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接续，是对开放中国的有力推动，是对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重启丝绸之路是中华儿女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孜孜以求的夙愿。1964年6月，他在接见中国——阿富汗联合勘界委员会阿方首席代表时，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必须把丝绸之路现代化。”意在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放异彩，给传统的丝绸之路赋予现代气象。为此，他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始，就着手谋划重启丝绸之路，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重要起点，以历次重大国事访问为突破口，殚精竭虑，谋定而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先导性、奠基性工作，为构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

倡导五项原则 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筑牢“压舱石”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同意谈判解决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表团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他首先对以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代表团表示欢迎，然后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接着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绝不是他随意的发挥，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就指出：“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印媒报道周恩来访印。

1954年4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正式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在国际性文件中出现。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次写进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访印后周恩来接着访问缅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毫无例外地写入双方的联合声明。从此这五项原则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影响越来越大。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会议休息时他为各国朋友签名留念。

1955年4月，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会议。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以灵活的方式传播、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月21日晚，他参加越南与老挝领导人的会谈，见证了他们所发表的以“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范围内，发展和协调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应当存在的睦邻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联合公报。万隆会议在周恩来的积极斡旋和倡导下，取得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这一重要成果。万隆会议期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许多参会国领导人心中播下了种子，到处生根发芽，成为重启丝绸之路的思想共识和精神依托，并逐步成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亲善和睦四邻 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加装“安全阀”

从世界范围和地区形势看，1956年秋冬和1960年春是多事之秋。英、法两国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在东欧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加之中印边境摩擦不断，边界划定、华侨双重国籍等敏感问题持续发酵，中国周边的有些邻国对中国强大起来后会不会向外侵略产生担心和恐惧。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亲善四邻、安定友邦，周恩来接受邀请，满怀诚意，先后于1956年11月和1960年4月出访亚洲八国和亚洲六国，这些国家大都与丝绸之路有极高的关联度。他的成功访问，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为重启丝绸之路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周恩来在出访亚洲国家时，总不忘回忆往事，追溯友好的历史，以激励彼此珍惜友谊。1956年11月他访问越南，专门参观了50年前孙中山在越南进行革命活动时创办的河内中华中学。在欢迎国宴上一往情深地谈起与胡志明的特殊关系，“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我那时还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在柬埔寨访问，与西哈努克会谈时说：“柬中两国是兄弟国家，在历史上两国已有很久的关系。”在印度孟买访问，周恩来提起了在抗日战争中援华牺牲的医生柯棣华，他说：“单就这件事就使中国人民在心里铭记着柯棣华的名字和伟大的孟买。孟买是一个赢得中国人民尊敬的城市。”在缅甸，他邀请缅甸朋友访问中国，并表示“他们将受到亲戚一样的热情接待”。在巴基斯坦，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我们两国早在第五世纪就开始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高僧为了寻求知识，曾经先后来到这个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和玄奘。1957年的新年，他来到锡兰的科伦坡，百感交集，在市民欢迎会上说：35年前第一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自己曾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现在，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

周恩来出访周边邻国的重要意图，就是释放平等的信号，播撒友谊的种子，消除遭渗透、被侵略的恐惧心理，缓和矛盾冲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影响双边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越南，周恩来公开承诺，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专程到河内市郊参观越南人民为纪念他们的民族女英雄征侧和征贰而建立的“二征王庙”，以表明“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不同了，大民族主义正在被清除，而代之以兄弟的情谊”。在缅甸，针对吴巴瑞总理担心大国侵略的忧虑，他诚恳地表示，就中国来说这是不会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我们自觉地提出反对大国主义，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在尼泊尔欢迎会上，周恩来面对热情的市民说：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是相互平等的，并有它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优点。边界问题是周恩来出访有关国家的重要议题，他带着极大的诚意，先后与缅甸、印度、尼泊尔、阿富汗领导人进行了磋商会谈，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与缅甸的边界问题，“通过多年努力，双方的观点一天一天接近了”，最终于1960年10月签订了条约。与尼泊尔的谈判进行的十分顺利，1960年4月中国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同时交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批准书。在阿富汗访问时，周恩来正视两国的边界问题，当阿方提出在阿富汗走廊修一条公路时，他赞成这个意见，并表示可以研究。与印度的谈判，尽管费尽周折，最后也没有取得明显成果，但“周总理的积极态度受到印度和全世界舆论的热烈欢迎”。在访问越南、柬埔寨、缅甸过程中，周恩来还就华侨问题与相关国家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在接见华侨代表时，勉励他们做一个守法的模范的侨民。

