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直是冲锋在前的旗手。他们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寻找自强不息的光辉之路，启蒙民众思想，一起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因为性格经历不同、人生理想相异、政治立场分歧，曾经产生过冲突、疑惑、分离。

开路先锋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突然发出巨大爆炸声，清廷准备实行宪政即将出洋考察的载泽、绍英被炸伤，另有一人被炸得面目全非。行刺者正是这位难辨身份的人，后来被证实是陈独秀少年好友张啸芩的同窗吴樾。

蔡元培称这颗影响巨大的炸弹为“中国第一炸弹”。可谁曾知道，8年前的南京江南乡试，陈独秀曾经遭遇人生另外一枚“炸弹”。他亲眼看到，在封闭炎热的考棚里，一个从徐州来的大胖子考生，敞胸露怀，头盘辫子，脚踏破鞋，手捧试卷，口出怪声，念着自己的文章，自以为得意，不时拍着大腿竖起大拇指叫唤：“好！好！今科必中！”陈独秀被这等如痴似狂的怪人惊得目瞪口呆，哪还有心思考试？他打心底里为科举制造的这些怪物异人深感悲哀。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

落榜之后，陈独秀不但不悲，反而放松下来，从此开始走向人生另外一条道路。据陈后来回忆：“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乡试结束之后的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孜孜不倦阅读了大量书籍，写下了他人生第一部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对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有着深刻认识：“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

这时，沙俄妄想永久强占中国东三省，向清廷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要求。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演讲，其思想开始转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派。

《安徽俗话报》刊载陈独秀的文章《亡国的原因》，深刻指出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凡一国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陈认为当时衰弱的中国，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其腐败也足以致使国家坍塌。而“不好的国民性质”，第一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第二是“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陈独秀认为“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

陈独秀五次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方略。在保皇改良派与排满革命派的争论之中，他保持独立清醒的思想者特色，逐渐认识到革命者还是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以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注重思想启蒙，着眼发动国民，这为他后来发动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吴樾谋炸清廷五大臣失败，虽然震动全国，但孙中山、陈独秀等只赞扬他的牺牲精神，并不赞同其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动。孙中山说“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不良也。”陈独秀觉得“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正好，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陈独秀襄助。直面革命失败、政治黑暗的现实，陈独秀继《亡国的原因》之后，又写出《爱国心和自觉心》。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以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其欲保存恶国家哉，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因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陈独秀在《爱国心和自觉心》发表近1年后，经过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认为自己提出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近代西方人那样的自觉心”已经找到答案，需要向世人宣讲，更需要寻找更多“思想同行者”一起引领思想潮流，于是想方设法创办《青年杂志》，这就是后来的著名刊物《新青年》。

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陈独秀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已经注意到了《新青年》，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更早地阅读到《新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4月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揭示出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明确提出体育的重要性。

《新青年》成为陈独秀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工具。陈独秀进入北大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在他身边麇集了一大批影响并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伟大人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志同道合

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与陈独秀一起并肩战斗的李大钊，觉得启迪民众思想的重要，起因竟然是夜半突然遇到了“鬼”。

有一年夏天的夜晚，赶路累了的李大钊想找家店买点吃的。在黑暗之中突然看见一个个头戴孝帽，身披孝袍的吊死鬼模样的恶鬼撩袍舞袖，蹦蹦跳跳，随风而遁。难道真是传说中的“鬼”？不信邪的李大钊猛扑上去，抱住一鬼，高声呼叫：“快来捉鬼！”听得叫声，家家开门，众人趋前。大胆细看，哪是什么鬼？原来是一伙趁一妇女吊死，装鬼偷人牛羊畜牲的贼人。大家既想保家财，但又怕鬼，今有人壮胆出手，才敢出门。李大钊悟道：“众人皆有捉贼灭害之心，只惜无人登高一呼！”自此，李大钊更加意识到对民众思想启蒙的迫切。

在看了陈独秀刊登在《甲寅》杂志上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之后，李大钊批评陈独秀“伤感过甚”，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虽然文章写得委婉，但明显是在抗议：“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辞嫌其太少”“作者之责在于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激吾民之觉悟。”至于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观点，李大钊并不认同。在血气方刚的李大钊看来，“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合影。

李、陈虽然还未曾谋面，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异，已通过文字的交锋显现出来。李大钊理智忠厚，但对惊醒当时昏睡中的中国，还是与狂飙机智的陈独秀有所不同。

1913年冬，李大钊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度过了三年求学生涯。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等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影响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为抗议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款，在日本的革命留学生纷纷抗议。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自发的反抗斗争，并撰写了短时间内在中国、日本传播开的《警告全国父老书》向民众呼吁。“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字字泣血，振聋发聩。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很快得到还在日本的李大钊寄来《青春》一文呼应。其中“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之语，荡气回肠，激动人心，催人觉醒。

《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也来到北大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陈、李在北大开始共事，思想撞击出更多火花。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

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发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思想先锋，积极呼吁学界、商人、劳工等社会各阶层，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北洋政府。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文向外界披露消息，积极组织、带领学生进行示威游行，领导北京工人声援学生，迅速将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推向各行各业，在全国掀起一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6月11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分头散发前几日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当晚，陈独秀在新世界楼顶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要求释放陈独秀。李大钊四处托人营救，接连3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用文字唤醒民众的革命斗志。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对陈独秀表示敬仰之情。

