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

一，一度风光无限的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恩来要黄慕兰留在上海/巡捕房捉到一个两手九指，镶金牙的湖北人/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顾顺章又扑了一个空/向忠发把同周恩来的约定抛到了九霄云外

1931年6月22日下午，有一男一女，正坐在霞飞路霞飞坊（今上海淮海中路淮海坊）附近巴黎电影院边上的东海咖啡馆内，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着什么。

那男士，是年轻有为的上海滩著名大律师陈志皋。陈志皋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著名律师沈钧儒的学生，年纪轻轻就被恭称为“大律师”。那女士，是大革命时期驻武汉的国民党妇女部部长黄彰定（字淑仪），那时的她仪态万方、风光无限。除了这段不凡经历，陈志皋还知道黄彰定身世也不寻常。其父黄秉章（字颖初）与“浏阳二杰”谭嗣同、唐才常都是硕儒欧阳中鹄的得意门生，三人关系甚笃。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慷慨赴死，唐才常策动自立军起义失败蒙难，都是流芳千古的人物。

实际上，黄彰定当时在中共地下党内使用的名字是黄慕兰。黄慕兰曾是中共著名才子、中共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宛希俨的夫人。而宛希俨曾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易名《湖南农村斗争内容之分析》，最早发表于他主编的《民国日报》。

1928年4月4日，时为中共赣南特委书记的宛希俨在江西赣州卫府里英勇就义，黄慕兰随后与中共“脱钩”，到上海来寻找工作。表面上她是一个“孀居在家”的独身美貌女子，实则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要秘书，中央特科成员。

30年代的黄慕兰。

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她遇见了在武汉工作时就认识的贺昌。在紧张的工作和贺昌劝慰下，黄慕兰渐渐从丈夫牺牲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并与贺昌的感情日渐深厚。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与贺昌结为夫妇。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被指为执行“立三路线”，遭到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开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贺昌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提出去井冈山工作，黄慕兰想到当年与宛希俨一别之后再没能相见，遂执意与贺昌同行，但组织上考虑到旅途的安全及黄在上海的作用没有同意。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上海被捕，中央迅速展开营救，周恩来考虑到黄慕兰的家庭背景和以往的工作经历，使她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加之她活动能力很强，人又长得漂亮，在社交场合上很有人缘，于是便任命她为“互济会”特别营救部部长。

黄慕兰与大律师陈志皋周旋，是受周恩来的委派。当时的上海有个名为“世界与中国”的进步团体，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部分成员还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例如孙晓村。这个团体背后也确实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周康文就与该组织有联系。陈志皋就是这个团体的重要成员，该团体出版的刊物《世界与中国》的编辑部，就设在陈志皋的家中，但陈志皋本人与中共并没有关系。

通过当时“世界与中国”团体内的秘密党员孙晓村，黄慕兰认识了陈志皋。托请陈志皋为被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的关向应辩护，正是考虑到陈志皋是进步团体成员、同情革命这些因素。

关向应被捕时用的是化名李世珍，因此身份没有暴露，如果能请到好律师辩护，就有望从轻量刑，日后就有营救他出狱的机会。

这天黄慕兰与陈志皋在咖啡馆见面，原本是要向陈志皋了解关向应案子的情况。然而他们还没谈几句，陈志皋的老同学曹炳生忽然走进咖啡馆。曹炳生和陈志皋在徐汇工学读书时，住在同一个寝室，两人关系极好。曹炳生后来攻读法文，故而得以在法租界卢湾捕房谋了个翻译的差事。

看见老同学，陈志皋便招呼他一起喝咖啡。寒暄几语后，陈志皋顺嘴问曹炳生：“这几天你那里有什么新闻吗？”

曹炳生啜了口咖啡，低声说道：“今天巡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的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押送到卢湾来了。这人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镶着金牙齿。”黄慕兰听闻有中共领导人被捕，便有些坐不住了，推说身体有点不大舒服，要回家休息。

黄慕兰回到家中，立即给负责情报和营救工作的潘汉年打了电话。因电话中不能谈细节，潘汉年放下电话便匆匆赶来黄慕兰家。

潘汉年听了黄慕兰的描述后，不觉一惊：“难道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这是他担任特科领导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如此紧急、重大的情况，必须马上向中共在上海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报告，潘汉年不敢多耽搁，就匆忙离去。

潘汉年首先找到了康生，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猜疑。康生一听也不敢迟疑，随即直奔小沙渡路周恩来的栖身之所。

