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国民待遇

　　　从1993年到2000年，李昌平在他任职的周沟乡、柘木乡和棋盘乡，都施行改革，如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的、治理乱收费等等。李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一旦他被调离，立即又恢复到原样。

　　“其实，我忘不掉农村17年的经历，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更抹不去父亲、母亲辛劳的身影。”

　　几年来，他从一个乡镇干部到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成功转变，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肯定，但他“还是与农民、基层干部在一起时最快乐，仍然不适应学术圈子”

　　李昌平拖着皮箱再次上路了。

　　从12月7日到10日，一个关于大陆和台湾农业政策的研讨会先后在澳门和台湾召开，李昌平应邀参加。

　　2001年以来，李昌平多次被邀请，到各地党校上课，赴大学开讲座，还参加各种研讨会，不断讲述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李昌平自称，他并非学者，但他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担任过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1年10月到2003年10月，他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之后，他先后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和中国区顾问，这是一个扶贫组织；今年8月，他被调任河北大学中国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显然，自从2000年9月辞官以来，他仍然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李昌平的辞官源于2000年3月，他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身份，上书总理朱镕基，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

　　直言上书被迫辞职

　　这个“写信”动作，看似偶然，但它的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李昌平的童年。

　　李出生在洪湖边上的一个渔民家庭。兄弟姐妹5个。1978年，他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时，已经有两个哥哥读大学。他的父亲被沉重的负担压垮，曾萌发让李昌平退学的念头。

　　时间过去20多年，农民虽然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但在李昌平执政过的乡镇，仍然存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交不起税”的现象，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

　　1997年6月，李昌平在武汉学习期间，他任职的柘木乡村民朱长仙，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含愤服毒自杀。作为柘木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99年12月6日，他再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两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农民。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开车从县城到棋盘乡上班的路上，看到农民们成群结队外出打工，“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来搭乘”，“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到不能再装”。车至棋盘乡，李看到村干部拦着农民不让他们外出打工，要求他们先预交承包提留。

　　正月初六，李昌平一个人躺在乡政府的宿舍里。深夜12点，他想给县领导写信，但是1993年，他也曾写文章，对当时的县委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质疑。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县领导。

　　体会到说真话难的李昌平，最后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当他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

　　几天后，监利县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这一年的农民负担还要增加。李昌平在讨论会上又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农民负担过重，并引发了恶性循环。李的发言遭到了县领导的批评。

　　于是，李决定将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发出去。这封信先后两次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中央、湖北省政府先后派来调查组。当年6月，湖北省决定在棋盘乡、监利县进行改革，“取得经验，在全省推广”。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利益集团做斗争。李昌平因此得罪了众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荆州市委某领导定性为该县“不稳定的核心”。

　　李昌平不得不选择离开。2000年9月16日晚，李昌平独自跑到长江边放声大哭。

　　2006年12月14日，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时是抱着希望的话，那么，辞职时是绝望的。”

　　“给农民国民待遇”

　　辞职后，李昌平南下打工。他受到很多人的关照。中国蓝田公司于2001年初，聘请他为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但是有关方面给蓝田施压，当年3月20日，李昌平被迫离开。

　　后来，他离开《中国改革》杂志，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有几次调进中国社科院的机会，但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未能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选择了他后半生的事业——为农民、农村、农业工作。“其实，我忘不掉农村17年的经历，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更抹不去父亲、母亲辛劳的身影。”随后，他发出了“给农民国民待遇”的呼喊。

　　1996年，李昌平的改革在监利县周沟乡取得显著成效。三年前，该乡是监利县经济最落后的乡镇，是年，成为了全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财政状况进入全县26个乡镇中的前五名。但李却遭到了全县执法收费单位的集体发难。

　　这一年的5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只身来到河南，记录其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2000年结集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中原大地看到，各级政府官员都雄心勃勃地制定发展经济的计划，但却“到处在与农民争食”。他疾呼，改善乡村社会“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

　　近年来，引起轰动的关系“三农”的书籍，还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话题。

　　2002年1月，李昌平的著作《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发行，立即引起轰动，该书描述了1999年到2000年的中国农村实况。

　改革，再改革

　　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杨岗村村民司德利抛下家中的四亩地，加入滚滚民工潮，前往上海打工。

　　十年之后的2004年最后的一天，他拎着两瓶白酒，推开了杨岗村书记杨俊贵的家门，他说，他要承包200亩地。

　　在近一两年来的报纸上，偶尔会看到类似的新闻。

　　监利县也因为李昌平的信，而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的几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汴河镇就发生100多起土地纠纷，不少外出农民回来索要自己的田地。

　　相对于庞大的民工队伍，回流者只是极少数，但这足以反映中央三农政策给农村带来了改变。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安徽省等8个省市开始费改税工作试点。2001年，费改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但是，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几年后的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了。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从2004年以来，中央还连续3年发布了3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并于2006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

　　这一时期被称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原本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李昌平，没有赶上这个时期的到来。但从2000年9月辞官以来，他一直保持着对“三农政策”的持续关注。

