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就是不如华西村

作者：儒夫

最近从一张半年前的旧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介绍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其实，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单个事件本无需过分指责，但有人为了吹嘘30年的成就，把他作为一块牌子树了起来。文章说过去的农民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还说：“‘大锅饭’这朵美丽的‘罂粟花’，使勤劳的中国农民深中其毒，萎靡懒散。”这不是很矛盾吗，这样“三遍哨子”的精神状态能叫“勤劳的中国农民”？应该更正的是中国农民是勤劳的，但这样懒散的农民只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我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农民，还有我的亲戚也有是农民的，他们没像文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懒散是赚不到工分的，要知道，记工分是体现多劳多得的，也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考核”，我姐是妇女队长，她干的可是爷儿们干的活。如果说安徽农民就是懒，那未免太武断，且打击面也太大了，不过在童年的记忆中就是安徽出来要饭的农民特别多，但没有一个要饭的人说是因吃“大锅饭”饿肚子的，都是说因为自然灾害，小岗村当时也许也有这个因素，如果不是，那真是丢尽安徽人的脸面了。说“大锅饭”怎么的不好，我不知与这位作者有同样想法的精英们有没有吃过家里的大锅饭，也许他们在家里早就是西方式的AA制、分餐制了。但这毕竟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是精英们的自由，不过在这儿提“大锅饭”，实质就是剑指人民公式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同时也是想为了抬高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封建私有制生产方试。难道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真有那么好吗，精英们是喜欢用数字说话的，所以不用数字说话精英们是不会服的，我要说“小岗村就是不如华西村”，实际就是要说私有制经济就是不如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此，我要跟精英们来算两本帐，一是经济帐，一是政治帐。
应该承认，包产到户在表面上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我阿姨家第一年包产到户后就感到粮食多了，这种实惠实质是一种分配方式的转换。我们假设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粮食1500斤，按原来他只能分到口粮500斤，还有1000斤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卖给国家，他的实际收入是：30%口粮+工分。包产到户后，如果农民只交30%的粮食，实际收入就是70%的粮食。在粮食紧张的年代，粮食就是财富，在农村也是货币的有限形式，如到农村合作社买副食品、饭店吃饭，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即用一定数量的粮食进行交换。因此，粮食的增加是收入增加比较直观的感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从劳动力的分配来看，农民生产食粮的30%劳动力归自己，70%的劳动力归集体，那么70%的劳动力去了哪里，一部分是为维持粮食生产投入到基本农田和设施建设，如积肥，挖河泥，开排水沟水渠等；另一部分是把粮食卖给国家后以工分形式返回到农民手中。包产到户以后，30%作为耕地使用承包费交给政府，70%归自己所有，农民自己这当然多留存了粮食，同时还由于杂交稻的推广与化肥的大量使用，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也无形中成了包产到户的功劳了。农民表面上得到了实际利益，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农田设施建设没了出处，如河道清淤就没人做，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回乡看到，童年清清的小河成了垃圾坑，有些河段鸭子不是游在水里，而是站在水里，原来灌溉的水渠破败不堪，农民要灌溉就要付钱。事实上，农民只是增加了对粮食支配的自由度，却并没有增加多少农业生产的实际收入。这应该从当年许多农村农民摞荒得到验证，因为农民种粮越种越亏，所以干脆就不种，有些地方的农民种的麦子最后宁肯一把火烧了也不愿意收割。后来，土地逐渐被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被规模化的生产所替代，其实质就是宣告了包产到户的彻底失败。如今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合作社，这可是过去人民公社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恰恰证明了当年的人民公社没有错。
算了大帐再算算明细帐，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应该包括这样几项：
农民总收入=工分+口粮+集体农副产品收入。
这里还不包括农民经营自家自留地，家庭养植，如养猪、养鸡、养鸭、养蚕，还有家庭织布等收入。虽然在当时打击投机倒巴，但农副产品在自由市场仍然可以自由交易。