周恩来听了康生的叙述，感到事态严重。已经决定撤离上海的向忠发，这些天始终和周恩来住在一起，可昨天向忠发执意要和与他同居的杨秀贞见面，周恩来无力阻止，就要求他入夜前一定返回。

向忠发应允得很好，可直至今天仍未回来。此刻，潘汉年得到这样的消息，基本上可以肯定向忠发已被捕了。

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在有着比较多的偶然因素：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1921年中共成立初期，他参加了由共产党员林育南、许白昊等领导的武汉工团联合会。1922年8月担任了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参加了中共“四大”，并出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

中共“五大”召开，由于应对蒋、汪叛变革命不利，使中共蒙受巨大损失，陈独秀这位建党领袖，受到猛烈批判。在此次会议上，向忠发成为新当选的31个中央委员中的一员。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离开最高领导岗位，书生政治家瞿秋白崭露头角。不久，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来华，带来了莫斯科的新指令：提出在革命中，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担当领导。尽管罗明纳兹本人更欣赏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但他带来的指令却对中共领导层的构成产生了影响。工人出身的领袖，受到重视，向忠发的地位从此持续上升。

瞿秋白主持中央后，所组织发动的武汉暴动、长沙暴动、广州暴动、上海暴动等无一不遭失败，他的威信随之下降，陷入困境，更换领袖又势成必然。恰在此时，向忠发等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正好这时共产国际也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

办事与用心皆禀赋过人的向忠发灵敏地察觉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这一倾向，他连写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谈中共几任知识分子领袖的问题。两封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他们于2月21日，专门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陈述。向忠发言谈与分析，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颇为不错的印象，认为他是块当领袖的好材料。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不易更改的动摇性的有力证据。因此斯大林批评此时的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选拔工人到中央。结果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六大”上，36人的中央委员会，工人占了21人，向忠发则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成了中共的新领袖。

但随着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一些中共领袖遇害，顾顺章等人的叛变，向忠发变得消沉起来，把日常工作推给周恩来，自己与一个叫杨秀贞的女子同居。他的被捕，就缘于他与杨秀贞的缠绵悱恻。

顾顺章叛变情报被钱壮飞截获后，周恩来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使顾顺章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但熟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觉得，他还有把握捉住向忠发。向忠发与杨秀贞同居时，顾顺章曾为之雇了一个女佣，只要找到那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顾顺章找到了已和向、杨分离的女佣。在顾顺章的威逼利诱下，女佣供出杨秀贞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顺章遂逼她尾随杨秀贞，探明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秀贞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便尾随其后跟踪。巧的是这一切被躲在杨秀贞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负责，硬拉着向忠发和自己同住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杨秀贞则暂时借住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那里。中央出于对向忠发的安全考虑，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根据地。

可向忠发却闹着非要和杨秀贞见一面，说不见杨秀贞就不离开上海。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他去和杨秀贞见最后一面，但约定见了面就走，不得在外过夜。

然而，向忠发一见杨秀贞，便把和周恩来的约定抛至九霄云外，当晚在杨秀贞那里留宿。第二天他租车返回时，在出租车行被人指认随即遭到逮捕。

关于中共是如何获知和判定向忠发被捕叛变一事，眼下史学界和亲历者回忆还有与以上叙述不尽相同的几种分析和说法，不妨罗列于下，作为有心者进一步勾稽研判的线索：

一说是由孙晓村辗转通知周恩来的。孙晓村本人回忆说是陈志皋父亲陈介卿首先从巡捕房获得向忠发被捕消息，准备告诉儿子陈志皋让黄慕兰找孙晓村报信，而孙晓村当时恰与陈志皋在一起，直接得知了此消息。

一说是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立即警觉到可能出问题，按照当时的秘密工作规定而未雨绸缪，当机立断，决定搬家并通知相关人员纷纷转移。与此同时指派吴德峰、谭忠余等人寻查，证实了向忠发被捕继而叛变。

一说是富有正义感的法租界特级督察长薛耕莘首先察觉向忠发被捕叛变。他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祟祟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抓捕共产党人的行动，遂立即找到巡捕房翻译曹炳生，让曹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传出去，曹继而将消息告知陈志皋。

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设法阻止法租界当局将向忠发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华人探长赵子柏的名字，被列入镇压名单/法租界巡捕房未能阻挠引渡向忠发/向忠发是否叛变，突然变得扑朔迷离

