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在东北就广泛接触了苏联红军驻东北的高级将领，了解到苏联政策的两重性，一方面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要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愿意尽可能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力量。因此，陈云等人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主动撤出大城市、把力量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并被采纳。东北解放后，陈云为了尽快恢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重工业，提出大量聘请苏联专家的建议，并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响应。

195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于1951年试编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1952年8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带领三十多名专家访问苏联。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由此，陈云正式开始负责全国“一五”计划建设和与苏联的合作，成为中央领导人中和苏方接触最多的一人。

△ 陈云在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期间，于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首席代表周恩来访问苏联。图为陈云在莫斯科机场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的欢迎。

△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什维尔尼克、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时合影。右起：李富春、陈云、周恩来、什维尔尼克、维辛斯基、张闻天、粟裕、师哲。

1953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三次编制。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答复意见。中国国家计委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195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对于“一五”计划各项目的实施，陈云极其重视与苏联的配合。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不少是由陈云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而且，他亲自视察了“一五”计划全部地区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的工厂，这种认真、勤奋的态度是十分惊人的。

△ 1955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陈云学习苏联经验是虚心和真诚的。当时有人说，我们自己也有很高的文化，在历史上有占显著地位的科学发明。陈云说：这些当然不能否认。但它们不会因为向外国学习就丢掉。现在应该首先学习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他后来还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内，在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我们还是小学生，先生就是苏联。那时无论工厂的设计、施工、安装、试运转及事故的处理，主要是苏联包下了的。

1950年12月，周恩来批准规定，每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向苏联专家作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和各种政策问题的报告，帮助苏联专家了解中国各方面情况。其中，涉及专家们在财经工作中的业务方针问题，主要由陈云负责联系苏方专家予以解决。陈云积极召开与苏联专家座谈会，及时向他们介绍中国相关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预定计划等方面情况，为苏联的工作尽可能提供便利。同时，陈云还要求中方与苏联专家一同工作的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充分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强调要从工作条件、生活设施等方面给苏联专家以细心周到的照顾。

向苏联认真学习，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即使发生了矛盾，首先检查自己的不对。这个态度当时是中央确定的。如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二机部党组的报告上批示道：“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 1954年12月17日，陈云就拟请毛泽东审阅“一五”计划报告草稿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回信

当时，中方为聘请苏方设计组需要支付约4700万卢布的设计费，这对于新中国来说是笔大数目，然而陈云认为这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没有培养出来之前，中方投入这些钱聘请苏方设计组，可以减少各项工程在开工初期由于不熟练而产生的各种浪费。

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陈云很好地处理了充分利用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的关系。1952年1月16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写信向中央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他主张轻工业工厂和一般制造业我们应当尽量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生产。中央请陈云邀请相关同志研究后给予具体答复。陈云于1952年2月8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肯定了张闻天对存在问题的看法，并召开中财委党组干事会，讨论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研究制定了相应措施：（1）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2）苏方要我自制者，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自制，即成品的质量相符，又能如期制成者。但确能如期制成、质量又能符合的器材，不应推脱自制的责任。

这一时期，陈云对苏联援助是给予高度评价的。1957年秋，陈云两次公开谈到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时指出：“我国的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联帮助设计了一百五十六项，我们自己搞了八百多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办不到的。”“‘一五’计划是苏联帮我们搞的，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合理的”。同时，陈云也强调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当时各行各业广泛聘请苏联专家，1957年陈云就指出，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对于苏联专家提供的报表，陈云提出：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

他认为，借助苏联设计工作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以新中国实际情况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如设计新疆汽车修理厂时仅兴建房屋就需花费2600万斤米，新疆医院的设计建筑时间要10年之久。陈云明确要求，应向苏联专家说明，帮助设计项目时应根据我国目前财政状况，坚持因陋就简和实用的原则。

△ 1954年10月2日，陈云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什维尔尼克在宴会上。

1952年，中国要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型机床，捷克方面说从投料到供货要五六年，陈云说时间太长了，要求上海重型机器厂研制。1959年他多次听取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汇报，搞成了1.2万吨水压机。开始苏联人还不相信，派捷克专家来看，看到中国的焊接技术确实成功，才表示信服。

陈云特别主张在学习苏联的经验中，走自己的路，进行探索，尤其是在财政、商业、金融和计划管理方面。

陈云后来回顾说：苏联当年用新币换旧币，采取的办法是：分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国营企业与合作社、集体农庄实行两种兑换比率；限时间，即规定几天期限，超过期限旧币作废。这个办法损害人民群众，尤其是损害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而且两种比价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实行。我们没有学他们，而是不分阶级，工农一个比价，都是一万比一；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收旧发新，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比苏联的办法好，既完成了货币更换的任务，又稳定了人民生活。

1956年8月，陈云出席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说，苏联的生产无论大小一律纳入计划，我们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在主要产品方面有计划，对次要产品搞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说：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学习苏联是对的，但也要学习和吸取我们自己原有的好经验。对私营企业的利润过去实行“四马分肥”的办法，公私合营后要改变，要通过税收办法交给财政。

1956年11月，陈云在国务院五办办公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商业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中央统得过多，而地方权力过小，特别是县一级。要基本上否定苏联那一套层层管死的办法。要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要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必要时可以罢免经理。总之，要改变教条，打破过去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商业制度。

他后来总结说，50年代来了很多苏联专家，搞工业、搞计划都可以。在像财政、商业、外贸、金融等领域，虽然也有些苏联专家起了些作用，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探索，在这些方面照搬苏联是最少的，我们自己的工作有了成果，搞出了自己的突破。

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一态度十分赞赏。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重工业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有些东西，他也不学。

△ 1957年5月25日，陈云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游览长城。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1961年陈云对苏联计划管理的弊病作了认真、全面的清理评析。他在主持中央化肥小组会议时说：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不被框子框住。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收，也有扬弃。五个并举（即工业农业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土法生产并举）和群众路线就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和忽视农业等缺点提出来的。9月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发言说，综合平衡与抓重点没有矛盾，有计划按比例本身也是有重点的，苏联和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以重工业为重点。国家计委的工作过去主要是搞基本建设，今后要转到以搞生产中的综合平衡为主。在发言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讲得好，请陈云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了农轻重综合平衡的方针。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再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等，再根据这些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要改变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这是新中国前十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重要经验总结之一，其中也有陈云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