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钢铁运输线》，1954年，戴泽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运输工作，曾被誉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了前线作战和生活物资所不可或缺的生命补给线。

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所说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

1950年10月底，美国飞机轰炸朝鲜新义州，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孟昭瑞 摄

美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不管是经济规模、工业生产能力，还是军队实力、装备水平，都远非新中国这个刚刚走出战争阴霾，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可比。

作为老牌工业强国，美国发展得比较早还全面，是西方唯一的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二次大战损失极小，却发了大财。195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1507亿美元，钢产量8785万吨，军舰吨位300万吨，军用飞机3.1万架。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它把自己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近半数的海军都投入到了朝鲜战场。

更别说美国还拥有曾让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瞬间毁灭的原子弹。

朝鲜战争中，美军的一处弹壳“山”

反观我们，195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仅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十二分之一。钢产量仅有60.6万吨，相当于美国的1/144。军舰吨位4万吨，军用飞机60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我们的陆军虽然是百战之师，但装备太差了，美国的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5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只有36门。

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美国佬既不跟你讲任何道理，更不跟你讲丝毫武德。

朝鲜上空的美军F-84战斗轰炸机编队

凭借其占据绝对优势，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共出动飞机104万架次，平均每天出动近800架次，最多时一天竟达2400架次。共投掷炸弹、凝固汽油弹和发射各种火箭弹、炮(枪)弹等69万吨，其轰炸密度超过了二战水平。三年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飞机，为轰炸朝鲜北方铁路线共投弹19万枚，近10万吨，平均每7米通车线路即中弹1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损失的各种汽车中，78%是直接被“联合国军”飞机摧毁的。作战物资途中损失率高达20%~30%。

如果仅仅看这些纸面数字，中国怎么可能打败美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怎么可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抗美援朝只能是单方面大屠杀，新中国可能连元年都挺不过去……

美国人的原子弹，当时也威胁中国，要给我们来个“外科手术”

当时国内不是没有“恐美症”患者，他们“理性”地认为，中国不应去“理”美国的侵朝战争，因为“理”后一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一定会大举来烧杀，甚至可能咣咣往中国投原子弹，中国可就要完蛋了!所以要留后路，要跟美国人搞好关系，不能大家都站到人家的对立面上去，也有人能拿出来东西给美国人交还，随时可以做谈判对手，有砝码能保全中国云云，听着熟悉吗?

美国人更是嚣张了，麦克阿瑟认为这点中国军队，都不够他撒牙缝的，战争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

即便1951年元旦前后，“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步步后退，从鸭绿江退过三八线，平壤、汉城都丢了，美国人仍然十分乐观。

杜鲁门(左)和麦克阿瑟(右)

总统杜鲁门派遣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朝鲜战地，当面征询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两位东西线指挥官，对军事形势的看法后，五角大楼和白宫得出共同结论：

“我们的军队已拦阻住了朝鲜的战争浪潮。敌人已经给拦阻住了，而且在某部分战线上还被打了回去。中国人由于补给线太长，显然已落到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的地步。”

但是事实证明，不管是得了恐美症的中国人，还是得了蔑中症的美国人，他们都错了。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而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正如当年，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狂吠和日军“不可战胜”神话时，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951年2月，黎民 摄

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了革命战争胜利的中国人民，再不是那个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人民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了，是内外反动派惹不得的，他们不仅可以为革命军队奠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能够造成弥补武器装备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正义战争特别是以弱对强、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敌人的革命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动员人民，武装人民。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背后，其实就是这种中国力量、人民力量的充分体现，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勇敢。无数志愿军身边背后无数的参战支前人员，他们的奋斗与牺牲，坚守与奉献，同样值得我们去发掘，去缅怀，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英雄。