虽说向忠发是个很不称职的总书记，但得知他被捕，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此事必会给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影响，党中央会暂时失去重心，反动当局也会借此大作文章。

按照通常遇到如此紧急情况的作法，周恩来首先布置好有关部门和人员转移；随后指示潘汉年，设法在法租界展开营救工作。他考虑到国民党当局此次逮捕向忠发，没有事先会同租界巡捕房缉捕，违反了在租界逮捕人的惯例，要潘汉年设法、甚至不惜出重金贿赂法租界巡捕房，使之拒绝将向忠发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行动。他又通过黄慕兰，聘请陈志皋出面。陈志皋遂以向忠发代表人的资格，找到法租界有关当局，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合法活动，阻止国民党当局引渡向忠发。

黄慕兰、陈志皋的结婚照。

与此同时，潘汉年又通过争取过来的华人探长赵子柏向法租界巡捕房暗中打通关节，阻扰引渡。经组织同意，他送给赵子柏一笔可观的见面礼，并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金酬谢。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知晓向忠发在中共党内地位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向忠发被法租界方面拘捕的讯息，便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与法租界最高当局交涉，法方见国民党当局如此重视，马上就下令将向忠发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被解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未等特务动重刑，就屈膝变节了，还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

这其间的细节，中共当时还没有掌握，营救向忠发的工作还在全力进行中。然而不久，有关渠道就传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周恩来对此将信将疑，但具有高度警惕性的他还是与李富春一道，迅速躲入四马路由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周恩来清楚向忠发知道自己在小沙渡路的寓所，且有钥匙，如若他被捕变节，必会带领特务们前来搜捕。他亲自布置特科三科的负责人谭忠余，带人在自己寓所附近，化装监视。

谭忠余带领了几位红队队员，在周恩来居住的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发现有一群特务模样的人来到周恩来原寓所，用钥匙打开后门。但这伙人离去时，并未逮捕什么人。

接着，潘汉年从法租界巡捕房得到消息：向忠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琮英所住的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导致陈琮英及看守机关秘书处的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先后被捕；他还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住处。

当特务们闯入周恩来的另一处住所时，看守这里的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和赵世炎岳母夏娘娘，曾受到特务们仔细盘问。两位经验丰富的老人，跟特务们装糊涂，特务们以为这两位老人毫不知情，便放过了她们。根据这一系列情况，中共中央判断向忠发可能已经叛变。

在核实向忠发是否叛变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暂时分开了一段，他躲避到谭忠余新建立的小家庭中。据几十年后采访谭忠余妻子周惠年的回忆：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

由于风声很紧，那些日子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个裤腿里了，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可就在向忠发被捕后的第三天，潘汉年通过黄慕兰得到了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确切消息。他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

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对向忠发的死散布了大量的谎言，使中共对向忠发是否叛变又生疑窦。

抓住中共最高领袖这样有价值的人，在其叛变后居然不加以利用，就立即处死，这太不符合常理了。于是，中共暂且搁置了向忠发叛变的判断，甚至还准备动员各地方党组织，举行纪念向忠发的追悼会和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的飞行集会示威。

一时间，准确掌握向忠发被捕后的真实情况，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向潘汉年布置任务：务必查清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最好拿到最有力的证据审讯记录。

三，潘汉年、欧阳新都熟悉的一个人/吴汉祺的胃口被吊起来了/“再拿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失去信用，就不好交待了。”/中共曾准备以追悼会和飞行集会等方式悼念向忠发“遇害”/周恩来亲自审阅了向忠发的供词/潘汉年解开了又一个谜团

听了周恩来的亲自布置，潘汉年感到完成这一任务难度很大，必须动用他近期刚刚发展的一个关系。

自从思考将获取敌方情报的方式，从打进去为主转为以拉出来为主后，潘汉年就想到了一个叫吴汉祺的人。

吴汉祺在大革命时期，是北伐军中的政工人员，潘汉年认识他，他也知道潘汉年的中共党员的背景。潘汉年接手情报工作时，吴汉祺投靠在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手下做情报工作。潘汉年不便直接试探吴有无可能为中共所用，但巧的是当他同助手欧阳新谈及吴汉祺时，欧阳新说他同吴汉祺也不陌生。

20世纪30年代的潘汉年。

在大革命时期，欧阳新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手下从事翻译工作，同吴汉祺打过一些交道，相互间都有印象，但国共分裂后就一直没有来往了。欧阳新1929年到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一直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因此他提议由他出面与吴汉祺接触，潘汉年认为可以一试，随即和他拟定了相关方案。

