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展《南京条约》原件（图源：“大遗产”微信公众号）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这在中国近代史叙述中有重大历史意义。但详细记录签约过程的中文文献仅有伊里布门人张喜的《抚夷日记》。该作在缺乏旁证的情况下很难被视为信史，也不足以重构签约过程全貌。但近年来大量相关西文文献的发现和图像资料的公开，为再次讨论《南京条约》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能。

本文将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the State Cabin of H.M.S. Cornwallis, 29th August 1842，以下简称《签订图》）和其他历史图像为核心，运用文献、图像和地理信息三重证据互证，尝试还原签约场景、讨论出席人员身份并核实“康华丽”号停泊的精确位置。同时，通过探究中英官员对签约的不同处理及签约对战后交涉的影响，尝试挖掘更多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的史实。

一、《签订图》的基本情况及其政治意涵

《签订图》描绘的是《南京条约》签约场景和出席仪式的中英官员。该图广泛地出现在当代中文教材、宣传画册或历史书籍之中，几乎是中国读者了解签约现场的唯一图像资料。但该图的来历尚未得到细致梳理，图像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也没有得到完整发掘。因此，剖析《签订图》的内容和绘制过程，是重审《南京条约》影响、补全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历史语境的首要步骤。

虽然《签订图》草稿的存世情况、该图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修改与调整，均无法得知，但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安妮·布朗军事版画、素描和水彩画收藏”（Prints, Drawings and Watercolors from the Anne S. K. Brown Collection）的《签订图》版画原件，仍是目前存世最早、保存最完善的《签订图》版本，极具研究价值。该图由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普拉特（John Platt）绘制原稿，经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资深制版师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制版，1846年4月20日，由伦敦市议员、著名印刷商弗朗西斯·格雷厄姆·穆恩爵士（Sir Francis Graham Moon）印刷出版。该图使用混合法雕版（mix method engraving）设色，宽45.5厘米，长88.4厘米。1846年，在《签订图》正式发行的同年，伦敦出版商还印制了一张《在“康华丽”号战舰特等舱中签订和钤印〈南京条约〉版画中被描绘的军官与官方人士的姓名示意图》（Names of the Principal Officers and Official Gentlemen who are represented in the Engraving of 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the State Cabin of H.M.S. Cornwallis,以下简称《示意图》）与之配套，其标题不仅明示了《签订图》绘制的地点，还提及了绘制的精确时刻：“画家选择的时间是在条约签署之后、海军上将军乐队正在舱板上演奏国歌的时刻。”

由此可知《签订图》初绘于签约当天。画面中心以六扇舷窗为背景，前方为签约圆桌，三位中方代表和一位英方翻译沿桌而坐；圆桌背后的人物或坐或立，绝大部分面容完整，直视前方。

《签订图》作者在画面结构、人物形象、设色等方面都进行了精细设计，画面要素的选择也具有特殊政治意涵。例如，居于画面正中位置的人物是中方负责签约的钦差大臣耆英，但在他头顶的正上方绘着一幅英国女王的肖像画。虽然女王肖像画在画面中的尺寸不大，甚至隐在阴影中，但观众在看向画面中心时很难忽略这个细节，而英方胜利者的姿态和中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高低也被自然地描绘出来。

又如，画面前景左下侧绘有一个文件箱，右下侧绘有一只小狗，它们出现在严肃的签约现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二者在画面中却有独特作用。首先，文件箱和小狗居于画面下半部，分别被置于左右视觉落点区，起到了平衡画面重心的作用；其次，文件箱与小狗的形象选择也富有深意。文件箱在绘画语言中点明了“签约”的主题，而小狗在西方绘画传统中则具有“忠诚”的含义。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已注意到，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男性的人物肖像画身边往往画着一只大狗”，以“体现贵族的阳刚之气”；“在仕女或夫妻的身边往往画着一条小狗，可能是为了象征忠诚（意指妻子对丈夫的忠诚犹如狗对人的忠诚）”，类似套式在之后被部分保留。