9月16日，北洋政府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李大钊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诗《欢迎陈独秀出狱》：“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

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1920年2月从北京秘密转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好准备。陈、李成为思想上紧密的同行者。

和而不同

温文尔雅的胡适，与自己一贯视为恩师、兄长、知己的陈独秀，发生是否将北大南迁之争，其实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严重分歧。

曾经，陈独秀、胡适在对“文学革命”的探讨上有着一致的看法，在深究中国衰弱原因时，两人也有惊人的一致。陈独秀和胡适都看重国民性落后的内因，而忽视列强侵略的外因。陈独秀对愚昧落后国民的深恶痛绝，与胡适的“冷静到冷血”，有着某些相似。在对待北洋政府反动独裁统治上，陈独秀、胡适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在救亡问题上，他们都是一致的爱国主义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想的不断转变，陈、胡二人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陈独秀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同时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适则一直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而忽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

胡适与胡先骕

《青年杂志》创刊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陈独秀通信时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使鼓吹文学改革的陈独秀找到了更明确的方向。陈独秀立即要求胡适写篇更详细的文章。于是，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接着在《新青年》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称《文学改良刍议》为“今日中国之雷音”，“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张革新文学以革新政治、改造社会；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向旧文学发难，倡导新文学改良。不过，胡适在私信中一口一个“革命”，公开文章却谨慎地使用了“改良”二字。

胡适作为陈独秀的合作者、追随者，热衷“文学革命”，对“文学革命”带来的“政治革命”却不愿理会。在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马上回复，语气坚决：“改良文学之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提出了一句口号——“二十年不谈政治”。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精神的问题，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先改造国人的思想。胡适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根本道路。此时陈、胡思想尚能一致，都希望通过启迪民智，让觉醒的民众自己站立起来。

本来对暴力革命持排斥态度的陈独秀问李大钊：“守常（李大钊字守常），俄国的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俄国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们中国的庶民可不可以用民主？”陈独秀在革命实践中勇于探讨，善于思考，愿意改变，不断调整自己，思想随着形势发生转变。陈独秀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和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都是向封建守旧营垒、军阀腐朽政治发动猛攻的勇士。在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中，李大钊与并肩奋斗的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开始在思想上产生了冲突。李大钊与陈独秀越走越近，胡适与他们分歧渐深。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严重，最后终于产生无法在革命道路上一致前行的裂痕。

思想交锋

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将《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真正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狂人日记》警醒世人的作用，就具有李大钊捉“鬼”的意义。之后，蔡元培与林纾这两位文化名流发生所谓的“新旧思潮之决斗”，更是让《新青年》声名大振。此时，在《每周评论》上，胡、李爆发了一场关于“主义与问题”的争论，这是一场有关学术的探讨，但也表明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

胡适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在文中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应该赶紧解决许多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去高谈社会主义。此时胡适想要表达的是要什么“主义”，而不是要不要“主义”。其实，实际上胡适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针对胡适这篇文章，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作答。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努力。不能因为有人冒用某种主义的牌号，便放弃正当的主义。

胡适接连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明确表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术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

在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和“主义”争论发生之后，陈独秀写了《主义与努力》的文章，对“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李大钊的观点，批评了胡适的思想。

在五四运动中，32名学生被捕。北大校长蔡元培义愤填膺：“国难当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李大钊随即响应：“那我陪您一起下地狱！”陈独秀和李大钊要借五四运动之后国民的爱国热潮，引导更多人民觉醒，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他们由思想而行动，已经把革命理论用于实践之中。

胡适从此开始和陈独秀、李大钊分裂，这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分裂。爱国的目的一致，但思想的方向不同，所走的道路自然慢慢分化。如果没有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义无反顾的上下求索、冲锋陷阵，青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后继者，将会为新中国的诞生，在前行的道路上耗费更多时间，甚至牺牲更多宝贵的生命。

一路同行

有了这些思想交锋，焦虑和迷茫不会一直持续，动荡不安的日子总要结束，理想的新国家在无数思想的同行者勠力同心下总会建立起来。

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思想，五四运动则是无数思想同行者空前团结的大救亡。启蒙与救亡良性互动。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与世界主义眼光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实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照耀下的壮举。在思潮涌动、人才荟萃的新文化阵营里，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不同的思维方式汇聚在一起，争辩、冲突、疑惑、分离、嬗变，都在探求未来中国的出路。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周刊。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留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南下上海的陈独秀，形成了一北一南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越来越多受到共产主义理想感召的青年聚集到他们身边。

思想的同行者愈来愈多，革命的火种愈烧愈旺。在陈独秀召集下，经多次讨论之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这标志着陈独秀已经将改造中国的希望从思想改造转向了政治行动。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推动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的革命青年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它们犹如出现在天边的启明星，渐次显现出动人的光彩。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织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毛泽东盛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称誉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特别指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被《新青年》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越来越多的思想同行者，最终汇聚成一股滔天洪流，使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站立起来，变得繁荣富强，永远昂首屹立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