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军为了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多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会剿”。在弹雨横飞的战斗中，不仅考验着双方的勇气、魄力、胆识，更考验着双方的心智和谋略。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朱德来说，更要经历一种全面而又全新的考验——与铁血兄弟的情义。因为进犯井冈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主要将领大都是他昔日的同窗、同僚，甚至是拜把兄弟。是什么原因让朱德非得要和他们兵戎相见、血染干戈？笔者试图撩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溯事实真相。

金兰之交梦一场，兵戎相向最情伤——朱德与金汉鼎

云南陆军讲武堂（简称云南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朱德和同学们在讲武堂里互帮互学，同铸热血丹心。其间，朱德结交了十几个 “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如果按亲密程度排列，金汉鼎无疑应该排在第一位。

金汉鼎是个“瘌痢头”，同学们都不喜欢跟他坐，但朱德却与他义结金兰，相交甚厚。金汉鼎成绩优秀，但家境困苦，朱德便会把一些奖学金给金汉鼎以贴补家用。这份友情令金汉鼎非常感动并铭记在心，而且经过多次腥风血雨和生死考验。当朱德赴欧洲学习时，金汉鼎几乎倾囊相助。在护国、护法战争中，这对把兄弟一直并肩作战，互相接应，以骁勇善战驰名川滇，被誉为滇军“四大金刚”的前两位。在四川叙府一带流传有“黄拒盖，廖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的民谣。后来，朱德决意赴欧洲留学，这对患难兄弟才分手。

北伐开始后，金汉鼎赴赣投靠滇军老同学朱培德，任独立十六师师长。独立十六师后扩编为第九军，辖三个师。这时，朱德因领导泸顺起义失败，被杨森礼送出境，也来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金汉鼎再次相聚。南昌起义前，朱德赶到九江，想动员老友追随革命，但金汉鼎正要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张发奎召开的分共会议，拒绝了朱德的建议，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从此成为对手。不过，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经过金部防区时，朱德给金汉鼎写了一封信，金汉鼎得知是朱德指挥的部队，不为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所动，没有对起义部队发动进攻，使起义部队得以安全转移。

1928年，蒋介石派金汉鼎任湘、赣两省“剿匪”副总指挥，从此，金汉鼎多次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对老朋友的部队，金汉鼎采取“明打暗助”，对蒋介石敷衍塞责（当然也不排除“保存实力”的因素）。终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降为旅长。不久，又被解除了握有兵权的旅长职务，调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高级参议员。

金汉鼎从在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义结金兰之日起，“一生恪守这个‘义’字，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朋友的事”，尤其是当朱德身陷困境之日，从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并尽自己所能，慷慨给予帮助。

后来，金汉鼎因难以忍受蒋介石的刻意排挤，主动要求去云南协助龙云。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忘旧情，邀金汉鼎进京相会，一起回顾青年时代情同手足的戎马生涯，同时也批评了他追随蒋介石“剿共”的错误。不久，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1967年逝世。

同根相煎事有因，“模范二朱”此相违——朱德和朱培德

历史如果可以假设，或许井冈山历史就真的会被改写。譬如在井冈山时期，若不是朱培德在江西主政，极有可能就没有朱毛红军。因为朱培德不在江西，朱德也许就不会去南昌，即便去了南昌，也少了挂靠。那么，南昌起义分兵时，三河坝指挥员就不会是朱德，也许是其他人也未可知，然而有谁的坚定性和忍辱负重程度能比得上朱德？若然，南昌起义的这点余脉就可能不复存在，也就不会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如何发展就很难讲了，因为只凭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要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很吃力了。有人认为这是天意，其实从朱德和朱培德的关系里或许可以认为是朱培德的有意为之。历史上，比朱德小两岁、名字只多一个字的朱培德并不那么反动，甚至他“在旧军人中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曾如是评价过他的师弟、密友兼上司。

