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共和国首批授衔的开国上将中，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是唯一一位一直坚持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作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的工作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而作为一位实事求是、有情有义、严于律己的领导者，李克农对同志、对家人，既爱护保护他们，又严格要求他们，彰显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我党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克农受到通缉，于1928年3月来到上海，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29年，根据党的需要，他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作为党的政治保卫机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交通科。李克农被调入陈赓担任科长的二科工作。

中央特科赋予李克农的任务，是打入敌特内部搞情报。当时，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主任徐恩曾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由于出色的能力和才华，逐渐得到徐的信任，担任了徐恩曾的私人机要秘书。在钱壮飞的引荐下，李克农也进入敌特务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由此打入敌人内部。在工作中，李克农与钱壮飞单线联系，而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人是陈赓，他的工作和地位像一个二传手，既重要又辛苦。平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指导钱壮飞，每一份经他手交给陈赓的情报，都经过了他缜密的思考和分析，渗透了他无数的心血。当时，徐恩曾受其表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负责搜集国民党内外反蒋派的情报。徐恩曾嫌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里的党务调查科环境太乱，不利于保密和扶植亲信，便在南京中山东路上又建立起一个秘密机要指挥中心，里面只有少数电台和亲信，平时由钱壮飞负责。这个中心实际上成为我党一个秘密交通站。国民党中央党部送交徐恩曾的机密文件、电报都会转送到这里，而第一个看到这些文件的人是钱壮飞，随后交给李克农。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时，钱壮飞获取了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都经由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经中央转发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当时在敌特核心机构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除李克农、钱壮飞外，还有胡底。作为党小组组长的李克农领导钱壮飞和胡底两人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掌握了敌特电台及小型收发报机的制作工厂“正元实业社”的全部秘密，后来又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通讯社名义上是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附属组织，实际上完全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掌握。陈立夫挂帅、徐恩曾主抓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完全成了替我党搜集情报的工具。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李克农等三人活动在敌人的心脏，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一幕，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

然而顾顺章的叛变，却使我党情报工作遭受重大损失，李克农等在敌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毁于一旦。顾顺章被捕的第二天晚上是星期六，钱壮飞一连接到六封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加急绝密电报，均写着“徐恩曾亲收亲译”。钱壮飞偷偷将电文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叛变。若押解南京，三天之内就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心情异常紧张，他立即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乘坐当晚的列车到上海，将情报面交李克农。李克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昼夜工作，负责一切具体事务，迅速妥善保卫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1931年4月28日凌晨，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但我党抢在了敌人的前头成功地完成了大转移。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们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存在，而且在上海也难以生存立足。李克农、钱壮飞等人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苏区。1931年秋，李克农在瑞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等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联络局，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李克农任局长。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毛泽东赞扬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这对解决西安事变起了先锋和前导作用。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周恩来、叶剑英赶赴西安同张学良进行谈判，并担负与张学良的联络工作。有人说，李克农在西安事变中立了首功。

抗战前期，李克农随周恩来到国统区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秘密情报网。1941年4月，李克农返回延安，担任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先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建设各地秘密情报组织，派遣情报工作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在解放战争中，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报工作者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中共中央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评价说，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李克农提供的情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李克农组织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并通过内线报告，基本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知道其全无和平诚意却还不敢暗害，为毛泽东下决心前去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夸奖李克农“干得好，情报工作做得及时、准确、高度保密”。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力完成外交部的组建工作。1955年4月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由李克农兼任部长。1955年7月，经中共中央特准，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共中央1949年进入北平后，李克农领导了保卫战线工作，肃清了潜伏北平的数千名敌特，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点名要李克农担任中朝谈判代表团的幕后指挥。会场上我方如何发言、斗争，往往都要由他在后面的屋里递条子指导。当时，李克农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一度出现昏迷，但仍坚持到停战之后才离开。最后，经过两年多的唇枪舌剑，于1953年7月 27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此后连续几个晚上，心情激动的李克农躺在床上浮想联翩，辗转难眠，多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卓越领导人，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了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党的早期情报保卫工作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但照搬其肃反模式也曾在红军时期造成过严重恶果。1950年，李克农在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条原则。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当年共产党员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国民党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而且艰苦的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所无法忍受。