开拓立体交通 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插上“金翅膀”

丝绸之路首要的是互联互通，人行万里，货畅其流。而重启丝绸之路关键的是突破交通瓶颈，逐步形成陆路、水上和空中的现代立体交通格局，变艰辛跋涉为日行千里，让古老的丝绸之路不断拓展空间、缩短距离。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面对困局，周恩来高度关注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发展，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指导。在国际交往中，他主动出面与捷克、波兰等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商谈，先后成立联合经营的国际海运公司和中波轮船公司，利用对方的便利条件，冲破封锁，“借船出海”，共同开展国际海运。他曾嘱咐交通部门的同志，要多向外国同志学习，培训自己的船员，打好基础，待条件成熟时，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周恩来十分期待有一支悬挂五星红旗的中国船队，能够早日冲破封锁，航行在辽阔的世界海洋上。

周恩来、陈毅访问尼泊尔期间游览博克拉湖。

1961年4月27日，新中国第一家海洋运输企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应运而生。第二天“光华”轮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起锚出发，揭开了中国远洋运输史上新的一页。随之，我国一批自营船舶陆续开辟了东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航线。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了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策，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0年，他排除“左”的思潮的干扰，又提出在1975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大力发展国内的造船能力，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从国外买一些船舶，以掌握远洋运输的主动权。

航空是现代交通最快捷的方式，也是丝绸之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进入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周恩来开始思考和谋划“飞出去”的问题。1963年6月1日，他亲自接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马立克·努尔汗一行，就中巴通航问题进行交谈，并指示中国民航总局负责人，对中巴通航一事立即着手调查、研究、规划。1964年5月，中巴正式通航后，周恩来再次会见努尔汗，赞赏巴基斯坦政府在实现中巴通航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中巴通航打开了我国通往欧洲、非洲的大门，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

1965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乘坐第一次担负国际远航任务的中国民航公司专机。行前，他为机组人员鼓劲打气，说：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访问结束归来后，周恩来勉励圆满完成首次国际远航飞行的机组人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嘛!1973年8月，他指示中国民航要尽快实现“飞出去”的目标，强调：“现在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现代的世界，不能锁国自守，要把‘飞出去’作为政治任务来切实规划，进行认真准备。”1974年4月，民航总局向周恩来报送《关于民航国际通航准备的报告》。他明确批示：“审查今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通航条件是否具备，保证双方往来，不致发生空中导航、通信、气象……等事故。如条件不够，必须加快准备，不能随便批准。”

在铁路对外联通和援助建设上，周恩来也给予重视，并为此付出了心血。1956年1月，中、蒙、苏三国铁路联运通车，在庆祝宴会上，周恩来高兴地说：“三国铁路的联运通车，是三国间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的标志。因此，人们把这条铁路叫做‘友谊之路’是非常恰当的。”

上世纪60年代初，独立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表达了建设坦赞铁路的迫切愿望，并对中国政府援建寄予希望。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经过深思熟虑，表明了支持援建的态度。1965年6月，他在对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时，经过调研就坦赞铁路建设标准提出了明确意见。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1975年5月底全部竣工。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誉为“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扩大对外交流 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开启“连心锁”

丝绸之路是商品交换之路，更是友谊传播之路、文明互鉴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以出席日内瓦会议为开端，关注的视野不断拓宽，到访的足迹不断延伸，从周边邻国，到中亚、东欧、直至遥远的非洲。他在26年的外交生涯中，在丝绸之路沿线，亲自出访的国家超过18个，建交国家超过36个，为重启丝绸之路贯通了“人脉”、扩大了“朋友圈”、开启了“连心锁”。