再如，英方人员的着装也值得注意。除了几位身穿礼服的高级代表或文职人员外，图中英国海军军官均着蓝色上装，白色或蓝色礼裤。陆军将领则大多“身穿红衣，肩缀金花，头戴高冠，上插白绒球，腰间戴刀”，下穿蓝色裤子。这种蓝色裤子，因所用面料为中国土布“南京布”（nankeen cotton cloth）而得名为“南京裤”(nankeen)。8月24日璞鼎查带兵前往静海寺与耆英会面时，曾命令仪仗队换掉专用的白色裤子，穿上在作战时使用的、甚至已经磨损的蓝色“南京裤”。在《签订图》中，部分陆军军官的装束也被描绘成了相似制式。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出席的军官装束的确如此，也可能是画家有意为之。英军最终通过武力而非外交取得了签约的战果，因此在这幅表彰军功的画作中，军人们服装的粗糙似乎更值得他们骄傲。

除了图像，《签订图》上的文字也值得深究。《签订图》中画像的下面印有说明，分别为该图名称、规格及出版信息：

致最仁慈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

本图即

《南京条约》的签订和钤印。

经女王陛下同意，由女王陛下的忠实和忠诚的仆人

——作者谦卑地献上。

如前所述，原画作者、制版师和出版商的身份都暗示着该图的绘制、印刷与英国军方、政府的紧密联系，这些说明文字更直接表明该图是英政府授意的结果。利用图像宣传政治主张、美化侵略的举措，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扩张殖民地的英国极为常见。这类作品一般在“事件尚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之前”就被绘制出来销售，它们大多是“受命创作的，目的是纪念当时发生的事件”，因而被称为“时事图像”。同类作品还有《“威尔斯利”号上的会议》《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攻击厦门堡垒的情景》《攻克德里》等。此类图画所选取的都是极容易引发观者共鸣的场景，其内容、角度、着色经过精心设计，均被制作成版画，降低成本，广为发行，最终使观众在欣赏绘画的过程服膺于英国的统治。因此，《签订图》可视作典型的政治宣传画，而其美化鸦片战争的功能，与英国政府战后主导出版的一系列“对华作战记”异曲同工。时至今日，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仍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部分研究甚至“若隐若晦”或“明目张胆地大喊中国该打”。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存续，与此类服务于政治需求而被构建的历史叙事和图像亦有不可忽视的关联。

《签订图》承载着重要功能，其绘制过程自然也得到了英方的重视与细密筹划。或许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记录下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英国远征军甚至带来了当时极为罕见的照相机。1842年六七月间，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英军明确地意识到和谈可能在近期达成。于是，7月16日当英军经过镇江附近的焦山时，英方全权特使璞鼎查的随员麻恭（George Alexander Malcolm）和吴士南（Richard Woosnam）一同在“女王”号轮舰上进行了一次照相实验。时年14岁的巴夏礼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实验的过程：

麻恭少校和吴士南医生今天用他们的银版照相机拍摄了这个地方的剪影。我完全搞不懂它的原理：只是在借助一些玻璃将一块高度抛光的钢板暴晒在太阳下时，它会将你面前的景象传到钢板上，拍下的影像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在板上留存数年之久！我没有办法描述它，因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谜。

参与此次实验的麻恭、吴士南，虽然日常工作繁忙，却耗费了大量时间来试验相机，此举应当出自璞鼎查授意，而其目的很可能就是记录签约场景的预演。据巴夏礼的描述，麻恭和吴士南所用的是当时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Daguerre）照相法。但该技术并未成熟，步骤又过于烦琐，二人的实验很可能没有成功，因此也未见有照片流传下来。技术上的困难迫使英方放弃使用照相机，最终还是选择以绘画的方式记录签约场景。