当时的陈友仁已经与国民政府脱钩，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等一道，是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政策的积极活动家；并同被蒋介石视为异己的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及桂系将领李济深等多有来往。当时社会上风传陈友仁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潘汉年让欧阳新就打着社会民主党干部的旗号，同吴汉祺接触。

其实当时并没有社会民主党这么个党派，所谓社会民主党，是陈立夫的CC系捕风捉影捏造出来的，但社会上，甚至连国民党及其特务体系也不知底细。吴汉祺得知欧阳新是社会民主党干部，很想通过欧阳新，打探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情报。

潘汉年、欧阳新见吴汉祺上钩了，立即又制造了一些假象引诱吴。欧阳新将几次接触的情况汇报后，潘汉年认为争取吴汉祺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加紧进行。

当他们再见面时，欧阳新很大方地又给了吴汉祺100元钱，但敲打他说：“这笔钱是预付的，若拿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失去了信誉，就不好交代了。”他暗示吴汉祺，可以设法通过专门对付中共的军警系统打探情报。

听到提示，吴汉祺一下想起自己有位姓徐的朋友，本人在法租界巡捕房作翻译；他还有个哥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长，这两处都是可开掘的情报资源。欧阳新遂要求吴利用这两个关系，套取情报。吴汉祺拿人钱财后便表示会竭尽全力。

也就在这个时候，向忠发被捕消息传来。潘汉年在得到周恩来营救向忠发的指示后，先通过赵子柏的关系，要法巡捕房设法阻挠引渡；阻挠引渡失败后，又试图通过吴汉祺的关系，打探淞沪警备司令部往南京押解向忠发的时间，以便劫车救人。

可不久，吴汉祺便转来他通过徐某得到的消息，向忠发已被枪决。潘汉年接受了周恩来务必得到向忠发审讯记录的任务后，感到利用吴汉祺的关系，拿到向忠发的审讯笔录是一条可行的渠道，只是通过这条渠道获取笔录，显然要以付出重金为代价。

刚刚因通报向忠发之死得到一笔报酬的吴汉祺，又被告知向忠发的审讯记录可以换得更大数额的报酬，即与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徐某四处活动，最终找到了警备司令部保管向忠发供词的文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文书同意带出向忠发供词抄件，开价1000元。

向忠发的供词终于到了中共领袖的手中。周恩来仔细审阅了这份供词，发现其中叙说的有关中共中央的机密内容，是仅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少数核心领导才掌握的。特别是中共特科领导改组的情况，更是只有向忠发、周恩来等几个人知晓。这类内容，敌特方面也绝难伪造得出来，结论只能是向忠发叛变了。周恩来随即指示各地党组织，中止一切筹备中的悼念向忠发的活动。

既然向忠发已经变节，国民党当局为何还要将他枪决呢？这其中的蹊跷，最后也是由潘汉年查清的。他通过徐某的哥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得知：向忠发刚被捕，警备司令部即密电坐镇江西“剿共”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蒋介石绝想不到中共的总书记会变节，怕搁置久了生出意外，致使到手的中共最高领袖脱逃，便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

警备司令部拿到向忠发变节的口供后，没有向蒋介石再行呈报，就依照蒋介石的复电，将向忠发枪决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上海警备司令部对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在蒋介石左右借威弄权素来不满，故而对向忠发的审讯始终对CC系保密，甚至连向忠发口供笔录事后也没让CC系特务看上一眼，结果蒋介石、陈氏兄弟根本不知向忠发变节之事。

关于向忠发叛变的最终判定，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所依据的是特科成员李强、刘鼎、柯麟等人的零星记忆。在向忠发被枪毙近一年后，潘汉年的同乡鲍文蔚打入了上海警备司令部，是他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了出来。

1984年，黄慕兰(左二)和邓颖超在中南海。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中有如下描述：“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曾是总书记的向忠发是否叛变的判定是极其慎重的，直到拿到完整的、更确凿的材料，才做出定论。当然，此事之所以会搞得如此复杂，与向忠发过早地被国民党处决，致使敌特未能借向忠发变节大做文章，以及中共迅速得到情报做好了善后，党的机构没受什么破坏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直至上世纪80年代，依然有人认为向忠发变节是不实之词，以致当事人邓颖超、陈琮英等频频撰写专文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