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应对美元危机的措施研究

姜长青

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稳定，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并抓住时机扩大了对外贸易交往。而此时的国际贸易中，由于受美元货币危机影响，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中央高层审时度势，先后作出了实施“四三方案”、增加黄金和粮食储备、利用期货交易、正确处理进出口商品价格等政策措施，成功应对了此轮美元危机，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美元危机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作为通用的国际货币出现信用下降，导致汇价动荡，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大量抛售美元、美元兑换黄金或其他国际硬通货，继而金价上涨、美元对外汇价下跌等现象。由于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市场受美元危机影响也比较大。

一、20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的发展演变

1944年，同盟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1945年12月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标志着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国实力的对比。

1948年马歇尔计划实施，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和内外政策的差异，战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恢复较快，国际收支顺差很大。而美国则由于相继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国际冲突，拖累了其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为了平衡财政，美国被迫大量发行美元，这动摇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根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复兴的完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多边支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使私人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套汇套利而大规模流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国政府之间为争夺黄金储备、限制资本流动而展开“货币战”。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关系动荡，汇率波动剧烈，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重，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问题。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多次美元危机，继1971年5月危机之后，7月下旬美元危机风暴再起，来势更加凶猛，美元价格暴跌，黄金价格猛涨。1971年美国出现了全面贸易收支逆差，黄金储备已不及其对外短期负债的1/5。美国尼克松政府面对各国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压力，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采取两大措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

美国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浮动汇率时代，美元危机继续恶化。197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信用更趋下降，西方金融市场又爆发大量抛售美元、抢购西德马克和日元的货币危机。1973年2月12日，美国政府在财经压力下宣布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10%。这是美元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第二次大幅贬值。由于美元贬值的基础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元兑换黄金贬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已不可避免。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有发生，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演变成经济危机。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国内形势和中外关系的变化，使中国对外工作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的势头良好。从1972年起，中国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周恩来指出，中国外交发展了，外贸工作也要有相应的发展。1972年陈云复出后，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发展问题。

美元危机引起了中国财经领导层的高度重视，陈云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1973年7月27日、7月28日、8月4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后来，“五保户”变成“暴发户”,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湖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政府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1]199这说明陈云对此次美元危机及国际经贸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

1974年7月4日，陈云在同外贸部负责人谈外贸问题时进一步强调了美元货币危机的根源问题，他指出：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救济英、法等西欧国家。以后，这些国家生产上去了，反过来向美国销售商品，手中美元越来越多。美国吃不消，采取搞进口附加税、美元同黄金脱钩等办法对付他们。这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要的反映。[1]210由于从美元危机发生的根源上分析问题，所以当时中国对这次美元危机的应对措施也更有针对性。

二、实施“四三方案”以满足国内需求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日本、加拿大等大批西方国家的建交，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周恩来在1971年第四季度主持中央工作后，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李先念根据周恩来指示听取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进口国内急需的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1月22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转来的国家计委的报告，并报毛泽东批准。[2]498周恩来等领导人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将引进规模进一步扩大。1972年8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从西德、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项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资为38.96亿元，使用外汇6亿美元。同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求报告》,周恩来在批准这一报告时，考虑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同年12月2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李先念立即将这份文件送给周恩来。国务院作了批复，原则上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

1972年2月6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2月5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送阅报告中说：鉴于中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4200～4700万担之间。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24万吨、化肥400万吨。[3]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提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等项目，这一方案被称为“四三方案”。以后，在这一方案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我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1973—1974年，中国外贸出口创汇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国出口创汇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4]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5]

利用进口的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中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这些项目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增加粮食进口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60年，中国都是粮食净出口国。1961年为了缓解国内粮食压力，中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大批粮食，这间接促进了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此后，中国政府逐渐把粮食贸易与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挂钩，以粮食贸易为切入点，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到1965年，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

“文革”开始后，中国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虽然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逐一询问21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情况，并作了三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立足国内，抓好生产，不吃进口粮。”[2]192然而，客观现实是，当国内粮食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就得增加农民粮食负担和大大压缩社会各项用粮水平。“文革”期间，粮食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是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绝对数量又增加很快，如1966—1969年人口增加了6000多万人，粮食产量减少了300多万吨，相应的人均粮食产量从1966年的287公斤减少到1969年的262公斤。国内局势在1969年后相对稳定，粮食生产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粮食生产形势并不稳定。随着国内社会形势的稳定和投资的增加，1971年国内经济工作中还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三个突破”在当时的条件下加剧了国内供需紧张的局面，特别是粮食压力。1972年“三个突破”又有新的发展，这一年比上年的职工人数又增加292万人，其中超计划增加了183万人，工资总额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6]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净增进口粮食30亿斤外，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106亿斤，形成当时所说的“一个窟窿”[7]。

