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具有国民党党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最初并不是“跟共产党走”的，甚至是反对共产党的。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他在经历了“教育救国”“经济救国”和“政治救国”的挫折后，总结救国救民的经验教训，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马寅初

在党领导的百年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矢志不忘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守住了人民的心。许多知识分子秉持爱国主义精神，上下求索，在经历了曲折的救国救民道路后，毅然作出“跟共产党走”的历史选择，风雨同舟，同心同向，共同创造了党的百年辉煌成就。我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马寅初，无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

马寅初（1882年—1982年），浙江嵊县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1946年5月17日，马寅初应邀给《经济周报》题词“拨开云雾 方见天日”。《经济周报》是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上海创办的一份旨在恢复和加强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刊物。

当时，内战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采访马寅初的记者吴穆解释说，“云雾”之意是指“全国‘内战’阴霾的云雾”。如果国共两党不能“拨开”内战的“云雾”，那么“我们全国人民是很难再见‘天日’的”。从马寅初的题词来看，他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积极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主张，“跟共产党走”的历史选择更加坚定。

其实，作为一名具有国民党党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最初并不是“跟共产党走”的，甚至是反对共产党的。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他在经历了“教育救国”“经济救国”和“政治救国”的挫折后，总结救国救民的经验教训，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1914年底，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马寅初，胸怀“强国富民”的梦想，婉言谢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给予他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他抱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理念，开始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

1916年初，马寅初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门（系）教授。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让马寅初所学的西方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

1919年4月，马寅初在与胡适、俞同奎竞聘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的选举中胜出。他正是凭借着知名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的资源平台，有力地支持了蔡校长对学校教育开展雷厉风行的改革。

在1927年前，马寅初的经济主张是“资本神圣”，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万恶，劳工神圣”观点。1918年11月16日，为了庆祝中国跃升为“一战”的战胜国地位，蔡元培、李大钊、马寅初在天安门发表演讲。马寅初在《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的演讲中，痛陈军阀争战对国家和人民的祸害，认为它是“社会之最大危险”。不过，马寅初认为劳动者包括劳资双方。

显然，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严重不符。马寅初沿着这个思路，进而认为“马氏学说，固有良善之处”，但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非其时也”。后来，他更认为中国缺少资本，从而导致“生产不发达”，因此，不能打倒资本家，消灭私有制。随着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共两党的争锋博弈也日趋激烈。

马寅初对国共两党的胜负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成功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不希望“一下就实行共产”，而希望将来能有“一种好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也不太缓，也不太急”。

1927年，马寅初加入国民党，并应蔡元培的邀请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1928年2月4日，他在上海北京大学同学会演讲时指出，自五四运动发生后，“‘北大’二字，乃名满中外，故五四运动之精神不但在校时不可丧失，而且在社会服务时，仍须保存，随时运用出来”。关于什么是五四精神，他认为“五四的精神，就是为国牺牲，就是牺牲精神”。可见，马寅初开始由教育救国、经济救国转向政治救国。

1929年，马寅初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此时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马寅初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后来，他在考量苏俄和美国经济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主张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采取“折衷”的方案，即“采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长而舍其短”，主张学习苏俄的“共产主义之有计划的生产”，待生产发展后再“逐渐导入社会主义”，到一定时候“大同世界不难达到”。

二

不管是马寅初的教育救国、经济救国，还是他的政治救国，其道路都并非一帆风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马寅初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员的身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许多国民党高官的贪腐行为进行了勇敢的抨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为了封住马寅初的口，拟派他赴美国考察，被他坚决拒绝。不久，马寅初应聘出任重庆大学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其间，他不断发表文章和演说，痛斥“四大家族”借助政治特权，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和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

1940年初，他给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授了《战时财政问题》，指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上下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农民等出力，在前线浴血奋战，“中等人”出钱，许多“上等人”不但不出钱不出力，相反还囤积居奇从中牟利，甚至还有“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孔祥熙和宋子文。

同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到重庆实验剧院演讲，再次炮轰那些豪门权贵、贪官污吏，愤怒地说：一方面人民大众与日寇顽强拼搏，战事激烈，“前方吃紧”，但另一方面，豪门权贵、贪官污吏们却趁机巧取豪夺，“后方紧吃”。同年12月，蒋介石在对待马寅初软硬兼施均无效的情况下，干脆派宪兵到重庆大学将其逮捕，一直关押到1942年8月。但是，国民党依然对获释的马寅初下达了不准写文章、不准演讲、不准授课的“三条禁令”。

随着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和方针的深入实践，马寅初开始疏离国民党，选择向共产党靠拢。1932年6月，马寅初即撰文指出：如果“共产党亦能参与抗日工作，增加人民力量，群策群力，一致对外，则国家庶有望矣。”

1940年12月，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曾经多方营救。他获释后，国民党的“三条禁令”令他愤怒而苦恼。又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44年冬，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宣传部的许涤新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给予支持。”

不久，《新华日报》派人拜访马寅初，将国民党报刊不予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发表在同年12月的《新华日报》上。正是因为这件事，马寅初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患难之情。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逆和平民主的时代潮流，积极谋划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马寅初毅然选择了站在共产党一边。1946年1月，马寅初应董必武和王若飞的邀请，出席在重庆举办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学者国事座谈会。他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他离开重庆赴上海时，周恩来特别交给他的任务是：以其在教育界、经济学界和工商业界的巨大影响，以多种方式呼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开辟第二战线。

1947年，国民党报纸公开宣布开除马寅初的国民党党籍。1948年秋，马寅初在浙江大学工学院发表了《条条路通共产主义》的演讲。1949年3月，他抵达北平。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的“拨云见天”的理想憧憬终于实现了。

在近代中国多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和博弈中，马寅初洞若观火，作出了“跟共产党走”的郑重选择，难能可贵。毫无疑问，他的转变，是那个时代国民党知识分子政治立场转变的典型缩影，再次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百年世纪之问。

《团结报》10月19日文史周刊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