在我们农村，当年一个工分大概0.14元（每年并不一样，需要根据生产队的收入而定），最差的地方听说是0.07元，但这是少数，好的地方有超过0.30元，假设平均0.20元/每工，一年按300天即300工分计算，就是60元/年。在农村没有星期天，但有农忙与农闲的时候，忙的时候最多一人可三工，当然还要看干什么活，农闲的时候要挑猪圈、抠河泥等，并不是像文章所说懒得散漫不干活，只是少了活，像我姐姐在农闲的时候就是绣花。
口粮部分每个农民按500斤/年算，这个数字是根据各个生产队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另外，老人、小孩、五保户的口粮是集体出的，它应该计到劳动力的人头上。按当时城市粮价每斤0.14元计算，农民的口粮收折合70元/年。
集体农副产品收入是指集体种的油、养的猪和鱼、种的豆和瓜，还有集体分的柴等。 那时我们队里，过年的时候每户会分肉、鱼、豆腐等。如果都以10斤算，大约20元左右。农民在集体中的上述收入为：60+70+20=150元/年。
三十年以前与三十年以后，货币价值按1：23计算（我在《如何比较30年前后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对这一比例作过详细阐述，实际比例还远不止这么多），那么，农民在集体中的年基本收入相当于今天的3450元。而官方提供的数字，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农民的基本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4%，也就是说当今农民的基本收入为3891元，增加了248.4元。可惜的是，30年来，国内GDP翻了两番，而农民的基本收入仅增加了7.2%。更让我晕的是，从得到的另一份资料中看到，“到2007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0.8%”，我不知道这个“工资性”收入是什么意思，当然不能枉评，就是不知道4140元的官方数字中有多少比例是“工资性”收入。
算了经济帐还得算算政治帐。中国历史上从商朝诸侯封地开始，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历时2000多年，而包产到户真是发展到了极至。小岗村是背底里搞私有制，暗底里是挑战现行的社会制度。搞包产到户，最终是瓜分集体财产，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宣扬小岗村的做法，就是在鼓励阳奉阴违，宣扬对抗现行社会制度，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说“包产到户”是“解放生产力”，那就更让人发晕了，有位江西的朋友告诉我，原来生产队用拖拉机耕地，包产到户后，集体的拖拉机被卖了，钱被分了，农民耕地改用了牛，哪位精英还能告诉我，让老牛革了“铁牛”的命，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它是如何解放生产力的？今天，为什么有人不用华西村来大张旗鼓地宣传30年来的成就，而要极力用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来宣传所谓的成就呢，该文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搞‘饥饿的社会主义’，还是搞‘温饱的资本主义’？”这也太露骨了，言下之意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饥饿”，无非就是要想宣扬私有制比公有制好。华西村走的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坚持的是公有制发展模式，30年来，如果坚持公有制，今天就不是一个小岗村，而可能是一百个、甚至是一千一万个华西村！
由此看来，今天是什么人要极力宣扬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那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及其买办走狗，另一种是被资本主义发展思想所忽悠的没有思想的人。

如何比较改革30年前后的经济生活？

常听人说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人说，“现在的生活很艰难”，好久前曾看到一份报纸说，根据调查，“有多数人认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后来再想找回那张报纸，但没能找到），我有同感，于是就有人反驳我说：“你以前拿多少工资，现在拿多少工资；过去只有九寸黑白电视机，甚至还没有，现在家家有电视机，还不止一只；过去买辆自行车要积攒一年的工资，现在……”我还真的没法回答。比以前工资加了、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等等，这样的经济发展说生活不好让人不服。但又想，说慈禧太后奢侈，可她也没有看过电视、用过电灯空调，坐的皇家大轿再奢侈也没有现在的汽车快捷舒适，五百里加急快递再快也没有手机电话来得快而方便，平常百姓的生活岂不都胜过老佛爷？所以仅凭电视机、自行车也让我不能接受，于是我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该有条“河”作参照物来对比，想来想去只有粮食了，因为粮食是生活必须品，它不仅是经济物资，也是战略物资，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用来征服别人的武器。
过去能保持长期不变的米价是每斤0.14元，现在每斤普遍平均价约是1.6左右，这还是认为粮价比较低的价格，约是过去的11倍多，其中还不包括国家对种粮者的补贴、对农业生产如农机化肥的补贴、及取消的农业税，所以我们今天实际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粮。再看过去尽管农民一年到头，天天月落干到月出，但粮食产量很低，记得当时每亩水稻超600斤能在全县通报了。如今随着提倡科学种田，杂交稻的推广，化肥的大量使用，不仅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还让产量翻了一番，根据效率与成本成反比计算，粮价大约相差23倍左右，也就是说，过去的1元钱相当于现在的23元。