此时，在国际上，美元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动荡不已。由于国际市场上主要粮食品种的交易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意味着以美元标价的国际粮食价格会出现上涨。1973年2月26日，李先念等人在研究了美元贬值后的国际市场问题后在给周恩来等人的简报中指出：“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以后，仍然稳定不下来，国际市场混乱，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现从十七种原料和食品(钢、锡、铝、锌、糖、可可、咖啡、大豆、椰干、花生、橡胶、牛肉、大米、羊毛、小麦、棉花、玉米)的国际市场价格来看，比美元贬值前上涨了百分之四，比去年秋交会期间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比去年年初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五。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持续恶化，财政赤字庞大，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美元是否继续贬值还要看一看，但国际市场价格仍是继续上涨的趋势。”[8]210李先念接着提出：“在国际货币危机仍在发展，金融货币市场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我们拟采取少存现汇，多进口物资的方针。现在法商在京正与我洽谈转口美国粮食。其中：阿根廷玉米十万吨(每吨九十六美元)、美国玉米四十万吨(每吨九十三美元)、美国小麦四十万吨(每吨一百零八美元)。由于美元贬值，可能每吨要涨五美元左右，才能成交。这个价格比去年粮价高峰时要便宜十美元左右，我们打算买下来。”[8]210

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周恩来等“以出养进”的指示，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据统计，1971—1976年进口粮食514.42亿斤(其中玉米67.4亿斤),按这几年进口粮食平均价格计算，需支出外汇32.22亿美元。出口粮食327.09亿斤，按这几年出口粮食的平均价格计算，换回外汇39.49亿美元。进出口粮食相抵，国内增加粮源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9]

在当时国内人口快速增加而粮食产量增产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李先念等人的决策对于解决中国粮食供求紧张问题，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是在非常时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四、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

黄金由于自身的稀缺性和特殊的物理特性而具有充当货币的特质，更是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兼具货币、商品和金融属性的贵金属。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指出：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视黄金作为财富的作用，多次在重要时刻通过黄金贸易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194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黄金储备的3/4,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顺理成章。1948年，美国拥有全世界70%的货币性黄金储量，也就是7亿盎司。此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走下坡路。1958年，世界开始怀疑美元，抛出美元，购入黄金。

随着日本和西欧国家经济复苏和迅速发展，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下降。再加上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美国为支撑战争不断增发美元。1960年，美国流动到欧洲的资本达到空前的470亿美元，美国黄金储备从1950年价值400多亿美元，剩下不足200亿美元。而此时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十分严重，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1961年10月美国、英国、法国等8个国家成立了黄金总库，以缓解美元危机。

历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美国政府为了弥补巨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选择发行美元，导致黄金储备剧减。1961年以后，美国黄金外流数字看起来不大，这是因为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不断提前向美国还债，同时美国又要求西欧国家不要急于把手中积累起来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例如，1964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高达30亿美元，但黄金流失数量只有1.25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49年246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的90亿美元左右。此时，法国戴高乐总统趁火打劫，用外汇美元汇兑黄金现货并空运回法国。如果各国都这么干，美国的黄金储备将面临破产威胁。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次危机。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21亿美元，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331亿美元，引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在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3月14日，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是它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从二战结束时的7.06亿盎司下降至1971年的2.86亿盎司，美国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

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1971年7—8月，由“欧洲美元”带头抢购黄金的风潮触发了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在8月15日宣布暂停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开始瓦解。同年12月中旬，美国决定将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7.89%,把原来规定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降为38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尼克松政府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缓解黄金储备的压力。197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信用更趋下降，西方金融市场又爆发大量抛售美元、抢购西德马克和日元的货币危机。1973年2月12日，美国官方宣布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10%。这是美元14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二次大幅贬值。1973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黄金储备已从战后初期的245.6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1973年5月5日，陈云听取周化民等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对经济回升、停滞、萧条要注意，对货币也要注意。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你们研究所怎么看?我看，35美元1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根据中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1比8。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这在货币市场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10]414-415陈云做出黄金价格还要上涨的判断。