然而，绘制多人画像并非易事。8月24日，璞鼎查带领英方人员前往静海寺与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会晤。宴会之余，伊里布的门人张喜注意到英方的一个“奇怪”举动：“该夷暗带画工将三宪面容画去。”作为家仆，张喜虽然足够细心，但他可能不清楚这其实是英方为绘制签约现场所作的准备。因为英方认为这幅《签订图》是“将给整个欧洲带来深远影响”的“重大世界性事件”的现场记录，所以重要人物的面容都要力求准确。但由于签约过程不会持续太久时间，不足以供普拉特准确记录所有参会者特别是中方官员的面部特征，因此英方不得不提前收集中方大员的面容画像。

相比于英方对签约仪式的高度重视，中方虽对此少有表示，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在《签订图》和《示意图》右下角，均绘有“永远和好”中文字样的钢印图案。该词的含义与此后代指《南京条约》的“万年和约”相似，重点在于“和”。相比于该词的英文翻译“愿该条约泽被后世”（“To distant ages may the Treaty be beneficial”），中方在战争末期急于媾和、止战的诉求便清晰可见了。

二、参会人员名单背后的关键信息

出席《南京条约》签约仪式的人员情况，目前尚未得到学界详细讨论。结合《签订图》与《示意图》，我们可以基本确认现场大部分人员的身份。参与签约仪式的中英要员共56人，其中英方51位，中方5位。《示意图》所附的名单按编号全引，参见表1。

这份名单标注了《签订图》中所有人物的姓名和身份。如以此为线索，将《签订图》与同时期其他图像相对照，可知普拉特对人像面部与服饰的写实程度较高。如英军总司令郭富（Lord Hugh Gough）、将军萨尔顿勋爵（Lord Saltoun），郭实猎（Charles Gützlaff）、璞鼎查（H. Pottinger）等人的面貌，与现藏于英国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英国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他们的个人肖像画，以及19世纪出版物上刊载的他们的面部素描和相片均高度吻合，特别是郭富和萨尔顿佩戴的军衔、武器、绶带、勋章等细节，也都被刻画得非常精准。

随着画中人物身份的明确，《签订图》人像选绘的逻辑也逐渐浮现。比如，画中的英方人员，除了少数文职和一名随军儿童之外，多是校级以上军官，作者普拉特中校立于图片右侧（编号50）。级别较低或被作者认为不够重要的人物则没有绘入。例如，身为璞鼎查随员、承担了仪式中部分接待和翻译工作的少年巴夏礼，因出身寒微未能入画；《抚夷日记》中提及的几位中方重要随员，如张喜、舒恭受、颜崇礼等人也未被绘入。这种筛选入画对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大叙事绘画风格”（grand style of narrative painting）的影响，即在遵从作者主观创作意图的同时，省略如平民或身份较低的参与者，甚至增添未到场人物等，最终形成“虚实相间”的历史图像。因此，《签订图》虽然在很多方面追求写实，但仍以政治目的为绘画主旨，着重描绘身份更高的参与人物。参看《示意图》附录的参会人员头衔和勋位，便可见一斑。

但当详细比对《示意图》与《签订图》时，会发现二者呈现的信息存在着些许矛盾。比如，立于郭富和萨尔顿之间的孩童弗雷德里克·金康（Frederick Kingcome），在《示意图》中却被注为“皇家海军”；又如，在《示意图》中全权特使璞鼎查（Sir H. Pottinger）和海军司令巴驾（W.Parker）名后都被标注了“G.C.B.”字样，但在《签订图》中，璞鼎查没有佩戴勋章，巴驾佩戴的则是“K.C.B”勋章；再如，《签订图》中的少校麻恭（Malcolm），在《示意图》被标注成了中校等。