再来看看工资，过去普遍工资约34元左右，约是今天的782元，接近于现在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我母亲是纺织工人，工资是66元，相当于今天的1518元，与现在工人普遍的工资收入也差不多，在我们小巷里有一位是铁路工人，工资是一百多，算是高工资了。因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的工资却养活了一家四口人，还造了房子，而如今，我们两个人养一个孩子还有点累。虽然经济增长比以翻了许多，国家统计数字说平均工资长了多少多少，但工资增长对于大多数工薪族来讲基本持平，而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至少是普通职工的六七倍，而企业高管、老总就更是无法相比，只能说明，今天是少数人占有了多数的财富。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吃的东西比过去多，用的东西比过去好，不仅有电视电脑，许多人家住了高楼还有小车，这些都应该归功于科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让社会产品变得如此丰富。但再看看今天日子好过的背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第一是医疗改革让我们失去了免费就医的权利，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今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第二是教育产业化让许多家庭不堪承受，过去我们一年的学杂费是10元钱（每学期3元学费，2元杂费），上大学、中专、技校不仅免费，还有生活补贴，如今虽然国家开始免收学杂费，但有孩子上学的家庭算一算，一年的教育开支是多少。第三是就业过去由国家统分统配，如今是就业难，职工下岗，企业转制让工人成了雇员，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还造成了几代人奋斗积累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第四是住房商品化，许多职工失去了分配住房、房屋补贴的权利，高额房价让许多职工对房屋望尘莫及。第五是失去了社会生活安全感，过去至少在农村能做到日不关门，夜不闭户，如今是防盗门、防盗窗，还是不能保障生活的安全感。第六是失去了人文关怀和相互的信任，过去是有什么困难找单位、找组织，而如今我岳父中风六年单位都没上一次门，组织关系还是打电话让子女自己去拿、自己去办；住在三楼不认识四楼，老太太倒在地上过路人不敢下车去搀；就是一家人为了房产，亲人反目，明争暗夺，甚至把老人逐出家门。第七是我们失去了蓝天碧水，大量的工业污染让我们看不清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走在路上一脸风尘；废水排放让原本清澈的河道变得恶臭如墨，鱼虾绝种；使用的农药、化肥让我们吃得菜总觉得没有以前的肥、鱼没有以前的鲜，癌症病人的增加，有些病种是以前从未听见过的，人们不得不为食品安全而担忧，为自己所住的环境安全而担心。
说到这里，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观点，衡量社会进步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今出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实质就是反映了生产关系有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过分吹嘘生产力发展了多少多少，因为一旦因生产关系的矛盾再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是倒退，那我们真是腐朽到该被打倒的地步了！所以我在研究中共“十七大”报告时觉得，有几个看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传递了一个审视过去发展道路的信号，至少不会在今后再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甚至再是对猫黑白不分了，是否会重新反思改革前30年的经验还很难说，也许颜面上还难放下架子。第二是“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实际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第三是城乡统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解决当前最突出、最关注、涉及人口最多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目前正在实施中。第四是在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提出了“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第一个信号是在加强中共自身建设的同时提高执政能力的建设，在抓经济基础建设的同时抓上层建筑的建设，其执政理念的变化将影响到今后百姓的切身利益；第二个信号是将改变其原有的生产方式，用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来审视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第五是“建设和谐社会”实质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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