后更加成功发展的重要成因。（Drèze 和Sen 1995: 第4章；亦见Saith 2008）。他们所论证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世界银行的社会发展系（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和社会与劳动保护单位（Social and Labor Protection Unit）等单位的主导思想。

表1.2

社会发展指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1960-1991

婴儿死亡率 出生时 识字率

中国

1960 150 47.1

1981 37 67.7 68 51

1991 31 68.3 87 79

印度

1960 165 44.0

1981 110 53.9 39 26

1991 80 59.2 64 5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Drèze和Sen 1995: 表4.2和4.5（64、71页）

Maddison 的数字所能说明的是另一重要事实：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要比印度成功。中国的人均GDP在1950年要比印度低，439（国际）美元相对于619美元，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战争的破坏。要在1978年达到和印度相等的人均GDP，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率显然要高于印度（根据Maddison的数字，总量是223%，相对于印度的156%）。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人均GNP在1959到1979年间年均增长2.7%，几乎相当于印度年均增长率1.4% 的一倍（引自Drèze和Sen 1995: 67)。 毋庸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可观的工业发展，根据Perkins 和Yusuf （1984）的比较权威性的研究，1952到1980年间每年增长

11%。[2]

下面我们转入中国和印度农业在近20年中所经历的变化。它完全来自在Maddison

视野之外的动力。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及与印度的比较

在中国，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不是像传统英格兰模式那样，来自种植和畜牧的结合，也不是像东亚模式那样来自现代科学选种和化肥效益之超越人口增长。它来自十分不同的起源——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其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升的变化。收入上升促使食品消费转型，从传统的八成粮食、一成蔬菜，再加上一成肉食（与上层阶级消费平均之后的比例）转到粮食+肉-禽-鱼（以及蛋、奶）+菜-果的消费结构（从今天粮食-蔬菜-肉食的大约5：3：2比例到4：3：3的可能终结点，亦即今天城镇中-上40%阶层的食品消费模型）。其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促使务农人员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凭借作物收成量的增加，而是凭借从低值粮食转入高值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的显著提高，其高达五倍多的幅度远远超过上述的其他农业革命经历。我们上面已经看到，英格兰的农业革命在一百年中上升了才约一倍；台湾地区则在日本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上升了约一倍；韩国则在1918到1971的约半个世纪中，先是在日本统治下，之后是经历了“绿色革命”，上升了约一倍（第3、4、5、6章）。[1]

“新农业”的就业人员一般要比“旧农业”的接近全就业。新农业要比旧农业更劳动密集（即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更资本密集。）举例说，使用塑胶拱棚来（控制温度）种植蔬菜，每亩地需要约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力；因此，需要较少的土地来达到全就业。一位用拱棚种植一亩地蔬菜的农民的工作日数要相当于一位种四亩地露地蔬菜的农民。同样，一位用新型“秸秆养殖”模式，每亩玉米饲养五头猪的农民，经营规模达到五亩地便即等于全就业，相当于旧农业种15亩玉米和饲养一、两头猪。在当前的人均七个播种亩现实下，在新农业就业的农民完全可以达到全就业状态，但旧农业中的农民则处于严重“隐性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以上的新型发展促使部分农民收入提高，虽然仍然远低于城市人员的收入。

同时，新农业虽然比旧农业更劳动密集化，但是由于新技术和进一步的资本密集化，多能做到成比例或更高的劳均收益。举例说，一个劳动力用（一亩地的）温室生产蔬菜能达到6000-8000元的纯收益，用大、中型塑胶拱棚能达到3000-5000元，而在旧农业的露地蔬菜中，一个劳动力要用上同等的劳动投入和四亩地才能达到1000-3000元的纯收益。（尚志茂、张志刚，2005；亦见本书第5章）。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使用新型“秸秆养殖”方法来成（小）规模地养猪，每劳动日报酬要高于旧式散养猪80%。[2]

印度的农业也显示了类似的变迁。正如Ashok Gulati指出，印度在1977到1999年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从192公斤减少到152公斤（城市则从147公斤减到125公斤），而农村水果消费则上升了553%，蔬菜消费167%，牛奶和奶产品105%，肉-蛋-鱼85%（Gulati 2006: 14）。这些变化显然和中国相似。

