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获鹿一个书香之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她追求进步思想，在初中时就带领同学罢课，反抗禁锢学生思想的校长秋菊农，迫使其辞职。18岁时，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两年后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入党的思想经历，她在参加1952年整党运动时，在思想汇报中这样描述：“入党之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认识党的：共产党大家一样，不压迫人，不摆架子，人人自由自在，亲亲密密的大家庭。大家一个法律，应该遵守(当时无政府主义已经受到了批判)。共产党不爱杀人，但为着要推翻一个制度，建立一个制度，就得杀人，否则自己便被杀掉。当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可是人人要都怕掉脑袋，人人就得受罪，与其叫我受罪，还不如杀头好。经过了辩论我就入了党。”[1]

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1926年，安娥被党组织派往大连从事宣传工作，她和第一任丈夫—共产党员邓鹤皋一起深入工人家庭，宣讲形势，鼓舞其斗志。后因支部有人被捕，形势恶化，安娥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临行前，周恩来叮嘱她，要注意观察苏维埃国家的工人制度与中国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剥削方法的区别，以便将来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介绍给铁蹄下的中国工人。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安娥表现优异，被挑选到苏联国家保卫总局接受系统的特工培训，后于1929年回国。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年轻的共产党人深感情报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11月14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简称“中央特科”。其中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陈赓，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担负着对国民党内部进行渗透的重要任务。1928年，中共党员陈养山向陈赓报告了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中统”内部人员鲍君甫(化名杨登瀛)有意与共产党接触。

杨登瀛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是朋友。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的陈养山通过学习日文的机会结识了杨登瀛，二人熟识后，陈养山便向杨登瀛介绍共产主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登瀛大为不满。1928年春，杨登瀛的同乡杨剑虹被任命为“中统”采访股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委任杨登瀛做自己的副手。杨登瀛内心矛盾，征求陈养山的意见。陈养山将情况汇报给陈赓，通过陈赓的活动，杨登瀛被发展为中共首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

为方便杨登瀛开展工作，中央特科给他安排了一名秘书——安娥。她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协助杨登瀛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就这样，安娥成了我党第一位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女特工。她仔细研读杨登瀛收集的情报并分类，认真判断情报的价值，将筛选后的情报抄送陈赓，再由陈赓交给周恩来。

1930年7月的一天，安娥收到一份蒋介石签批的绝密电令：与中共党员黄第洪接头，在南京路邮局抓捕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杨登瀛安排下，安娥迅速将密令抄送周恩来。接报后，周恩来当即要求切断与黄第洪的所有联系，成功化解了危机。在二人的情报支持下，我党及时清除了白鑫、戴冰石、黄第洪等叛徒;党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等在被捕后营救出狱、钱壮飞等特工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等事件，都有安娥的情报工作配合。

争取田汉

除担任杨登瀛的秘书外，安娥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文学优势争取田汉。田汉自五四运动起便经常投身新文化运动，逐渐接受进步思想。他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后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等，主编《南国月刊》，并参加话剧创作与演出，成为上海文艺界的名人，是国共双方都想争取的对象。安娥以文学、音乐爱好者的身份参加田汉组织的艺术活动，田汉在看了她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莫斯科》后，称赞“这样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得体的语言、开朗的性格，让田汉对她印象深刻。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七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南国社被查封后，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又是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而安娥也被田汉的才华和革命热情打动。二人互相吸引，开始共同生活，并生下儿子田大畏。1931年，田汉创作了反映工人斗争的剧本《梅雨》，安娥成为其中领导工人斗争的知识女青年的原型。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成为一名左翼作家，而田汉也影响安娥成为一名左翼文艺家。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杨登瀛是卧底。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和顾顺章带着大批特务赶到上海，逮捕了杨登瀛。安娥因送儿子回老家躲过了这一劫，但她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非凡的文艺成就

安娥自中学起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她的文学创作之路起步于苏联学习时期，在留苏学习期间以自身经历完成了长篇小说《莫斯科》，表达了自己对于无产阶级理想信念的追求。她还尝试写过歌词，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为了生计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1933年，著名作曲家聂耳找到安娥，请她为他给卖报女孩谱写的曲子写个歌词。安娥很快创作好了歌词，又应报童原型小毛头要求，加入了歌词“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首生动反映底层儿童困苦生活与对美好未来向往和追求的《卖报歌》，很快风靡上海乃至全国。

1934年，安娥结合在大连工作时目睹的渔民的悲惨生活，为电影《渔光曲》主题曲作词。电影公映后，创下连映84天的纪录，因为电影院卖票时附送歌片，主题曲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第二年，《渔光曲》经推荐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第9名，成为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主题曲纯真质朴的歌词、委婉惆怅的旋律，凸显了故事主题，渲染了人物情绪，对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了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外，安娥和任光创作的歌曲《打回老家去》，以纪实的手法反映了人民救亡图存收复失地的心声，尤其是歌词“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地方是我们的”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这首歌的曲子还成为《鲁迅先生挽歌》的曲子。1936年，安娥在诗剧《高粱红了》中写道：“你的身体应该是烈火，你的灵魂应该是反抗;你响亮美丽的名字，永远刻在百姓们心上!”以朴实、直白的语言，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斗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民众流离失所，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安娥被任命为常委。她一面积极为保育会筹措经费营救儿童，一面通过报刊向社会各界传达战时儿童的现状，唤起更多人士的关注。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共抢救和保育了近3万难童。

侵华日军的累累暴行一次次激起了安娥创作抗日作品的热情。1938年，安娥与冼星海合作《六十军军歌》。据军长卢汉回忆：“《六十军军歌》最受官兵的欢迎。无论在驻地或行军时，或在战场上，常常听见‘云南是第六十军的故乡，第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的歌声。”同年8月，随着第五十八军等云南军队的出征，这首军歌又被称为《滇军军歌》，激励着滇军将士血战台儿庄，横扫湘鄂赣敌人。

一年后，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军民抗战前线和敌后的实况。其间，她和史沫特莱一起采访了新四军豫鄂挺进队，著有日记体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后随田汉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在《广西日报》“漓水”副刊连载前线报道《征途私感》和《征途杂感》。1948年10月，二人辗转来到西柏坡。1949年4月，安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安娥经常深入农村、工厂以及学校，体验群众生活，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通过描写工人薛吉瑞从苦难的童年到在新中国成长为世界工联大会的代表，反映了新中国工人们在斗争中求解放的道路;《节日的天安门》《节日的队伍》等表达了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歌颂了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儿童剧《狼外婆》《海石花》受到儿童及儿童工作者的广泛欢迎;改编的越剧《追鱼》《杨八姐盗刀》长演不衰。

1956年，安娥在河南走访期间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卧床期间她仍潜心文学创作。1976年8月18日，安娥病逝。

注释：

[1]丁言昭：《安娥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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