天津人民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

“群众想办法”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之地，上海的工人阶级也是踊跃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模范和骨干，“钢铁运输线”上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据《上海铁路局志》记载：1950年10月，上海铁路局首批援朝的工程团1688人出发赴朝;11月11日，上海铁路局首批支前职工22人乘车北上。截至1951年2月28日，上海铁路局职工自愿报名援朝人数达28620人，占全局职工总数50%;机、车、工、辆、电和局属医院、公安等各单位普遍成立了抗美援朝预备大队。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上海铁路局共有4366名铁路员工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战地服务工作，前线立功的就有311人，立小功者1410人次，其中58名支前员工英勇牺牲，被追认为抗美援朝烈士，至今仍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一大队欢迎上海市医工慰问团摄影留念

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上海机务段王禹包乘组。

以司机长王禹为首的九位同志，在同美军飞机斗智斗勇的实践中，大智大勇，摸索出一套与之“捉迷藏”的技巧，能冒着敌机的围追、扫射，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

比如同志们通过观察发现，有人吸烟喷出来的烟雾和火星，在黑夜中很容易被发现。于是联想到，在夜间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必须使火星和白烟不外冒，尽量多喷黑烟，这样浓烈的黑烟就会笼罩住整个列车，迷惑敌机视线。

有次行车到一个车站，天快亮了，他们的机车在等候调度命令。

1950年11月，“铁牛号”机组和绥化站其它11台机车参加抗美援朝

此时距离天亮还有二三十分钟，突然前方有列车组，从大坡道上退了回来，足足24个车皮。远远已能听到敌机在天上嗡嗡乱叫了，如果大家不能抓紧有序分散，搞不好就让人家给一勺烩了。

王禹主动去问情况，才知道这列车的机车发生故障，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冲过敌人封锁，打通“肠梗塞”。说干就干，大家各司其职，用自己的机车顶上去，顶住前面列车的车尾，使劲往前推，开离车站。同时拼命吹动炉子，把黑烟吹得烟雾腾天，利用黎明前的黑暗，尽量遮蔽行车轨迹，使敌机难以发现准确的目标，只能在天空中瞎胡兜圈子。在黑烟的掩护下，最终胜利地冲过了封锁区，天亮之前把这列车推进了山洞。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说：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铁路职工在朝鲜进行列车编组作业

“又是一个‘罗盛教’”

我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曾经有篇纪念罗盛教烈士的文章。

虽然后来这篇课文，跟很多红色课文一样命运，因为“不合时宜”被删除了，但志愿军烈士的英名事迹，却在我的心中，永远扎根。

罗盛教不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但他的牺牲却同样伟大。牺牲后，朝鲜人民书写在罗盛教墓碑前的文字上，写道：

“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人教社1987年版小学《语文》课本第5册课文《罗盛教》

在上海铁路局抗美援朝的参战支前员工中，就有一位“罗盛教”，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公安处直属警卫中队警士史元厚，山东长清的贫苦农民出身，在济南拉过黄包车。参加革命后，满身都是干劲，解放了天亮了，家里分地了，他也第一次被人尊重了。家里给说了个没过门的媳妇，爱学习不爱虚荣，在镇店上念书，俩人交换了照片，还互相写信，鼓励对方都要积极上进。父亲也托人带信来，说：

“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顶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

作为青年团员的史元厚，想是舍小家顾大家，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保家卫国，维护和平，为此他连写七封决心书。

史元厚 烈士

1953年3月，史元厚参加抗美援朝。

同年12月1日，在完成护送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务后，途经朝鲜平安南道安州火车站附近龙潭池时，他看到滑冰的朝鲜儿童掉入冰窟，就奋不顾身，迅速跳入冰水中抢救，接连三次钻入深水，最终将孩子托出水面。赶来抢救的战友用长竹杆将儿童救出，他却因在冰水中时间太久，精疲力竭，冻僵后沉入水底，英勇牺牲，年仅24岁。

被史元厚就上来的朝鲜孩子，叫赵元弘，才10岁，是个孤儿，更是个苦命人。孩子父亲是朝鲜劳动党员，敌人进攻朝鲜北部的时候，还乡团带着李伪军，把父亲抓走杀了，后来母亲也被美国飞机炸死了。赵元弘被伯父收养了，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三龙里，老人家已经六十多岁了，听到史元厚为抢救元弘牺牲的消息后，一夜未眠，第二天带着孩子，到志愿军部队上表示感谢，含着眼泪，嘴唇打着哆嗦说：

