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今天，回顾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态度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科学对待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更好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对待孔子的态度经历了由崇信到反对的转变。毛泽东回忆他早年的学习历程时曾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在1913年于长沙求学期间记录的笔记《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不仅记录圣贤孔子救世时所遭受的在陈绝粮、被匡人拘禁等磨难，还抄录“饭疏食而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体现孔子崇高精神境界的语句。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认为长寿且健康的孔子和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一样，是“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使他对孔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他在同年7月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认为孔子造成的思想压制阻碍历史进步，指出：“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与进步团体辅成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对孔子，无论是崇信，还是反对，虽受时代思潮影响，但都是根据实际情形作出的判断。这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在同一时期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毛泽东认为“孔子问题”有研究价值、“有关系于现代人生”，并提示了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即先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一有实地调查的机会，他便积极把握。比如，1920年春天在离开北京去上海的途中，他实地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简言之，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消化与研究，奠定了毛泽东的旧学基础，为他学习接受并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贵的文化前提。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阐述了这种学习的益处：“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六年孔夫子”教育打下的传统文化根基，以及之后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持续思考和探索，是毛泽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进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重要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其学说的实际影响作了辩证分析。他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39年2月，他对孔子学说强调主观能动性、蕴含辩证法因素等长处给予了肯定，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1941年8月，在调解边区财政政策问题上的纷争时，他肯定了孔子学说蕴含的求实精神。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1942年12月，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批评了儒家学说轻视经济基础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1943年12月，毛泽东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能全部否定。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功绩和局限。一方面，他肯定其功绩。毛泽东认为：针对“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的僵化情形，一班新人物“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一个极大的功绩。另一方面，他指出五四运动的局限。“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是片面的;对待现状、历史，乃至外国事物，应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态度，在毛泽东于党的七大上向全党推荐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十分精辟的概括：“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整体上辩证对待孔子，认为“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应对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充分地批判地利用。1954年9月，他在叙述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的历史阶段时指出：“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毛泽东提出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的反思，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比如，1956年5月，周恩来也指出：“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我们批判孔子，因为要反对封建文化。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中国共产党人应以开阔的胸襟和自信的心态，从包括本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积淀中汲取推进事业发展的积极养分。他强调：“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这里蕴含着对孔子学说中积极内容的肯定。比如，欣赏孔子珍惜时间的态度。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后面紧跟着“不舍昼夜”，形象地表达了对时光像河水一样不停地流逝的观察。毛泽东将孔子的话放入自己的诗中，表达了对孔子关于时间的理解的赞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坚定地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光阴一去不复返，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就必须抢时间，挤时间，走到时间的前头，要能够掌握时间，决不能够做时间的奴隶，人生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沈同：《回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调查研究拾零》，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段话，深感其意味深长。又如，毛泽东肯定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认为其有人民性的一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当然，他晚年发动批孔运动、全盘否定孔子，造成了消极后果，我们要总结和吸取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

195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一起交谈。

总之，毛泽东对待孔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早年的由崇信到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辩证分析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批判继承。简言之，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实事求是、辩证对待孔子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即：“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47页)相应地，对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论语》，毛泽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三种态度，即：对《论语》中契合马克思主义、有益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肯定和发展;对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不利于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否定和批判;对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差距但可为我所用的内容进行分辨和化用。

(刘鹤亭：《毛泽东同志对待<论语>的三种态度及现实启示》，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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