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企业家有祖国。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在举例时，他提到了荣毅仁。荣毅仁在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中信公司，既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者。在藩篱重重、举步维艰的环境中，荣毅仁带领中信公司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之路。

趁东风，扬帆启航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会后，邓小平、叶剑英、王震等讨论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请像荣毅仁那样一批富有企业实际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

荣毅仁出生于无锡一个爱国实业大家族。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留下来参与国家建设，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主席等职务。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会见了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等5位工商界领导。邓小平首先谈了对外开放的设想：“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1]他还直接点将荣毅仁：希望荣毅仁同志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创出一条新路来。邓小平当场指定，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与荣毅仁直接联系。

彼时已经60多岁的荣毅仁既有被信任的感动，也备受鼓舞。一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交了《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决定利用自身经验和荣氏家族几百名散居世界各地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人士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国际间的外资融资等工作。信托投资是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普遍采用的一种融资手段，但当时的中国刚刚开放，要成立这种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事物，无论是对荣毅仁本人还是对中国社会来说，都极具挑战性。关键时刻，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他对荣毅仁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2]。

同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其性质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这一点得益于陈云的支持：“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3]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创办中信公司是极为重视的，一方面，在人事上予以大力支持，一大批在中央各部门任职的、熟悉金融和外贸的专业干部被选调参与中信公司的组建;另一方面，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中信公司之后业务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因此，中信公司成立之初，董事会中有44人。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业务上发生冲突和矛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选择上，凡与中信工作关系密切的部门，都请它们委派董事”。

成立之初，中信公司一无固定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的和平饭店租了几间房子;二缺资金，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两亿元(1982年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付，但是当时国家的财政困难，分多次总共才拨给了1亿元，拨款下来之前，创业初期的杂费还依赖于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从家里拿来的钱救急，之后，荣毅仁又拿出个人存款1000万元供公司调用。

不管如何，公司算是办了起来。恐怕就连荣毅仁本人都没想到，多年后，中信公司能跻身《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融外资，初尝胜果

中信公司成立后，业务发展并没有预想中的好，即便荣毅仁率团满世界飞，向各国金融界、工商界介绍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甚至请来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担任顾问，两三年的时间里，谈成的项目也只有三四个，既低于中央对他们的期望，也低于荣毅仁自己的心理预期。

恰在此时，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准备下马。纺织工业部来找老领导荣毅仁帮忙。该厂原来是国家22个重点工程的大项目，设计能力为年产化纤原料50万吨，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总产量，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而且，当时全部引进设备已经陆续运到，国内基本建设也已上马，停工将导致相当大的损失。而化纤产品又是紧缺物资，国家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荣毅仁决定通过举债集资的办法，把这个项目接过来。他向国务院提议，以中信公司的名义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来救仪征工程。

消息一出，很多人到国务院告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对，还有人以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由提出反对意见。但荣毅仁有他自己的理由：低息贷款往往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而用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使用则比较自由。最终，在主管领导的坚决支持下，发行日元债券一事如期推进。但当时中信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其信用在日本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日方曾一度提出要中国政府对债券提供担保，遭到中方拒绝。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了解了中信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的情况，日方最后同意不要担保。

1982年1月，中信债券成功发行，期限为12年，年利率8.7%。有了这笔资金的支持，仪征化纤一期工程于三年后建成投产，到1988年6月，实现利税超过11亿元，几年间就还清了所有债务。此后又建成二期、三期工程，相当于为国家赚回了一个现代化大型化纤企业。后来有人把这种融资手段称作“仪征模式”。其实，在此之前，邓小平曾公开讲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4]荣毅仁发售仪征债券就是在用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可以看作对政府高层思想的勇敢实践。另一方面，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在海外发行债券，数目虽不大，但意义非凡。西方很多报刊、电台发表评论，认为此举表明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正变得越来越灵活。

此后，中信又相继在香港、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了几十笔不同币种的债券，筹集到数十亿美元，用于电力、能源、交通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由中信开了先河的这种融资方式，后来也成为我国筹措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