如此的变化很容易被忽视，因为研究者习惯主要从某些作物产出绝对量的上升来探寻农业革命，主要是两种类型：英国的古典模式，通过畜力使用来节省劳动力和提高劳均产出，其后则是（以马力计算的）机械化；此外则是所谓“东亚模式”或“绿色革命”，所依赖的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两种革命都主要体现于单位土地面积上绝对产量的上升。但是，在近20年的印度和中国，其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则主要体现于更多地生产高值产品（当然，上面已经指出，部分也可见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产值的上升，而不是产出绝对量的上升。因此，容易被忽视。

在中国，问题被常用的统计指标弄得更加复杂。统计数字中没有单独的蔬菜产值统计，而这正是上升比较显著的一个领域。至于家庭农场的饲养业（另一上升比较显著的领域）则被纳入了农、林、牧、渔中的“牧”业，容易被误解为草原上的放牧，而忽视家庭农场的种-养结合。这样，使得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实际更加难以掌握。

举例说，比较经济史学家Maddison 在他新近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便完全没有提到上述的变迁（Maddison 2007: 71-76）。许多中国经济/经济史课程所采用的Barry Naughton 和吴敬链的教科书也同样没有提到（Naughton 2007; Wu Jinglian 2005）。用中知网（CNKI）搜索“农业革命”和“食品消费转型”等关键词也同样没有发现针对这两大变迁的研究。这是我在这里使用“隐性农业革命”这个词的部分原因。

中国和印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伴随上述变迁而来的社会构成。印度的模型比较符合古典的“资本主义”型，接近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1907]）所试图论证的模型，即农村社会朝向资本主义农场主（富农）和农业无产工人两极分化。2000年，印度农业从业人员中已有45%是无产工人（1961年只有25%），其中一半处于贫穷线以下，无疑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途径。（Dev 2006: 17-18）

中国则十分不同。在承包地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因此，中国的农民没有像印度那样“无产阶级化”。农业收入虽然很低，但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承包土地意味着农民和农民工可以用自己的承包地权来与想利用他们土地的企业公司谈判，从而获得比无产工人较为优越的工资或就业条件合同（Zhang 和Donaldson 2008）。此外，在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部分中年以上的农民抑或妇女，可以继续耕种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权。（当然，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力，在城郊地区与开发商联合剥夺农民土地，是一个亟须强力抑制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与印度相比，承包地制度无疑起了上述作用。）

因此，无产农业工人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系统的统计材料不容易获得，因为国家统计局仍然没有重视这个现象。虽然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及其报告可以知道，许多城郊和东部沿海农村已有一定数量的外地人在从事农业打工。）在这点上，应该主要归功于土地承包制度。目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看来仍将坚持延续这个制度，虽然已有众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倡废除之，借以建立明晰的私有“产权”，以便达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就如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预期那样。[3]

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的不同是比较鲜明的。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贫困报告，2005年印度人口足足有42%仍然生存于贫困线之下，即日用1.25美元以下（虽然已明显低于其1981年的60%）。其中，半数是无产农业工人（Dev 2006: 19）。 中国则只有全人口的15.9%生存于这个贫困线之下，相对于其1981年的85%（World Bank 2008; 亦见本书第4章）。

当然，这里也要提到中国近三十年比印度快速的全国民经济的增长，世纪之交人均GDP已经达到印度的一倍以上（见表1.1所列Maddison的猜算）。如此快速的GDP增长无疑加大了隐性农业革命的效应，尤其是高质农产品的消费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结构和收入的转化。它无疑是中国减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当然，改革时期的高速增长也是此前在计划经济下增长的延续。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中国1959-1979年的增长率达到印度的将近一倍。

