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保安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诗人续范亭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没想到扬名四海的三军统帅居然朴素得犹如一个农家老翁。续范亭感慨之余，给后人描绘出一幅朱总司令的肖像画：“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亲切和蔼田舍翁。”短短数语，朱德独具的风采跃然纸上。其实，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就以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光明磊落的宽广胸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深深影响和带动了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开创和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更以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言行，在军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清风正气、廉洁自律的不朽丰碑。

“这时候，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了，看到了光明前途了，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

1927年10月，中国革命又一次处在最困难的关口：南昌起义部队已在潮汕失败。在三河坝顽强阻击敌人三天三夜来不及休整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军官教育团的指战员得知消息后十分沮丧。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起义时方任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果敢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他决定带着队伍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一果断决定，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由于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大家不得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因为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也因为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所以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在此危急情况下，朱德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不论是行军还是打仗，他都和士兵们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这个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的像“伙夫头”的人，却“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

粟裕对此回忆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在危急关头，朱德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极大的历史自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勇敢地选择了担当保存队伍、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火种的千钧重担；让身处困境、不知所措的官兵看到了光明，焕发了斗志；让一支行将溃散的队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后来，陈毅在一篇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时候，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了，看到了光明前途了，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定的。”

“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在中共的领导者当中，朱德是一位虚怀若谷、顾全大局的人。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他们就紧紧连在了一起。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追求，朱德和毛泽东成为互补型的最好搭档。当与毛泽东等人在党内和军内存有不同意见而争论时，朱德都能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并引以为戒，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密切配合，坚决维护前委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全面建设时，由于中央的建议与两人制定的战略相左，面对着被“撤职”“开除党籍”的高压态势，朱德和毛泽东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毛泽东回忆说：“1928年4月，朱德到达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合了。我们共同制订了一个计划（在第一次茅坪会议上），建立一个六个县苏区，逐步地在湘赣粤交界地区稳固苏维埃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扩展至更大的地区。这个战略同党中央的建议相悖，后者抱有快速扩展的冒进思想。在部队里，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一种是要立即攻打湖南省会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另一种是想退到广东边界以南，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田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支部队锻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必须要经历一段磨合过程。如何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红四军领导干部的脑海中，经常需要讨论研究，有时还会出现较大的分歧。

1929年初，因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进行非法组织活动，以致军内形成了一部分人拥毛，一部分人拥朱的不正常现象。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中，对受到误会甚至责难的人，朱德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解释，同时采取坦率、严肃、与人为善、相忍为党的态度，认为有批评有争论是好事情。毛泽东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朱德也说：“此次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热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双方都能坦然处之，即使是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时为中央特派员的涂振农向中央军委报告时如是说。

“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井冈山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遭受的经济困难是空前的。首先是“吃饭太难”，其次是缺少冬衣冬被，再次是日用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谈到经济问题，感叹地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

“在物质如此菲薄”、生活如此困苦的条件下，朱德等领导人以身作则，领导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例如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军需工业，开辟红色墟场，组织熬制硝盐，发动官兵挑粮，创办造币厂，设立公卖处，等等。以挑粮为例，身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时年42岁，经常穿双草鞋，戴个斗笠，与战士们一样，挑着两箩共50多公斤的粮食翻山越岭。指战员们不忍心军长与年轻人一样受累，都劝他不要挑粮了。大家劝说无效后，有人把朱德的扁担藏了起来，以为军长就可以不挑了。可是，朱德却动手用毛竹做了一根新扁担，并在上面刻上了字，又与战士们一起挑粮了。

军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老百姓。对此，朱德深有感触地说：“你做什么样子，他就学什么样子。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

开国上将杨至成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央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了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这是当年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

“这种‘士未进水，官不饮液’的作风，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时人未识将军面，亲切和蔼田舍翁。”在许多回忆朱德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他朴素平易的特点。他在红军队伍中，一点儿也不搞特殊，一点儿也不显眼。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老百姓找朱德常会找错人；战斗中，就连敌人也辨认不出他。在红四军一次突围战斗中，朱德与部队被冲散了，一群国民党士兵看他衣衫破旧的样子像一个伙夫，就喝问：“你知道朱德在哪里？”朱德用手向别处一指，敌军便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毛泽东对此有过真实的记录：“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一样多，因此“士兵不怨恨什么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伙夫头”“田舍翁”，在领导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人民军队的建设中，尤其注重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注重从制度上严明军队的纪律，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司务长古某，在宁冈县葛田乡向农民买猪，谎称没有带钱，就把猪赶了回来。这件事被反映到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立即向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作了汇报。事情被查实以后，朱德主持红四军军委会专门讨论，认为古某严重违反纪律，应当受到严厉惩罚。处决古某的消息传开后，在红四军官兵和葛田一带的民众中引起强烈震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还在宁冈县查处了两桩贪污腐化案件：一是坝上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洋；二是长溪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猥亵被关押的土豪女眷。案件查证后，毛泽东和朱德立即责成工农兵政府撤销了这两人的职务，并向群众公布了他们的丑行，使根据地军民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红军反腐倡廉的决心。

井冈山斗争中感人至深、令人敬仰的当然是革命先辈那种不怕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百折不挠的精神。此外，朱德等革命领导人素衣薄食、克勤克俭、勤政廉政的思想和风范同样令人拥戴和敬服。1987年7月29日，萧克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老同志还常谈起‘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当时井冈山有5000多人，不一定需要当时年过40的军长去挑粮。可是朱德同志去了。这种‘士未进水，官不饮液’的作风，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有些同志对过去的东西淡薄了，养尊处优，脱离群众，消费超过生产，这样怎能建设社会主义？！王安石有两句诗：‘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寓意很深，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