抓机遇，多点开花

随着大量外资的进入，外国人需要了解中国;国内各地引进外资，与外商合作合资，同样需要熟悉情况的人帮着“参谋”，但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这类帮助双方沟通了解的机构，荣毅仁抓住这个机会，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为中外双方牵线搭桥。

租赁业务是中信公司的另一项首创。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街头的出租车主要是一些破旧的“老爷车”，既有碍运行，也影响首都形象。荣毅仁想到通过租赁的形式来改变这种局面。所谓租赁，是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方式，就是由租赁公司向制造商购买设备或物资，然后出租给需要设备和物资的租用者使用，租用者按期向租赁公司交纳租金。在中信公司的牵头下，由公司为当时的“北京”“首都”两家汽车公司向日本租赁轿车400辆，对日的租金由中信结算，汽车公司给中信付人民币租金。结果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不仅赚回了全部租金，还按折扣低价购进了这批轿车。

中信在国内市场上还有两个很值得称道的商业手段，一是创企业兴办商业银行先例，二是开发房地产。以开发房地产为例，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虽然公房租金低，但政府和企业财力不足时就无法再建新房，老公房又无法满足人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新要求，为此，邓小平发表谈话，提出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的改革总设想。荣毅仁抓住这一时机，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率先在北京开发房地产，由此也成立了国内最早的房地产公司。

1980年，荣毅仁选中建国门外立交桥旁的一块地皮，决定在此建造办公写字楼。鉴于当时国门刚刚打开，整个北京尚没有一座涉外办公、公寓大楼，荣毅仁看到了这里的商机，决定在这块地皮上建造一座全北京最高的涉外写字楼，专门租给外国人居住和办公用。为此，他派吴光汉、叶选基等人到香港考察，学习那里建造高楼的经验和施工技术。1985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厦”建成交付使用，四层以下为中信办公室，五层以上租给了98家外国商社、银行的驻京办事处和各类公司。

在发展国内业务的同时，荣毅仁还把目光投向海外，通过收购、合作、融资等方式进军海外市场。在荣毅仁看来，中信不仅要借外国人的钱在国内办企业，发展国家经济;还要敢于借外国人的钱在国外办企业，赚外国人的钱。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就是他们海外融资成功的一个典范。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大型企业，中信的做法是先委托香港著名的信孚银行出面组建银团，合伙购买波特兰铝厂10%的股份，再将股份租赁给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之后又通过谈判，将财务权完全移交给中信澳大利亚公司。香港一家报纸评论其“充分利用先进的金融手段，基本上不动用任何资金，均用融资筹集，创下了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先例”。这种融资租赁方式也为我国其他企业发展跨国经济开辟了一条新路。

守初心，保持本色

1993年3月27日，荣毅仁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三天后，他最后一次以董事长的身份主持中信公司的董事会。会上，他说：我们办中信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这番话也呼应了他当初创办中信公司的初心。在中信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荣毅仁宣布了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章程规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业务机构，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荣毅仁就将中信公司定位为为国家办实体。

从早年的富家子弟到确立信仰后超脱个人享受，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的荣毅仁致力于追求更大的人生抱负和理想。从1979年到1993年，他每天早晨8点左右到公司，一般要工作到晚上8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他对妻子讲过，在他心中，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高层人员互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止，外企纷纷撤离，中国发展再次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条件下，荣毅仁提出，以中信公司的名义邀请一些全球知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前政要来北京参加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利用这些机会与来宾见面，零距离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为打破封锁作出了贡献。

事实上，荣毅仁在“文革”时曾受到过冲击，但他对党的信念依然十分坚定。他在公司干部大会上坦诚地说：“我是受了苦的，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我们的国家。”后来中信在组建过程中，有人认为像中信这样的机构可以不设党组，荣毅仁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主动要求在中信成立党的组织。不仅如此，荣毅仁对公司党组织的各项活动都给予积极支持。到他离任前，中信公司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国内外拥有数十家各类子公司，总资产超过800亿元。

注释：

[1][2][4]高屹：《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第238页，第141页。

[3]陈冠任：《荣氏父子》，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