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华西成功的典型意义　　

张文茂　　

不论是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体制制度改革的角度，华西村都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成功典型的代表和全景的缩影。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华西村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典型地代表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三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是：
（1）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化，进行农业基本建设；
（2）推进农村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3）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城镇化；
就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而言，而不是就每一个村庄单体而言，这是一个经典的三步曲，实际上也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而这个一规律的实现条件是农村必须坚持集体经济体制，或者说是坚持类似人民公社那样的集体经济体制。　　

有人说，华西是靠搞工业富起来的，全国农村都搞行吗？我说这要看在什么体制下。如果失去了公社那样的集体经济体制，进入私有化体制下的村自为战、户自为战的格局，肯定不行，因为那违背工业经济社会发展分工协作的客观规律。所以有人就得出华西这样的典型不能“复制”的结论，没有代表性、典型性。为什么非要“复制”呢？“复制”太有点教条主义的嫌疑了。华西不能“复制”就没有典型性吗？恰恰相反，华西的实践经验却正好回答了不能村村搞工业的问题。你看，由原来的小华西发展到现在的合并了20个村的大华西，是村自为战、户自为战地搞工业吗？不是嘛，是五个统一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分工协作嘛，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一体化的工业化嘛。这里的关键，是华西现在还称为“村”，人们就习惯于将华西与每一个行政“村”做比较，得出其他农村村级组织不能都像华西那样发展的结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在这里，我宁可将华西与过去的一个公社做比较。换句话说，华西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公社集体经济在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集合了20个村的大华西还抵不上过去一个公社的规模吗？集合了36个村的山东南山集团还比公社的规模小吗？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的道路。至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所谓农村工业化的必然夭折，恰恰是解散了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结果。我国的三农问题、甚至整个现代化道路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颠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简单化地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而不是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华西这个典型的成功和他的历史地位，恰恰是他客观地承担了公社集体经济的功能（能够合并、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一体化地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这恰恰是解散人民公社以后的一般的、孤立的村级组织所不能承担的。所以，现在的大华西的成功，实际上是一个在极不正常的体制下的人民公社的一定程度的再生，只不过没有了“公社”这个名词罢了。大华西就是一个改革了的人民公社，是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人民公社，他用现代企业制度改掉了人民公社已经过时的东西，继承了人民公社合理的内核，解决了农村工业化不可能在每一个村实现的矛盾，解决了工业和农业割裂造成的矛盾，解决了先富带后富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初简单化地解散人民公社，而不是逐步进行改革，不能不说是一个全局性的败笔。
从这个角度上看，华西这个典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华西的成功可以使我们反思很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的历史问题。大寨这个典型代表了哪个艰苦奋斗的农业经济时代，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和农业基本建设的历史阶段，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后来不行了，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上是没有及时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在农村现代化新的阶段到来时没有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大邱庄也曾名噪一时，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产业革命初期几乎独领风骚，但禹作敏人亡政息，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只有华西是完整的、连续的，并且是可持续的，几乎浓缩了共和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历史，也昭示着未来。华西村的农业基本建设是没有偷懒的，学大寨也是认真的，是真抓实干的，这有历史的证明。但他们早就知道无工不富的道理，所以六十年代就悄悄搞工副业，抓收入，抓钱。这在当时是被看成不走正路的，是资本主义倾向，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的。这说明当时的政策和舆论环境确实有极左的倾向，什么都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没有认识到农业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下一个必经阶段。说明当时的华国锋和“四人帮”等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缺乏基本的正确认识。所以，当年吴仁宝们以发展工副业为形式的农村产业结构变革也只能悄悄地进行，否则就会受到批判，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有资本主义倾向。实际上，农村的老模范史来贺当年也是带领刘庄这样干的。七十年代，刘庄村办企业生产的拖拉机小喇叭就响遍全国了。　　

有意思的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吴仁宝、史来贺们抵制“左”的错误的悄悄改革，却恰恰成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条件，集体经济有了二三产业支撑，农民收入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反倒绝了分田单干的路。相反，“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压抑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欲望，也堵住了农村产业革命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前进道路，这又成了集体经济逐渐丧失活力，最后一窝蜂走上分田单干的社会原因。　　

中国的右派和汉奸势力攻击华西这样的典型，吹毛求疵，极力贬低抹黑，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因为立场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中国的左派，包括自称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左翼力量，对华西的解读也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考，所以，对右派和汉奸势力的反击也缺乏力度。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历史阶段（大体相当于改革前），村级和生产队一级是主要载体；在农村深度进入产业革命阶段，即工业化阶段以后，公社一级才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组织载体（现在的乡镇一级）。但现在却很少有人研究这一转变规律，还在弱化乡镇统筹的功能。现在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是背离这一方向的，是一笔糊涂账，或者干脆说还再倒行逆施，特别是土地的自由化流转，还在加速资本的圈地运动。左翼力量要真正继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必须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弄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公社工业化，并称此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华西的“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代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坚持集体经济体制，多村一体化发展，才是最有意义的成功经验。

我为我国能够出现吴仁宝这样的“共产党的人精”（上海某专家语）感到自豪，还有作为十七大代表的付华廷、王宏斌和已经去世的老模范史来贺等一批这样的农民领袖人物，他们对我国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把握，要比几乎所有的学者、教授、专家和官员都深刻、都准确。只讲农业的现代化，不讲农村必然要经历产业革命；只讲种地适合家庭单干，不讲现代工业化进程需要分工协作；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几亿农民拉到户自为战、村自为战，几近一盘散沙。难道从华西的成功不能更多地读出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