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

李克农长期领导情报、保卫战线工作，办事严谨，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秉公而断，一身正气。1954年，潘汉年被作为“内奸”、反革命逮捕。潘汉年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功勋卓著，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因为潘汉年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就情报部门的有关档案以及1939年到1948年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报进行审查，搞一个审查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有力的反证材料：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1、潘汉年于1941年6月13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该报告中央于6月20日收到;2、潘汉年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潘汉年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一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4、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1937年，李克农与叶剑英(右)作为中共代表在西安。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材料报邓小平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们都圈阅了，但没有结果。李克农这份报告，在27年后为潘汉年平反时重新被发现。阅读者无不佩服李克农在当时的环境下竟敢这样实事求是的讲真话。1955年7月19日，李克农顶着巨大压力，第二次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汉年辩护。可惜，李克农的两份报告当时都未能被采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廖承志、陈云提出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胡耀邦批示同意。中纪委根据李克农当年写的五条反证材料作线索和依据进行了复查，推翻了原结论，给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荣誉。

李克农不仅对党内高级领导人敢于秉公负责，而且对一般干部也坚持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1948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副书记康生向李克农提出他需要重新配备一位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工作集于一身的秘书。李克农从中央社会部挑选了沙韬，他忠厚、可靠、能干。经由周恩来批准，沙韬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担任康生的秘书。在沙韬给康生当秘书初期，康生对沙韬是满意的。1949年8月后，康生先后到济南、青岛休养。为了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长商议，对康生住所周围加强了警力。夜间，康生因爱琢磨事经常失眠又有烟瘾，有一次把被子烧了个洞。所以沙韬经常守夜，小心谨慎地陪伴在康生的左右，等康生睡熟了他再去睡。守夜里，沙韬为了避免自己的走动影响康生，经常在门口踱步。康生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沙韬是被派来监视他的。

1949年，康生在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中失利，整日泡在家中消极怠工。康生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理说在党内的地位比饶漱石高，但中央任命饶漱石做了华东局书记，康生仅为山东分局书记，因山东分局有事向中央请示报告前，必先报华东局，这使康生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均低于饶漱石了。而且在1950年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康生没有得到全票，他便认为是身边的人说了自己的坏话。查来查去，最后认定沙韬是饶漱石派来监视自己的暗探，把沙韬辞退。不久，李克农安排沙韬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早在延安审干运动时，康生就已对李克农非常不满，怀恨在心。此刻围绕着沙韬事件，二人的对立就更公开化了。

康生在党内资历很深，又是中央社会部的老部长。李克农对康生一直是尊重的，而沙韬只不过是个一般干部。当时摆在李克农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为迁就康生而牺牲沙韬，要么为保护沙韬而得罪康生。李克农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带着结论材料找到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有关领导共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报告刘少奇审查结论，顶住了康生干扰，才了结此事。李克农还把与当时中央几位领导讨论沙韬的结论郑重地记在了自己的日记里，表示他愿意为此事承担历史责任。

1945年8月，李克农(左一)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送行。

197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时，邓小平谈到李克农。李先念插话说：“如果他还在，‘文革’中也得被打成大特务。”这确是知情之言。正因为李克农不顾个人得失，为人正派，能坚持原则，有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高贵品质，所以康生之流恨之入骨，一再对他进行攻击。李克农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的刚毅气概和高尚品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关心身陷逆境的隐蔽战线干部

李克农为人正直，关心爱护干部。在原则问题上，李克农非常明确、毫不含糊。这是他思想作风上一个突出的特点。

据原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回忆，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密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叫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当时，中央社会部由李克农主持工作。李克农心急如焚，嗓子都哑了。妻子赵瑛说，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事后，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一、三室的同志作了许多调查，寻找有些同志的下落，弄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

李克农对王石坚情报组织逃回来的同志，关怀备至，一一听取他们的汇报，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全国解放后，此案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此外还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亲自参加他们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1957年7月20日，李克农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封信，要求组织个班子去上海、南京等地，抢救中央特科史料，“同时也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此信得到批准后，8月26日，李克农带领工作班子去上海马不停蹄地开展调查、搜集、整理工作。由于身体原因，李克农这次上海之行提前回京。李克农搜集掌握了大量材料，向中央写了八万字的报告，最终使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隐蔽战线的许多老同志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董健吾是我党情报战线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冒险收养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还设法安全地送他们去苏联。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隐蔽战线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被取保候审。李克农1957年到上海后，很关心董健吾近况。但由于董健吾的历史问题中央还没有结论，不适合会面，李克农便安排上海市委调查部部长韩仰山与董健吾见面。李克农回京后，给韩仰山写了一封信，要他关心董健吾的生活。按照李克农的指示，韩仰山每月给董健吾一百元生活费，1960年，斯诺访华时，向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同意见面。这使得董健吾的处境出现转机。1962年6月，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70年病逝。