　　2001年10月到2003年10月，李昌平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这使其有机会将理论和十几年农村工作经验相结合，梳理出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2003年10月以来，他先后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和中国区顾问，这个扶贫组织又使他有了更多实地调研中国农村的机会。这些年，他还多次与国外组织进行交流，赴台湾考察等等。这些机会都丰富了他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农’政策上，研究各国、各地区的农村政策及其效果。”李昌平说。

　　2004年，他又完成了一本专著《我向百姓说实话》，着重对现实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政策进行了反思。

　　从雄心到忏悔

　　最近，李昌平正在写一篇文章，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梳理。“新农村建设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对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检讨，就不能找到新农村建设的办法。”李昌平说。

　　改革开放至今，中央共发布了8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其中5个是1982年到1986年间发布的。当时中央政府对“三农”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那还是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中国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1985年，年仅23岁的李昌平就任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之后，他先后任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那时候，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民收益一是靠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增收，二是靠非农业收入，包括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李昌平说。

　　1984年到1988年，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阶段。198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这是邓小平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那时候，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蓬勃发展？因为那个时期的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李昌平对中国近六十年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研究后认为，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

　　1985年，李昌平执政下的周河乡，几乎村村有渔场，每村每年从每个渔场提留一二十万元。乡里有农工商总公司，下面有八九个企业，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桐油、油漆、渔网等)的生产，以及服装生产等等，乡镇企业的年上缴提留达几十万元。

　　“现在的很多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医院、学校、政府大礼堂等都是那时建起来的。”李昌平说，“但那时候，周河乡政府只有八九个干部。”“正因为农村越来越富裕了，乡镇政府提留多了，才有了1988年的财政包干和1994年的分税制体制改革，从此，农村的发展才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李昌平说。

　　李昌平认为，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使得“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税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事务逐步下放给基层政府。

　　土地制度也在此时发生了变化。198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

　　“从此，农民要办企业，必须到城里的工业区去，农民使用土地办企业，要经过‘国家审批’，先将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高价买回来。这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的权利，限制了乡镇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李昌平说。

　　从1989年起，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减少了税收、信贷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应主要靠农民集资筹措”，“进一步提倡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料加工”。乡镇集体企业、村办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变得十分困难了。

　　正当此时，国家给予沿海地区很多外企“超国民待遇”，这使得内地乡镇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在人事方面，开始了相对的集权。1988年以后，乡镇部门开始增多了，工商、税务、渔业、林业站等等建立起来，每个部门都靠创收存在。1990年，棋盘乡吃财政的干部不过120人，到2000年，超过340人。

　　“安排进来的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等等，都要工资，我们只能找农民要，所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李昌平说。再加上农村教育、医疗、生产资料等成本的增加，农民负担很重。

　　从1993年到2000年，李昌平在他任职的周沟乡、柘木乡和棋盘乡，都施行改革，如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的、治理乱收费等等。李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一旦他被调离，立即又恢复到原样。

　　“刚到乡镇工作的时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时候，我是有抱负的。”李昌平说，“可是到了90年代，年纪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经验增加了，但是事情却办不好了。到处得罪人，只有欺侮农民。”

　　“回首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下地狱”，“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晚了，上苍不原谅我。”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前言中写道。

　　“我已不适应以前的生活”

　　总结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政策时，李昌平认为，那时的政策是“放活”，给农民充分的自主经营空间。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很大，中央上收了很多‘事权’，如教育、医疗、乡镇干部的工资、农村养老等等。”李昌平在赞赏中央农村政策的同时，仍然发出了另类的声音。

　　但李昌平认为，“放活”得还不够，“尤其是对农民组织的放活不够。当前农村改革的最紧迫任务是放活农民组织”。

　　“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依靠农民组织起来追求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农业机械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收益。”李昌平说。

　　小岗村重走集体路的冲动，兰考农民合作化尝试等等，都是对李昌平呼声的最好呼应。

　　近年来，李昌平除了著书立说，为农民呐喊外，就是到大学和各地的党校演讲。

　　“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总要有人站出来为农民说话，使他们获得应该得到的权利。”李昌平说。

　　几年来，他从一个乡镇干部到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成功转变，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肯定，但他“还是与农民、基层干部在一起时最快乐，仍然不适应学术圈子”。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2001年，他在蓝田时的工资是4000元，相当于他在乡镇工作时大半年的收入，而现在的收入“比蓝田更好”，“养活一家人没问题”。

　　离开农村已经几年了，他毫不隐瞒地说，对农民的感情也淡化了。而这正是他珍惜“乐施会”工作的原因。“有机会再次接触到那些人、那些事，还原原来的生活，这样才能从农民权益的角度，从‘三农’自身的规律出发，对政策和书本的理论，提出质疑。”李昌平说，“做农村问题研究，是不能离开农村的。”但是，李昌平也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能适应以前的生活了。”李昌平认为，他之前的遭遇是体制矛盾在他个人身上的反映，上级政府要求多收，“而我想少收，多留给老百姓。所以，领导不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