最后，我们也许应该指出，过去的研究常常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许多学术精力被花费在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影响的好坏论争中，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好坏论争中。这些论争多聚焦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问题之上，而真正基本的土地相对人口问题，以及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被相对忽视，甚或像在舒尔茨的理论中那样，被视作根本不存在。[4]本书强调，我们要从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返回到基本经济条件。一个相对优越的土地/人口比例允许借用畜力来节省劳动力，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代则借用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在另一端的土地/人口比例的经济中，则排除了如此的可能。现代发展需要等待别的现代投入，主要是科学选种和化肥，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而不是节省劳动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是日本的模型，其后则是台湾地区与韩国，但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增长则几乎全被人口增长所蚕食掉。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压力是如此沉重，要提高农村人民的收入，须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农业革命，即主要来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转型和市场需求。其向高值农产品的转向赋予农业人员较高的人均GDP，主要不是体现于绝对产量的上升，而是体现于产值的上升。中国（和印度）农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正来自这样的去内卷化的劳均产值发展。

中国农业往何处去？

中国农业在新世纪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将像印度那样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有别的、比较注重社会公平的可能？未来中国是否将追随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然后像印度那样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而导致大批民众陷入贫困状态？抑或，中国将有可能探寻出另外一条途径，从而保持中国革命的某些社会主义理念？换言说，中国是否将像印度那样成为一个实际上由两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富裕的城市中国，和一个仍然贫穷的乡村中国？抑或是像官方措辞中讲的那样构建一个国民大多数实现生活小康的“和谐社会”？（第7章）这是中国农业今天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向高值农产品转化的趋势下，部分农民获益于相对高值的“新农业”，诸如新型种养结合或拱棚蔬菜的农户。在中国，从事新农业的农户也许已经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他们得益于单位土地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和资本密集化，可以凭借更小面积的农场而达到全就业的状态，并且获得成比例或更高的劳动报酬，由此提高收入。

从前瞻角度来看，中国现今的趋势，以及政府的抉择，是偏向印度的那种资本主义农业的，其中大规模企业， 亦即所谓“龙头企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再这样走下去的话，中国乡村很可能会像印度那样快速分化为少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大多数的无产农业工人。

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完全陷入如此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均分土地的承包制度，以及以那个制度下的小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组织。后者近年来显示了一定的活力，自发兴起，并且是在缺乏政府扶持的环境之下而兴起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之中，缺乏政府支持其实几乎等于是被排除。举例说，这些合作组织没有资格获得国家银行的贷款。对任何经济组织来说，这都是个致命伤）。它们是相应众多面向市场的小家庭农场之需要“纵向一体化”（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整合）而兴起的。

它们之与国家所支持的龙头企业的不同是他们是为耕作者的利益而组织的，而不是为了投资者的利益。所得利润发给社员，不是由资本家占有。正因为如此，虽然是在一个不甚友善的环境之下，它们仍然展示了可观的活力。

当今它们虽然只占农业总产出的较小比例，可能才达到总销售额的10%，远低于政府所扶持的龙头企业，但这些组织的数量一直都在上升，也在公众意见中争得了一定的的支持。它们很可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途径，甚或是独特的、在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个可能可以赋予农民比较公平待遇的走向。这正是前苏联经农业济学家恰亚诺夫1920年代，在他被斯大林恐怖统治杀害之前所提倡的设想。（恰亚诺夫1986 [1925]：第7章）

在印度，合作组织具有悠久宽阔的历史。研究者证实，在农村融资和化肥等方面，合作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销售方面，其作用仍然十分有限（Gupta 1999;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India”）。在局部生产领域，尤其是牛奶和蔗糖部门，它们不仅只为大农场主，也为小家庭农场带来一定的利益(Baviskar and Attwood 1984)。

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无产农业工人。上面已经指出，在2000年已经达到全农业就业人员的45%。Baviskar 和Attwood在Maharashtra和Gujarat地区的研究自始就说明，牛奶和蔗糖合作社从来就没有给农业工人带来任何利益（同上）。经济人类学家Jan Breman在Gujarat 南部的研究证明，合作组织多被大型和中型的农场主所操纵，他们来自同一个种姓等级（Patidars），雇用的是来自外地（Maharashtra西部）的流动工人（Khandeshis种姓等级），借此来排挤本地的农业雇工（Halpatis 种姓）。（Jan Breman 1978, 1996; 亦见Ebrahim 2000）。 换言之，合作组织并没有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反之，它们促使无地农业工人的扩增，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剥削。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源自其计划经济和其后的市场化的独特的承包地制度，中国更可能建立一个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制度，避免农民无产化的过程。那样的话，在短、中期中也许真能做到大部分农户都具有“小康”生活水平，就像官方话语中的基于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社会”修辞那样。