“都是为了这个孩子，一个志愿军战士牺牲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

朝鲜儿童崔莹和罗盛教烈士之墓

12月15日，附近群众三千多人，为史元厚同志举行葬礼，把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遗体安葬于龙潭岭上。并将龙潭岭改为“史元厚岭”，龙潭池改“史元厚池”。

当时正在朝鲜采访的著名作家杨朔，有人给他打电话，说：

“你知道么?今天傍晚在安州车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

杨朔赶紧到这里采访，看到了史元厚烈士的遗容，访问了他的战友和被救朝鲜孩子、孩子伯父，还有当地群众，有感而发，赶写出长篇通讯《中国人民的心》。

油画《罗盛教》，1960年何孔德

文章里有几段话，今天读来，仍然让我热泪盈眶，仿佛读到另一个版本、另一种镜像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

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得也很简单。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难道说奇怪么?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心。”

1951年6月4日，上海老闸公安分局民警纷纷为“上海公安号”战斗机捐款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1950年11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关于“调车参战”的电令，牡丹江市政府制订了《牡丹江市关于战勤动员负担暂行办法的实施草案》，规定：

“18岁至50岁之男子，18岁至45岁之妇女及有运输能力之车马(牲畜)交通工具，均有应征服勤之义务。”

光出文件是不行的，关键是怎么实施。换句话说，怎么把“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这就要看动员组织上的真本事了!

抗美援朝志愿支前民工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可缺少的助手，把大批物资运往前方

牡丹江市有关部门，在将应服战勤义务人员进行登记，搞清应服战勤义务的人数后，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以提高干部群众服勤的自觉性。使群众认清战勤工作与前线的关系，战勤工作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战勤工作与全市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步认识到，战勤工作的好坏，对战争的胜负影响极大。从而提高了服勤的自觉性，树立了一切为前线的观念，把出战勤作为责无旁贷的责任，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顺便说，只讲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物质鼓励。老百姓说话了，不能巧使唤人白干活!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1月至10月，全市(牡丹江)由省(松江)战勤部门核销的战勤费支出即达人民币2.06亿元。其中补助过往民工及平山担架伙食费2889万元;补助过往民工及送省参战人员旅费929万元;订制担架装备费898万元;人工征雇费59.4万元;车马征雇费9514.5万元。

长白山人民组成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担架队，整队出发开赴朝鲜前线

有了精神动员，有了物质鼓励，牡丹江人民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支前工作。仅1951年，牡丹江市就完成了359名前方战勤动员工作。其中有82名汽车司机学员，45名朝鲜语翻译，22名土建监工员，11名汽车修理工，6名土建技术员，29名车夫，4名伙夫，89名护理员，51名汽车司机，10名手推车修理工，开赴前线。

1950年9月，牡丹江组织了抗美援朝参战运输队，为即将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提供后勤物资运输的车辆和人员。

牡丹江电业局所属镜泊湖发电厂的汽车司机、年轻的共产党员高吉昌同志，积极响应带头报名，积极要求赴朝参战，被上级批准后，告别了在农村的老父亲和厂内工作的未婚妻，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工友和师傅，带着全厂职工的期望与嘱托，于1950年10月份，驾驶汽车开赴到朝鲜前线。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部队的战士奋勇抢救被敌机轰炸起火的军需物资

1951年9月，高吉昌同志壮烈牺牲在朝鲜妙香山战场，时年22岁。

高吉昌同志是山东临朐人，7岁随父逃荒来东北，在伪满吃遍了各种苦。

光复后，他参加镜泊湖发电厂修复工作，从汽车助手做起，学开车学技术，慢慢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技术骨干后，高吉昌从来不耍态度，勤恳工作，不怕脏累，稍有空闲就钻研驾驶技术和车辆保养，从未耽误过出车。职工或家属，又求他进城捎买东西或办事的，他从不拒绝，热心为群众服务。