这些矛盾并不意味着《示意图》有误，其原因在于画中人物身份在战后发生了变化。孩童弗雷德里克·金康是“布莱斯勒”号战舰（H. M. S. Belleisle）舰长、后来官至海军上将的约翰·金康（Capt. John Kingcome，编号31）的长子，当时年仅十岁，并无军籍。但在1847年弗雷德里克死亡时，已经是“海军军校生”（midshipman）。按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培养规定，学员应在12岁入伍。由此推断，在1846年《示意图》出版时，弗雷德里克已加入皇家海军。在《示意图》中，标注在璞鼎查和巴驾名字后的“G.C.B”勋章，也正是因为二者在对华战争中“功绩”斐然才被授予的。而麻恭在签约时只是一名少校，到1846年时已经是一名中校。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对于远征中国的英军官兵而言，是其个人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晋升资本，故《示意图》尤其注重人物身份和爵位信息的准确性。这既反映出英国社会对这场战争胜利的推崇与宣扬，也呈现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对于重新评估相关中文记录的史料价值，也具有重要作用。若将名单与《抚夷日记》所录参加静海寺宴会的英方人员名单对勘，可发现有21人重合（见表2）。

不通英文的张喜如何详细得知英方军官的官职和勋位，尤值得注意。《抚夷日记》中的英军官职和勋位的组合，明显具有较为固定的中文搭配，官衔等级的中英文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如英国海、陆军各级将、校依次被对译为清军的将军（从一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都司（正四品）；在日记的其他部分，英军尉级军官被称为守备（正五品）或千总（正六品）。其中，“Captain”一词同时具有海军上校和陆军上尉之意，而《抚夷日记》明确称之为“水师副将”，显然是译者对英军官衔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对于更特别、更复杂的勋爵名，如“G.C.B.”“K.C.B.”和“C.B.”三个等级的巴斯勋章，《抚夷日记》巧妙地将之与清代传统封号“巴图鲁”进行系统性对应，分别记为“头等尊烈巴图鲁”“二等尊烈巴图鲁”和“三等巴图鲁”。

更值得注意的是，《抚夷日记》中还存在两处比较明显的翻译错误。一是张喜将璞鼎查不能世袭的“从男爵”爵位（Bart.）记作世袭男爵；二是将编号36的“Lieut.-Col. Gough, C.B. Quarter-Master-General”称作“管引导事都司郭福”。前者或许缘于译者对璞鼎查爵位的性质理解有误，但后者尤其值得深究。中校郭福与来华英军司令郭富同姓，在《签订图》中身着红色军服，显然是英军陆军军官。在陆军中，“Quarter-Master-General”指“补给部长”或“后勤部长”，而日记中所谓“管引导事”则指的是“舵手”或者引航员，即“Quartermaster”，是海军或者商船上的地位较低的职位，属于误译。

首先，这两处错误显然不是张喜译出的。张喜虽粗通文墨，但并不懂英文，他对英军官职的记录必须借助翻译人员才能完成。那么名单是否由英人翻译？结论恐怕也是否定的。大部分相关研究认为，参与《南京条约》谈判和签约的翻译人员仅有英方的马儒翰、郭实猎、罗伯聃和李春四人。但无论是将“Bart.”译成“世袭男爵”，还是把“Quarter-Master-General”译为“管引导事”，都不应是英方译员可能犯的错误。此外，在四位西人译员当中，罗伯聃和李春的中文水平较低，在宴会间歇准确翻译英军官职和军衔可能较为困难。中文较好且有能力翻译这份名单的是马儒翰和郭实猎。但二人均有固定中文名，张喜却将他们两人的名字都写错了。另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抚夷日记》将英方旗舰“康华丽”号（Cornwallis）译为“国勒外士”，更像是将英文按粤语音译。郭实猎擅长闽南语，马儒翰擅长官话，对粤语都相对生疏。因此“国勒外士”和名单由二人所译的可能性较低。这些翻译，更有可能出自通晓中国官制，对英军建制有所了解却并不熟知的中方译员之手，其身份也许是经常与西方商船打交道的中国通事或行商。他们虽然不清楚何为“后勤部长”，却一定接触过商船上的负责引导船只的领航员，这或许正是他们将“Quarter-Master-General”译作“管引导事”的缘故。而“康华丽”号的粤语音译，也暗示了这些译者与广东的渊源。