这里应该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的“纵向一体化”，无论是由龙头企业带动的还是由合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所带动的，大多都以小家庭农场为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第4、7章）。它们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很大的活力，完全出于哪些认为现代农业必须是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的专家们的意料。这些中国隐性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场所证实的是小规模家庭农产其实十分适合于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型农业生产。譬如，它们适合于小规模蔬菜生产所需要的频繁的小额劳动力投入。它们也适合于新型的种养结合，所利用的更多是“范围经济效益”，结合两种以上的不同相互辅助的生产的效益，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新型的可持续有机农业同样。至于纵向一体化方面，它们则在不同生产层面上——生产、加工、销售——采用不同的最佳规模（譬如，小农场+规模化的加工+规模化的销售），迥异于西方一般既是横向一体化（大农场）也是纵向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公司经营模式。（恰亚诺夫（1986[1925]）可以视作前者的理论，科斯（Coase, 1988 [1990]）则可以视作后者的理论。）

上面已经提到，合作组织自发兴起正是出于小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的需要。它们虽然不能从国家银行获得信贷，而因此受到严重抑制，但仍然显示了强壮的生命力。如果国家银行，或者村、镇政府，或者两者联合，能够接纳承包地权作为抵押而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贷，或者更进一步，根据合作资本以及经营经验或潜力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必定会赋予这些组织更强的生命力。同时，如果合作组织能接纳承包地权为抵押，或者更进一步，免去抵押物要求而利用它们所掌握关于社员们的信誉的信息而为农户个体提供信贷（像诺贝尔奖得主尤纳斯[Mohammad Yunus 2006]的Grameen 银行那样），可能可以解决农村今天融资难的问题。这样的话，合作组织说不定真能与龙头企业一争长短，为中国农民提供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可能。

第二编：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

以上分析所说明的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现代经济的中国式的现代社会形态，即便是在其现今行将成为世界第二、而后第一大的经济体的时候。它有足足占总人口85%的人员就业于相对贫穷的农业和（农业以外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其绝大部分处于国家法规和福利制度保障之外。这和“现代化”理论的预期，即由受国家法规保护的现代城市部门，通过市场机制吸纳和取代“传统”农业部门，完全相悖。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中，马克思和韦伯理论中的“中间阶级”，占到大多数，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预期那样逐渐消失，被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所吸纳。正是这个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既不一定支持资本主义也不一定支持社会主义，为中国之可能走上其它的道路提供了社会基础。

规模庞大和仍在扩展的非正规经济

中国和印度的农业仍然处于大规模的就业不足状态，人均GDP仍然很低，其剩余劳动力为两国庞大和仍在扩展的城市“非正规经济”提供大量工人。在中国，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近三十年来足足扩展到2亿人（其中1.2亿离土离乡在城市和[县城关镇级以上的]较大的城镇打工，另外有0.8亿在家乡附近的较小城镇从事非农劳动）。我们如果在1.2亿的（较大）城镇农民工之上再加上0.5亿的下岗工人，非正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今天2.83（较大）城镇非农就业人员总数的60%，也就是说，要比正规人员多出半倍。

和正规经济的职工不同，农民工没有正规城镇身份，因此也就没有国家提供的医疗与教育福利，也没有国家劳动法规（例如，有关最低工资和合法工作时间）的保护。本书第8章论证，他们工作时间平均要比正规职工多半倍，而收入则只有他们的60%。在（较小）城镇工作的0.8亿农民工大多基本同样。这是今天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须要国家介入为农民工建立有尊严的工作条件，终止今天强制加在农民工头上的等级制度。

表1.3

非正规经济，中国和印度

中国 印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就业人员 37% 63% 25% 74%

非正规经济 22% 63% 14% 68%

正规经济 15% 0% 11%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110-111；Harriss-White 2003: 5, 表 1.2.