1973年6月7日，陈云同陈希愈、乔培新等人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十个方面的材料，其中包括：西方大国的货币发行和外汇、黄金储备情况，世界黄金产量情况，欧洲美元区域分配情况；哪些行业在经济繁荣、衰退、危机中有着标志意义；1969—197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是多少；西方发达国家每次危机间隔时间是多少以及他们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政治和经济表现在哪些方面；西方发达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否可以算出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大致的比例；1973年美国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对外赤字是多少；对近期和远期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估计；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11]216-217陈云列举的上述问题，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货币情况的现状和发展，对中国外贸政策选择有很大的作用。

1973年7月14日，陈云听取香港五丰行总经理关于通过私商在交易所购买部分原糖情况的汇报时做出了买进黄金的决策，他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看合不合算。[1]198

1973年，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1]208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12]。在此次美元货币危机中，陈云等领导者清醒地研判世界经济大势，正确地预测到黄金相对于美元的持续上涨，果断决策，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1983年3月17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时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1]371陈云在这个时候提及中国在1973年、1974年增加黄金储备的决策，对于推进改革开放的经济金融工作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五、利用国际市场商品价格

价格是市场交易的核心问题。但国内贸易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对价格波动问题并不敏感，而国际市场价格则主要是由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决定的，波动甚至大幅度波动是其常态。在国际货币危机状态下情况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在进出口贸易中，正确处理国内和国际市场两种不同价格体系的关系，在国际贸易中执行正确的价格政策。

1.要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的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对汇率等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就越敏感。货币危机背景下，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更是复杂多变，难以准确地预期。周恩来对国际贸易中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一直很关注。1972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外贸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时指出：广交会有很大的盲目性，如价格问题，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不大了解，有的是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价格不加区别。[2]551这对中国外贸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1973年5月5日，陈云同外贸部周化民等谈话时指出：“在价格问题上，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你们刚才说的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和货币动荡。看来，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10]414另外，“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我们今年商品进出口如果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比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们进口贸易很有关系。现在，世界农业恢复的情况如何?苏联今年的农业情况怎样?现在的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的价格”[10]4161973年9月23日，陈云致信李先念，信中说：估计九月二十四日的内罗毕国际货币会议难以定出新章程，即使今后货币波动相对减少，物资供求关系仍将紧张。现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工业品、货币、价格几种因素混在一起，需好好掌握。[1]202陈云对国际市场贸易价格的谈话，为在复杂条件下做好外贸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正确区分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

李先念在1973年1月召开的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完全是两回事。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经常上下波动，并不以哪一个国家产品成本的高低为转移。把国内规定的成本加利润的作价原则，运用到国际市场上去，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道理上也讲不通。”[13]302-303他还提出：“国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我们同资本家做生意，要学会运用这个规律，使外贸工作有利于国家建设。”[13]306-307

3.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为了在国际贸易价格问题上更有议价能力，不受制于个别市场，陈云对外贸部负责人指出：“我们的进出口市场不要集中在一两个地方，要分散，以免被人控制。开辟新的市场，在初期，出口价可以稍低，进口价可以稍高，不同市场可以掌握不同价格。生丝出口价如果偏高，可以退下来。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1]199李先念则提出：“为了稳妥起见，对出口贸易我们拟采取以下办法：(一)对外洽谈贸易时，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暂时要小量、短期、分批报货报价，随时调整价格。(二)对有些国际市场没有价格的商品，一时又看不准，可暂时停报价，看几天再说。(三)出口商品尽量争取用硬货币(如西德马克、瑞士法郎)成交结算，但做到这一条是不容易的。”[8]211同时，提出成立小组对国际市场动态进行研究。

中国还利用商品交易所为应对美元危机开辟新的途径。1973年4月，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利用在交易所和现货市场买卖联合操作，在大量买入现货的同时卖出期货，“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六十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赚二百四十万英镑。”[11]221对此，陈云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买卖又大都经过中间商，不管采取那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许多是参照交易所价格来确定的。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利用过交易所，这次也是利用私商进行的。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11]222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党和政府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美元危机，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积累了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经验，并增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自信。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2010年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2018年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2020年开始，美国以本国经济复苏为理由，严重超发美元。美国通货膨胀形势不断恶化，2022年6月份美国CPI高达9.1%。美联储在2022年3月加息25个基点为始点，此后不到一年内累计加息450个基点，美联储连续加息对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发挥了一定作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连续加息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美国国内经济对其加息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减弱，另外美国国债在2023年1月已经有31.4万亿美元，触及其债务上限，美联储连续加息恶化了美国国债的偿债环境。从长期趋势看，美元危机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阶段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要未雨绸缪，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对美元发展趋势的研究，并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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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双月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