牡丹江解放初期，土匪活动猖獗，经常抢劫车辆，高吉昌与师傅一起，不惧艰险，跟土匪斗智斗勇，保证车辆安全同时，也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其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勤勉的工作态度和助人为乐的思想境界，得到全厂职工及家属的喜爱。1949年，高吉昌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冒着敌机轰炸，冲过封锁线的志愿军司机同志

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期间，朝鲜战场正值艰苦激烈时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高吉昌经常冒着敌机狂轰滥炸，一次次通过敌机封锁线，机警地完成了五次战役中所承担的运输任务，受到部队领导和战友的好评。

1951年9月，高吉昌驾驶汽车往清川江南岸的价川运送汽油，在返回驻地途中与敌机群遭遇，一架敌机俯冲投下炸弹，高吉昌腰部不幸中弹。为了不使自己的汽车挡住后面的车队，负伤后他仍紧握方向盘，坚持将车开了一段路程，直到最后一息，将车滑下路面，汽车被大树挡住。

高吉昌同志牺牲在了朝鲜，他的遗体也永远留在了一处叫“秋平里”的异国村落附近。

群众不是无缘无故就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的，特别是在敌我悬殊的斗争情况下，他们能够跟我们走，跟我们干，义无反顾地拿起窳陋的武器，跟强敌作斗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觉悟提高了。

一位不知名的志愿军司机同志的老照片

还是毛泽东同志总结抗美援朝的胜利与意义讲话中所说：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今天看来，这个对付他们的办法，依然适用，但是“他们”，却不止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一切站在中国人民对立面的坏东西，你懂的。

“新中国民工贡献极大”

随手翻阅东北各地的地方志，就能看到——

“全县(黑龙江双城)参加基干担架队一千三百七十二名，参加担架团六百八十二名，卫生护理员一百名，伙夫四十名，大车夫三百一十二名，警卫、通信员一百零二名，翻译二十一名。参战干部县级一名，区委级三十四名，助理级五十一名，村干部七十四名。”

辽东省民兵、自卫队在紧张地练习担架拴绳，准备开赴朝鲜前线

这些默默无闻不穿军装的抗美援朝支前群众，一样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付出很多，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黑龙江穆棱县有位田老汉，本名田进才。

1950年10月下旬，穆棱开始组织赴朝担架团，要求800人，报了1400。按理说田老师年纪大了，不再征集范围内，但他就怕嫌他年纪大不批准，还把胡子刮个光光的，到区政府就缠着高区长不放，软磨硬泡坚决要去。

东北群众有支前的光荣传统，平津战役不少东北群众支前都支到了关内。可是美帝国主义装备比国民党强太多了，狂轰乱炸，我们牺牲很大，有的县的民工队就出现开小差了。

松江省五常县抗美援朝志愿基干担架大队

穆棱县担架队往南走，就遇到一些开小差的，他们无非是说了一些越往前走美国的飞机越历害，为了掩盖其逃跑实质，对轰炸情况添枝加叶地加以渲染和扩大。

当时，对向国内逃回民工采取的方针是：不追赶，不堵截，即使他们跑到安东(今丹东)、临江、辑安，国境哨卡也不堵截，完全由队员自便，靠各支队坚强的政治工作。

坚强的政治工作无处不在，特别是担架队遇到志愿军伤员，无形中也成为民工担架队的政治指导员。

辽东省本溪县兰台村民兵自发组织担架队，时刻准备支援前线

当时我军的伤员多是冻伤，因为美帝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我志愿军急于应战，未来得及换装就直赴战场，冰天雪地里一卧就是几个小时，单衣薄裤，斗风雪还要防空袭，故冻伤甚多。我担架队员小心翼翼地运送伤员时，向他们投以崇敬的目光，尽量动作小一些，轻一些，生怕弄痛同志们。有些伤员偷偷地流泪了，担架队的老乡反而安慰他们，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说要不是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美国侵略者就不会像兔子一样向南边跑得那么快。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于东北的群众，意义非凡。

毕竟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国民党反动派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都是很近的历史，美帝国主义扬言“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意味着什么?