我们如果把农民也纳入非正规就业人员的范畴下，区别于（较大）城镇正规经济中的职工，整个非正规经济占到所有就业人员的85%，无论在其收入、福利、法律保护和社会地位上，都与正规职工有明显差别。

印度的情况基本相似，而且更为恶劣，因为它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承包地安全网。据估计，其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占到全就业人员的83%，同样在国家法规保护之外工作（ILO 2002: 19; 亦见上面的表1.3）。与中国相似，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条件都要比正规经济差，而且没有承包地使用权所提供的安全网。他们之中约30%是无地农业工人，乃是“贫困之中的最最贫困”者。

非正规经济人员占中国和印度全经济体系极高比例的事实，说明今天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二元经济”理论并不符合实际。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因此造成一个二元的经济，其中一元是传统的，因为其劳动力过剩而是低报酬的；另一元则是现代的、高报酬的。这个出发点在国内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因为它点出中国高人口密度和劳动力过剩的实际。但刘易斯继之提出一个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得出的新古典经济学论点，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定会导致现代部门完全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促使劳动力完全整合于单一要素市场，完全取代原来的二元经济。在那个转折点之后，传统部门的工资将显著上升，达到现代部门同等水平为止。（Lewis 1954; 1955）国内有学者断言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所说的转折点（蔡昉2007）。

但中国和印度的实际不是城市和乡村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均等化，而是一个第三种，介于新旧经济之间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而同时，传统低报酬农村经济顽强延续，两者一起占到经济整体的绝大部分。目前的趋势不是低报酬非正规经济的收缩，而是它的持续扩增。问题的根源明显在于乡村剩余劳动力之持续存在于印度和中国。如此的非正规经济实际需要的不是对市场“自然”运作机制的依赖，而是国家积极介入来消除传统与现代、城镇与农村间的巨大差别。

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

以上的问题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即马克思和韦伯共同视作 “中间阶级”的自雇人员所占比例和人数。首先，农村人数仍然庞大，不仅是绝对数上，而且是在全经济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在（2006年的）中国是63%，在（2000年前后的）印度是74%（其中包含6%比较富裕的地主——被Harriss-White认作正规经济的一部分）。如此相对高的比例将延续相当长时间，部分原因正是其庞大的绝对数，如果与较小的地方相比，譬如台湾和韩国，甚或日本，差别都非常鲜明。

正因为如此，诸如小商、小贩和工匠等连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自雇”“传统型[和半传统型]小资产阶级”的数量也要大得多。他们的总数在城市可能达到6千万，在乡村4千万，共约1亿（见本书第9章）。

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工匠和小商人同样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上基本一致：他们不是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也不是被剥削的无产者，而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由自己从事生产的自雇者，因此属于“中间阶级”。如果采用韦伯式的视角，即从人们在市场中的“阶级情况”（class situation）来看，“小资产阶级”也是个中间阶层/级：他们在市场上出卖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因此，和雇用他人的资本家不同，也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不同。（Weber 1978, v. 1: 302-307）

我们如果跟随马克斯和韦伯而把经营自家农场的农民也算入自雇的中间阶级，那么，中国的旧型和半旧型小资产阶级占到总就业人员的55%，要远远高于一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10-15%。毋庸说，这些自雇的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和所占比例本身主要源自旧农业中国的高密度人口。事实是，高数量的农民，以及与之相连的小商小贩以及工匠和其他服务人员，乃是中国和印度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不同，与较早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不同。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尤其鲜明——他们的农民一般只占总人口的约2%，而自雇的中间阶级，例如在美国，则仅约10-15%（根据Erik Olin Wright的研究——Wright 1997：第4章）。