张喜的记录揭开了战时“中方翻译”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人在其他记录中也有迹可循。在乍浦失陷后，伍秉鉴之子伍崇曜和“明白谙练”“能通夷语”的行商吴天显及两名通事，曾受诏前往江苏协助斡旋。萨尔顿勋爵的副官、上尉亚瑟·坎宁厄姆（Arthur Cunynghame）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位名叫阿唐（Atang）的中国人被指派给他们充当翻译。《复仇神号轮舰作战记》也提到，直至1842年7月19日英军即将到达南京时，该船仍驻有两名从广州跟随而来的“中国翻译”（two interpreters, Chinamen from Canton）。这些证据表明，在《南京条约》的交涉过程中，很可能有广东籍的中国翻译参与其中。囿于文献不足，我们暂时无法确知签约现场是否有中方翻译，但《抚夷日记》中较为准确的英军信息，足以证明中方翻译在交涉过程中的存在与能力。

《抚夷日记》中对英国的人名、地名、官衔的翻译，表明张喜及耆英、伊里布掌握英国人信息的水平。将之与《澳门新闻纸》中相关翻译情况相比较，可知耆英等人所知的英方情报，显然要比此前的林则徐、怡良，甚至奕山、奕经等人更加准确。这意味着在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方的前敌组织能力和情报收集水平，确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虽然中方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显得仓促、被动，但耆英、伊里布等人的信息准备较交战阶段更为充分。这或许正是他们在《南京条约》及后续的中英交涉中，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理性判断，没有做出极端外交决策的原因之一。至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中国翻译在中文文献中为何全无记载，或许与琦善任用的翻译鲍鹏获罪有关。他们的情况究竟是被刻意隐瞒还是无意忽略，尚无一手文献涉及，但仍值得研究者继续关注。

概言之，《示意图》和参会人员名单是了解签约现场、深入剖析《签订图》的重要参考，也是研判《抚夷日记》的有益参照，更提供了中方翻译参与中英谈判的确实证据。至于《签订图》所展现的签约过程和其他交涉细节，则要从图中五位中方代表说起。

三、签约仪式的流程及中英关系的后续走向

在《签订图》中，英方人员共有51人，中方人员只有5人。在交涉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中方官员黄恩彤、伊里布、耆英、牛鉴（编号9、10、11和41），从左至右，并排坐在签约圆桌之后的一张长沙发上，居于全图正中。四等侍卫咸龄坐于图像右侧前排（编号14）。圆桌的左右两侧分别是黄恩彤和翻译罗伯聃。但英方负责签约的全权特使璞鼎查却坐在后方的靠背椅上，并没有上桌。这样的座位安排似乎有些怪异。如果仅从人物的位置看，中方代表的地位似乎高于英方特使。但这既与《签订图》宣扬战功的意旨相抵触，更不符合英方在交涉过程中始终强调的“地位对等”原则。若要理解这种布局，则要从英方对钦差伊里布的印象讲起。

在《南京条约》谈判期间，伊里布的身体每况愈下。郭实猎曾在信件中提及伊里布的情况和他对伊里布的观感：

伊里布年老且衰弱，他曾长期担任各省的长官。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阳寿无多，所以显得非常迷信，成天攥着念珠在他的喇嘛像面前祈祷……我非常热爱这位老者，他是和平的使者，已经为这个帝国做了那么多。

郭实猎的叙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方对伊里布的普遍印象。在交涉期间伊里布很少出现无端反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还应允释放了被俘的英军少校安突德（Major Anstruther）等人，这使得英军上下对他评价极高。当得知伊里布身体欠佳时，璞鼎查的医官吴士南甚至通过张喜给伊里布送过药。但据爱尔兰皇家18军团的穆瑞上尉记述，因张喜贪酒，弄丢了药品说明书，不明真相的伊里布将本该分开几天服用的西药一次性吃下去，而造成严重后果。由于药品的副作用，在签约当天的伊里布甚至很难有力气站起来。所以，巴夏礼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看到了如下场景：