美机轰炸安东(丹东)机务段后，铁路工人曹广久从家中抱出已被炸死的女儿

东北人民太清楚了!

不过，革命精神高涨，我们一样有奋斗就有牺牲。

长津湖战役后，穆棱县担架队在路经长津湖过荒草岭向咸兴进发途中，夜里走到长津里，突然遭到敌人轰炸，也出现了第一位牺牲烈士。

敌人飞机走后，县队长周书绅同志在清理队伍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呻吟，赶忙奔了过去，原来是大队马夫田进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田老汉，被炸伤了，伤势很重，动脉被弹片切断了，血急剧地渗出。

大队长吩咐医生金斗坤马上包扎，派一副担架两班替换，快速送附近野战医院抢救。

老当益壮的担架队员

临上担架，田老汉费力地说：

“大队长，不要为我忙乎啦，共产党解放了俺，俺死了心里也欢喜!”

可惜田老汉在送往医院途中，没抬下担架就停止了呼吸，田进才同志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

在黑龙江的支前参战人员中，还出了位活着的“罗盛教”陶向林。

1951年2月20日，志愿军某部医院遭敌机轰炸，海伦县(今海伦市)担架队员陶向林同志，在抢救志愿军伤员之后，发现附近村子朝鲜老乡的房子，也被敌机炸着火了。于是陶向林赶紧冲过去，找寻有没有朝鲜老乡。冒着敌机扫射，救出来一个被浓烟呛晕了的五岁朝鲜小男孩。

志愿担架队在朝鲜战场

广大东北支前参战人员热爱朝鲜人民的事迹，还有许许多多。1953年8月5日，《东北日报》刊载的《三年来东北七十余万民工支援朝鲜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报道中，就曾提到：

“民工王忠绪在美机轰炸朝鲜某村时，奋勇冲进一所被炸毁的房屋里，救出了被压在乱砖底下的一个老大娘和二个孩子。松江省宁安县的担架队在离开在离开朝鲜某地时，当地人民都扶老携幼远道相送，并且赠送该队一百十四年旗帜。”

根据这篇报道，东北各地直接参加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民工，达七十一万五千余人。

这些来自东北农村的支前群众，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应当被忘却的英雄。

辑安县第三担架大队队长曲洪和朝鲜孩子在一起

1952年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报道时指出：

“新中国民工在朝鲜前线忘我工作贡献极大，从严冬到盛夏，日日夜夜往返转运伤员，输送粮食和弹药。”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一书，在论及东北地区民工抗美援朝的业绩时，也指出：

“这些同志冒着敌机敌炮的袭击，在风雪严寒中担负着繁重的装卸、运输、抬担架、救护伤员等各种勤务，是战争初期后勤系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战争中，广大民工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对保证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战斗在朝鲜的东北各地志愿民工队

即便是我们的敌人，也对我们的“钢铁运输线”不吝美言。

1952年5月31日，“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曾发出感叹：

“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惊人奇迹的背后，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敢于面对强敌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

又：谨以此文，纪念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忠骸归国，献给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指战员和支前人员。

以往我们讲到抗美援朝烈士，习惯性关注的都是志愿军指战员。但实际上，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华好儿女中，还有大量不穿军装的支前工作者，他们是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比如我曾经写过的京广、陇海铁路上的火车班组成员，济南抽调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此外还有大量的担架队、运输队，翻译和医护人员，甚至还有民兵，他们也不应该被忘记。

原本这周我要写别的内容，有关日军的资料，需要朋友从日本买了后寄回来，但他一直没找到。上周就说要写篇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忠骸归国的纪念文章，但是上周忙于跟“宫中昊凭泰”作斗争，就跟耽误了，所以干脆就写这个内容吧?也算是迟到的纪念，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正如我的“鑫狼微薄”上，一位粉丝朋友说的：

“冷知识科普：虽然没有影视作品表现支前民工，抗美援朝作品中也没有反映支前民工的情节，但是，抗美援朝的伤亡统计包含支前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