李克农对中央特科重要关系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叫杨登瀛)也十分关心。鲍君甫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是中央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1928年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也是我党第一位“党外特工”，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我党重要领导人，为我党隐蔽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入狱。鲍君甫在狱中没有吐露任何我党秘密，1932年出狱，1934年后任了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1951年，鲍君甫在镇压反革命时期被南京市公安局抓起来。后来在陈赓的过问下，鲍君甫被释放，在南京摆小摊，生活十分困难。1955年3月 19日，李克农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写信说：“鲍某日前从南京来此，昨晚陈赓同志和我约旧日一起工作的刘少文、刘鼎、陈养山等老同志招待他一次，叙叙旧情。席间鲍谈到他日前经济情况颇拮据，本人已六十四岁，牙齿脱落，饮食不好。陈(赓)、我意可以破格照顾，建议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假牙。你意如何?请考虑示复。”由于李克农的过问，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君甫一百元生活补助，使他晚年生活有了着落。

在上海调查期间，李克农带领工作人员到万国公墓为烈士李白、吕明等扫墓，看望烈士遗孀和子女，并给他们抚恤。1948年12月29日，李白在向党组织拍发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时，被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 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并接近上海，蒋介石下令对李白处以极刑。20天后，上海解放。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李克农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发来一份电报，请他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6月20日，一户家住戚家庙的百姓向上海军管会交出他已秘密隐藏多日的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他把当晚目睹的一切告诉了政府。李克农始终怀念着李白，建议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按照李克农的把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搬上银幕的建议，根据李白为原型，组织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后，宣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教育了一代代后人。

家风纪事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许多年来，李克农的子女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1987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1988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李克农的特殊工作，又使他多年没有固定作息时间，几天几夜不睡是常事。40年代后他重病缠身，哮喘病发作起来，憋得上不来气，但他仍一把把地吞着药片坚持工作。党内同志谈起李克农个人生活的品德，一直都表示由衷的敬佩。李克农不仅珍惜革命情义，也非常重视亲情。李克农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对人礼貌。每当形势转折或国内外出现重大事变时，他都与子女交谈认识，告诫他们要坚持原则，明辨是非，在斗争实践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李克农(左四)等高级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孩子们面前，李克农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却从来不许子女沾自己的光。二儿子李力曾回忆说：“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小儿子李伦曾回忆说：“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一个礼拜天，我乘小汽车去看望他。不料进屋后，父亲就批评我说：‘你是来看父亲的，为什么动用公家小汽车?今后不准公车私用!’又一次大约是1960年春，我携家属和孩子看望他，母亲留我们吃了中饭，临走时，父亲从房内走到客厅对我说：‘你母亲留你们吃中饭很好，可你们临走怎么不交粮票，你们每月每人领25斤粮票，我们也是25斤嘛!你不交粮票，不就叫我卡公家的油，占公家便宜吗?’父亲生活非常简朴，房内只有军服和一套赴亚非会议穿过的西服和两双带补丁的袜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由于李克农对子女严格教育和要求，每个子女都很优秀，都成为党和军队重要岗位上的优秀领导人才。长女李宁，曾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性省厅负责人，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部长。二女儿李冰建国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日坛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曾当选中共十二大候补中央委员，是国内外肿瘤界知名专家。李克农还有三个儿子李治、李力和李伦。李治建国后曾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局长、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李力曾任总参通讯部副部长，少将军衔。小儿子李伦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

李克农与女儿李冰。

李克农对子女是严父，对父母是孝子，工作再忙，每天都要抽时间去看望。每逢春节，他总给父亲敬酒，并常常追述童年时期的乐事，以慰老人。父亲病逝时，恰李克农在朝鲜板门店与美军谈判打文仗，内心极为悲痛，但不能回国为老父安排后事，他就蓄须以示尽孝。

李克农离家在外多年，感情始终专一。全国抗战后，他从家乡把妻子赵瑛接到延安，一直相敬如宾。1961年，赵瑛患了胆癌，就住在日坛医院，并在医院病逝。赵瑛的去世，对李克农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感情笃深，相伴走过了40多年的革命人生。4年前，李克农因积劳成疾发生脑震荡溢血，是赵瑛一口水，一口饭地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赵瑛病逝后，李克农更加怀念，并深情地写下“母仪典范”四个大字，以示告慰。对赵瑛生平摆放的物品一律不许别人挪动，每日早晚都站在夫人遗像前伫立默哀片刻，再去做其他事情。

1962年初，李克农抱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其间，发生过几次心绞痛。他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一直坚持参加会议。2月9日晚，李克农不幸病逝。当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在2月10日传到开罗时，正在这里开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夏衍不禁潸然泪下。他以抖颤的笔追忆了老友的往事，深情地说道：“克农同志对自己十分严格，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道德中的最优秀的品质。按习惯的说法，对他年高的父母，他是一个孝子;对赵瑛同志，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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