这个可怜的老人(伊里布)病得很重，他是坐在椅子里被抬上来的。璞鼎查、司令和将军都去帮忙把他抬到船舱的后部，安置到沙发上。程序进行得很快，我们不希望伊里布被累着。

患病的伊里布在《签订图》中脸色灰暗，与红光满面的耆英和黄恩彤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此时伊里布的地位低于耆英与牛鉴，他不能独自卧于沙发上，因此三人才会并排同坐。至于全权特使璞鼎查的位置，则是因为中英要员的座次在签约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巴夏礼对此情况也做了完整的记录：

首先，马儒翰代表璞鼎查在条约上盖章，耆英的秘书（黄恩彤）则在另一边盖章。他们所盖的分别是璞鼎查的印章和帝国钦差大臣的印章。这一项完成之后，桌子被移到沙发旁边，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分别签名……然后亨利爵士（璞鼎查）签了名。他们在四份合约的复本上盖章、签名。每份复本包括一份英文条约和一份中文条约，用黄色的绸带绑在一起。这些程序结束之后，他们离开了后舱，坐下来一起吃点东西。

由此可知，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璞鼎查、伊里布、耆英和牛鉴其实是并排坐在船舱中心位置的。三位清政府大员坐在长沙发上，璞鼎查坐的是一把椅子。居于画面当中的那张圆桌，实际是马儒翰在协助璞鼎查完成签字之后，才被抬到耆英等人的面前的，并最终形成了《签订图》描绘的样子。因此，整个签约过程仍然遵循着英方一直在强调的“对等”“平等”原则，仅出于对伊里布病情的考虑，才做出适当变通。添置一张沙发在签订条约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璞鼎查等人对伊里布的“体恤”，恐怕也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居高临下式的“优待”。

相比于端坐着的耆英、伊里布和黄恩彤，就座于沙发最右端的牛鉴的形象却显得格格不入。牛鉴的官职仅次于耆英，居然呈半蹲的姿势，甚至没有被画上正脸。其原因或许在于英方对几位中方大员的观感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对牛鉴印象极差。在《南京条约》交涉期间，除伊里布之外，英方对耆英和黄恩彤的印象也相当不错。郭富的副官洛赫（Granville G. Loch）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耆英和黄恩彤的赞赏：

钦差大臣耆英，非常应当得到他的国家的感激以及我们的善意和尊重……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风度翩翩的老先生，步履稳健，身姿挺拔。起初我们对他的智慧禀赋存有偏见，但当开始处理事务时，他摆脱了表面上的沉闷，变得十分活跃，并表现出相当的城府和观察力。

财政大臣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由钦差们派来交涉条约初步准备工作的人，他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

马儒翰对黄恩彤的印象也非常好。他发现，在谈判时随员越少，黄恩彤在讨论问题时的态度便越开放。郭实猎认为耆英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黄恩彤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友好又开朗，他就是为了工作而生的，渴望倾听并提升自己的观念”。三人的观点基本代表了英方对耆英和黄恩彤的印象与态度，这种正面印象对中英战后交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843年伊里布因病出缺，道光帝随即诏谕耆英、黄恩彤赴粤办理后续事务。其原因正是耆英为通商事宜“原议之人，为该夷所信服。较之祁接办，更为稳妥”。可见，英方对交涉官员的态度，不仅为清廷所熟知，并且直接影响到战后官员的委任。

相比之下，英方对于牛鉴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在他们的游记或者书信中，提到牛鉴时经常附上批评甚至讽刺的字句：

总督牛将军是一个老派的汉族官员，对官场生活中的所有阴谋都了如指掌，但却无法触及更高的真理。

牛鉴坐着，没有任何明显的或是值得注意的动作，他一杯杯地喝着樱桃白兰地，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满意的吧嗒声。

牛，据说是皇帝的近亲，他的名字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阉牛”（bullock），而且看起来也像是和那种动物差不多的大块头。