1963年底，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友好使者第一次踏上遥远的非洲大陆，开始了非洲10国之旅，这也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丝绸之路开拓之旅。从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2月4日，历时55天，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非、西非和东非10国。他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非第一站，那里有他在万隆会议上结交的老朋友纳赛尔总统。在开罗郊外，观看完一位阿联运动员在金字塔上的表演后，他特意赠送一支英雄牌金笔给表演者作纪念。在阿尔及利亚，他出席了阿尔及尔市“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和陈毅一道接受“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称号。在访问加纳前夕，那里突发变故，加纳总统恩格鲁玛遇刺。为此，周恩来专门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先行去加纳，沟通有关接待问题，充分考虑对方面临的境况，从两国领导人的安全出发，最大限度地简化程序和礼节。恩格鲁玛对中国代表团的举动喜出望外，脸上贴着纱布、一手缠着绷带的恩格鲁玛，见到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会谈结束时，恩格鲁玛充满深情地说：“我个人、加纳政府和人民感谢你的访问”，“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周恩来的万里之行，一方面巩固和加深了与已建交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与突尼斯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埃塞俄比亚协议采取措施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他在访非过程中，对涉及的诸多热点问题，与非洲朋友推心置腹，坦诚回应。到访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对中印关系问题表示关切，询问现状，提出调解意见。周恩来向各国朋友详尽介绍了中印边界的现实情况，赞赏包括非洲有关国家参加的科伦坡会议为促进中印和解所作出的努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朋友共同热心关注的问题，也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非洲领导人纷纷表态，要“全心全意地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将为此继续努力，直到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为止。”最终，中国于1971年10月“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

周恩来在访问中，十分注意尊重非洲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在与马里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由衷“祝愿两国人民在他们各自选择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就”。在群众集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各国人民的革命，从来都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进行，任何旁人都是不能够代替的，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不能容许的。”他对几内亚总统杜尔所表示的“我们向来不谈社会主义”的观点予以认同，对几内亚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表示充分理解，盛赞两国“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作出了典范”。周恩来到访的非洲十国，基本都是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显然与中国的结盟外交界限分明。周恩来对此没有给予排斥和否定，公开表示，中国虽然是结盟的国家，“不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充分尊重亚非国家所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并且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

推动政经联动 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更是发展共赢之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开始把对外交往的触角向经济合作延伸，以政治互信带动合作共赢，以无私援助助推民族独立，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在对外交往中，周恩来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和真诚友好的愿望，表示中国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兄弟国家。1956年12月，在缅甸捐款四万缅元，救济仰光潘阳贵地遭受火灾的灾民。1957年1月，在参观尼泊尔加德满都一所孤儿院时，向该院捐赠五万尼泊尔卢比以改善孤儿福利。同时，还主动为友好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在越南访问期间，应主人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国内情况提出了参考意见。根据要求，表示同意中国专家留下继续帮助工作。对蒙古的经济建设问题，他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增加物质生产和人口，发展生产和增加人口相结合，还要多搞一些轻工业。在柬埔寨，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往来，鼓励华侨加大对柬建设投资，参观中国援建的胶合板厂，参加皇家纺织厂开幕典礼;在印度，他走访了遍及南北东西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在巴基斯坦，他深入达卡和锡特拉基河上富庶的纳拉扬甘吉工业区;在阿富汗，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他参观了意大利帮助修建的索罗比水电站;在缅甸，他走进了仰光的达棉国营纺织厂;在越南，参观中国援建的升龙卷烟厂、金星橡胶厂、河内卷烟厂，还访问了河内百科大学和河内市郊仁政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今后的互助合作找准时机、把握方向。在访问会谈中，周恩来还毫无保留地与非洲兄弟分享“中国经验”，善意地提出积极的建议。

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是周恩来在访问非洲过程中，边思考边交流，经过反复讨论、归纳总结出来的。在与阿联、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索马里等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都表达了相同、相似的观点。在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最后一次会谈时，他完整地提出了八项原则，并在答加纳记者问时向国际社会作了公开承诺。在马里访问时，将八项原则写进了《联合公报》。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真诚无私、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精神，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有力地助推了中非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

访非期间，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和群众欢迎大会上一再重申：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增加我们的知识，向非洲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在非洲各国，他除了礼节性的走访之外，更多地深入工厂企业、港口、养殖场、研究所等，了解当地的产业特色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推进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为促进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在阿联，参观了开罗“胜利”汽车厂、阿斯旺高水坝工地、苏伊士运河港口和造船厂;在阿尔及利亚，参观了液化石油工厂;在突尼斯，参观了斯蒂牛奶工业公司、手工艺中心;在加纳，参观了加纳新港和工业基地特马;在马里，参观了动物研究所、养牛场、家禽饲养场、实验室等;在苏丹，参观了棉花产区吉齐拉。周恩来继在阿联、阿尔及利亚参观现代化炼油厂之后，在摩洛哥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建设的炼油厂。这几个炼油厂的现代化程度给周恩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现场，他明确指示，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这里考察，这很值得一看。

周恩来为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的梦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创造了显著的业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书写新丝路新篇章的今天，我们要深刻铭记、接续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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