同时，中国也有现代型的自雇人员（例如现代型商店和服务业）以及新的专业人员（诸如高等技术人员、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律师、国家公务员等等），共同占到一般所谓“白领”“中产阶级”（共约总人口中的15%）中的大部分（见本书第8、9章）。和“旧小资产阶级”一样，新的自雇中间阶级对资本和劳工的态度也比较暧昧。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今天完全认同或靠拢资本主义，但也许不会是全体中的大多数。专业人员靠的主要是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不是资本/生产资料的拥有，他们往往具有和自雇者同样较强的独立性。

我们如果把新和旧的“小资产阶级”全都纳入一个既非资本家也非无产者的中间阶级/层，他们的总量将达到全部就业人员的70%。如果再加上农民工中没有被我们算作“小资产阶级”的人员（即工商个体户和服务人员之外的农民工），他们与农民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总比例则更要高达80%。同时，我们如果跟随马克思和韦伯而把他们视作不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也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级，一个既不完全认同资本主义也不完全认同社会主义的阶层，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和一般意义上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主轴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很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它表明，把资本和劳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设置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多么的不符实际。一个由中间阶级/层组成大多数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具有以上二元对立之外的多种可能演变方向。

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形态往哪里去？

我们最后要提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走向（第10章）。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颇为强劲的趋势是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但这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附带庞大贫困人口和社会不公的方向，就像印度那样。近十年来国家政策虽然偏向资本主义企业（龙头企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当实在的社会公正倾向。

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领导人具不具备探寻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远见和决心，一条能够保持社会主义中比较优越部分的道路，也是中国自己的革命传统中的优越部分。应该说明，这里用意不在一个和稀泥似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的含糊妥协，而是想从两者共存的具体现实出发来探寻能够超越两者分歧之可能道路。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乡村出路，主要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本书论证，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近三十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已经为中国农村带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能够做到农村的人均产值的显著上升（虽然仍然是低于城市的）。一条可能道路是简单的资本主义道路，它将意味终止土地承包责任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果真如此，在大量资本进入农村的环境下，将导致一个类似印度的社会形态，即无地农业工人占很高比例，而且城乡差别悬殊。那样的话，中国将等于是由两个国家组成的统一体：一个是贫穷的乡村，另一个则是现代的和富裕的城市，两者之间差别将日益显著。另一条道路则是走向比较公平的社会，依赖基于小家庭农场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组织，在中、短期中做到贴近官方话语中的“小康” 和“和谐”的社会。当然，这肯定不是重新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

本书试图探寻一种可以检验这样的道路是否可行的方法。中国国家领导人至今在言词和话语上充满矛盾，既用资本主义的也用社会主义的修辞。同时，正如不少观察者所指出，前一段时期国家政策在言词上虽然很左，但在实际行为上则极右，完全无顾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也没有认真保护环境，虽然一再动用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等修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地方干部的审核和奖励制度中实施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的“软”（可以不遵循的）指标，以区别于发展GDP的“硬”（必须服从的）指标。

从近三十年的经验来看，今后转向的关键在于地方干部审核和奖励制度的实际运作，在于怎样加重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在实践中的分量。在概念层面上，也许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政策将会对GDP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实践层面上，三十年改革经验已经证实整个国家体制的“要穴”在其干部审核和奖励制度，过去缺乏的是把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做成真正重要的指标。这是中国今天要面对的主要考验，直接关乎占国民85%的在农村和农业外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人们的命运。

当然，指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性以及提倡由它们来带头建设新的农村福利、合作组织、金融、环保等制度，绝对不等于忽视近三十年来所凸显的改革时期的国家体制的众多弊端——即在旧计划经济的管制和汲取型官僚主义体制之上，更附加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牟利行为，而是要以此为进一步转化国家体制的契机，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要使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赋予大多数人民以（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倡的）“有尊严的”或（中国国家领导人自己所提倡的）“小康”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同时超越左右双方的意识形态：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所追求的、掩盖不平等实际的抽象“人均”GDP增长），而直面中国十八世纪以来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同时，超越简单的计划经济型社会主义，而恰当利用当前隐性农业革命背后的市场需求动力和机遇。上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合作主义也许可能成为这样一条超越左右分歧的、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计划经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