牛羚（Gnu），那位江苏和江西两省的总督……

牛鉴得到这样的评价或讽刺，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就任两江总督以后，他在战事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在双方交涉的过程中，牛鉴发给英方的照会大多冗杂繁琐，官僚气十足，却无益于谈判的推进，与耆英、伊里布联衔发出的那些简短清晰的交涉文书形成了鲜明对比。7月27日，英舰逼近南京时，牛鉴连发两道照会乞和。第一道发给璞鼎查，第二道竟然发给“统兵大宪郭、马”。即使英军曾以“大英统领水陆军师大宪巴、郭”（巴驾和郭富）的名义发布了大量的照会和晓示，但战争爆发已近三年，且战事就发生在江苏，身为前敌重臣的牛鉴却依旧把翻译郭实猎和马儒翰当成自己的对手。因此，“阉牛”“牛羚”等谑称，正是英军对这位庸懦的官员鄙夷的表现。

英方对牛鉴的调侃和讥讽，自然也反映在《签订图》当中。普拉特除了将牛鉴画成侧像之外，还在他的后脑勺上勾出了一根如手指般粗细的辫子。这与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所载“男胡皆拔须剪发，顶后存发，如小指许，编而垂之左”相合，即“金钱鼠尾”。按照西方人的审美，这种发型有些怪异，甚至丑陋。故在晚清以来的西文文献中，对中国人辫子的讽刺层见叠出。普拉特为牛鉴绘上发辫，虽然有向观众展示中方官员装束、发型的意图，但将牛鉴绘作侧像，又将其画成尴尬的姿势，不难看出对牛鉴刻意的丑化和贬低。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签约现场的外景。如将视线移至“康华丽”号之外，我们会发现它的停泊位置十分特殊。在中英双方在条约上钤印、束带之后，签约仪式还未结束。英方随即在“康华丽”号上进行升旗仪式，并发射了礼炮。这一场景被“布朗底”号战舰（H.M.S. Blonde）的舰长沃森（Capt. Watson）绘成油画（见图3）。这幅油画很可能是迄今仅存的《南京条约》签约现场外景记录。图中“康华丽”号主桅上的黄旗、礼炮产生的烟雾，甚至那架将伊里布座椅抬上甲板的舷梯都清晰可见。英方各舰桅杆上站满船员，正在行“站坡礼”“站坡礼”。经笔者实地考察，画面左侧城墙背后的山景，准确地描绘了下关江面东侧十公里外钟山的轮廓。我们甚至可以辨认出，图片左下角的城垛就是南京狮子山西侧城墙的一个形状特别的突出部。这段城垛的正下方，有几处带有圆形窗户的建筑，屋脊处还可看到鸱吻，应该是原静海寺建筑群的一部分。

图中的“康华丽”号似乎濒临岸边城墙，但现今长江江岸距画中所绘的城墙突出部至少870余米。既往研究并未详论“康华丽”号停泊位置，笼统谓之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那么，签约时“康华丽”号究竟停在哪里？它距离城墙是否如沃森所绘的那样近呢？事实上，《复仇神号轮舰作战记》为我们提供了停船位置的线索：

（8月）10日，各艘战舰都被分配到了适当的位置，以备对这座城市实施必要的轰击。城墙距离江面最近的点有约700码，最近的城门（仪凤门）约1000码。“康华丽”号、“布朗底”号和重型蒸汽船已经布置妥当，以便在需要时攻击城墙。

英制1码约等于0.91米，700码约等于637米，1000码为910米。换言之，如以最靠近江面的城墙处与仪凤门为圆心，分别以637米和910米为半径画圆，“康华丽”号就停泊在两圆重叠范围内。但距离现在南京临江段古城墙“700码”或仪凤门“1000码”的所有位置都在陆地深处，不可能行船。可实际上，近代以来，南京下关段的江岸线一直都在变化。因中山码头的兴起，下关江面附近很多湿地和水面都逐渐变为陆地。这一过程在美军1929年的南京航拍图（图4）中得到印证。航拍图左侧有大面积洼地，证明当时江水仍可大面积深入陆地，距《南京条约》签订时隔87年，这片水域也未完全消失。

而图3中的一处细节，表明该船的停泊位置就在这片水域而非江面当中。该图左下角绘有一蓬芦苇，其上方与下方的波浪形状不同，上方平缓而下方汹涌；而“康华丽”号左侧、即靠近岸边的水面较右侧更为平静，甚至可以显示岸边建筑的倒影。这意味着原静海寺外存在较大面积的水域，而芦苇正是该片水域与江面的分界。因此，按《复仇神号轮舰作战记》中的数据，“康华丽”号应泊于该水域偏北处，其坐标大致在今南京天妃宫小学西侧约150米处。

“康华丽”号配备80门炮，火力最强，是当时英军部署在南京的唯一的一艘三级战舰。将这艘战舰安排在上述位置，离城墙和城门的距离都最近，极利于火炮发挥威力。1842年七八月间，南京持续大雨，长江水位快速上涨，这一客观条件也更便于“康华丽”号靠近江岸。同时，停泊于该水域的英军战舰还有“布朗底”号和重型蒸汽船“复仇神”号，两船应处于现在的长江堤岸以内约300米的陆地上。3艘巨舰毗邻城墙，产生了极其沉重的压迫感，英方武装威慑的意味不言而喻。

因此，当明晰“康华丽”号的位置后，我们可更易理解中方官员在签约后的反常举动。张喜回忆道：“钤用关防完讫，众情欣喜。该夷扯起黄旗一面于中桅，即于本船连放二十一炮，言系该国国王之寿辰。耆将军、牛制台闻炮则面容失色。”无独有偶，巴夏礼也提及中方官员在听到礼炮时的怪异反应：“条约签订后，中国的黄色旗和英国国旗在船的后桅升起，同时有21发皇家礼炮升空。一些满人去看，但是他们很快就吓得退了回来。”彼时，“康华丽”号的炮口距离用于谈判的静海寺东配殿仅有600米，距离静海寺山门只有500米，极具威慑。可以想见，当中方的官员从静海寺山门处向西望去，便能看到英军高耸的楼船和黑洞洞的炮口。因此，中英双方绝大多数交涉都是在舰炮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南京条约》也是名副其实的“城下之盟”。中方官员或许每一秒都在担心，英军是否会开炮攻城，而英国人也借此抬高谈判的价码。这或许正是马儒翰等人坚持使用静海寺作为谈判地点的原因，也是耆英在签约前“唯恐英夷将其扣留”，在签约后听闻礼炮又“面容失色”的根源。

现今距《南京条约》的签订已逾180年，其间仍有大量历史细节等待发掘。《〈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与其他历史图像，为我们建立了回溯《南京条约》签约谈判现场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中英交涉实况的空间；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信息回响，进一步展示出中英双方对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定位与措置之间的差异。英方将条约签署视作实力和“功勋”的象征，《签订图》筹划、绘制和发行，体现了19世纪英国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意识，其影响至今未消。参与交涉与签约的中方官员则对签约一事讳莫如深、少有论及，遑论留下图像记录。虽然双方在军事力量、作战准备和外交观念上不可同日而语，英军的武力威慑更让身处炮口之下的中方官员倍感惊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此过程中全无作为。《示意图》名单与《抚夷日记》间的对应关系，不仅佐证了后者作为历史文献的可信度，也暗示了部分中方人员已具备系统理解并翻译英军官职的能力，更意味着耆英等人在战争后期的情报收集水平有所提升。耆英、伊里布、黄恩彤三员与牛鉴之于英人的不同印象，既是官员个人外交策略差异性的表征，也是战后中方交涉官员任命的重要参考，继而对后续中英关系的风格与走向产生一定影响。此类细节，不仅揭示了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另面、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也显露了历史图像特殊的史料价值与巨大的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持续的关注和探索。

作者王亚楷，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李骛哲，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