朱培德出生于官宦人家，幼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在云南讲武堂，朱培德与朱德为学友。在严格得近乎残酷的军事训练中，两人互相勉励、互帮互助，因成绩优异被选进特别班，被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震动全国，云南起而响应。朱培德被分配到滇西巡阅使李根源部任侦察排长，不久升为连长。1913年6月，被选送讲武堂步兵科深造，毕业后升任营长。后因护国、北伐战争有功，朱培德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与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等比肩。尽管他这个军只有8个团，是最弱的一个军，但当初那些滇系的风云人物都已经远落其后，只能来投靠他。从此，朱培德成了客籍滇军的最高人物。

如果把朱培德有“容共倾向”解释为他身世异常坎坷，从而形成了谦和宽厚的性格，成为他坚定追随孙中山并在后来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一直站在中间偏左立场的缘故，大体上应说得过去。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第三军军校教育长熊式辉曾想步蒋介石后尘，包围第三军政治部，清除中共政工人员，结果被朱培德解了职。1927年南昌四二起义，方志敏等人抓了“AB团”头目程天放游街，朱培德旁观，等于协助中共铲除“AB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郭沫若在此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时，朱培德则以文明的方式礼送三军中的上述政工干部，并在动员会上表示：“留者欢迎，走者欢送，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分两批用专车送往武汉，每人发给三个月伙食费及旅差费。

对留下的朱德，朱培德仍像从前一样信任。甚至在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在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干将、亦为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朱德处理，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方便条件，这就不是一般以朱培德“偏左”能够解释得清了。

井冈山时期，朱培德被蒋介石调任为湘赣“剿匪”总指挥，“模范二朱”同台竞技，但师弟奈何不了师兄，只好黯然退场。有人以此断定为朱培德无军事指挥能力，其实朱培德在随后的中原大战等作战中，屡立战功。他本人也成为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军训总监，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常委等。之后，他与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张学良等成为第一批一级上将。

1937年2月，朱培德因病逝世，年仅48岁。朱德闻此噩耗，甚感悲痛与惋惜！

精诚化得金石开，雪中送炭为君来——朱德和范石生

在云南讲武堂，朱德和日后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滇籍将领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王均、杨池生等同窗受业，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与朱德交情颇深的，对朱毛红军帮助最大的，以至让朱德后来念念不忘旧情的莫过于范石生。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

范石生，云南峨山人。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与朱德同在一个小组，经常秘密传阅、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商谈军事起义之事。

后来，范石生居国民党军要职，但因不是蒋介石嫡系，且过去在主持一次军事会议时与蒋介石发生过摩擦，所以蒋对范早有戒心和恶意。另外，南面桂系军阀和北面湘系军阀都在挤对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石生不甘心，急于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很想找一可靠的盟友，借以获得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范石生的境况，中共了解得一清二楚。早在南昌起义前，中共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得知朱德率部进至上堡，范石生便主动派其部的共产党人韦伯萃找朱德联系，希望同他合作。朱德喜出望外，于1927年11月2日迅即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半月后，范石生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正是朱德、范石生超友情的动人之举，南昌起义余部才能“冒用”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并使起义部队解除了困境。部队不仅得到了枪支、弹药、服装等军需品，而且也得到了休养生息，使衣食无着、濒临溃散的革命队伍，克服了困难，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壮大和发展的条件。也正是范石生够朋友讲义气、不忘同窗情谊，在一部属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电饬要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并逮捕朱德的关键时刻，范石生还从容不迫地通知朱德撤离，并给朱德所部送去银圆和枪弹，以示友好和诚意，尔后才有了起义部队在湘南的扩大和发展。

1928年7月间，为保护因回乡心切而冒进湘南的二十九团，朱德率领二十八团（即南昌起义余部）随后也向湘南进发。在二十九团已和范石生部接上火时，也在湖南省委代表以及二十九团官兵的企盼下，处于两难境地的朱德不得不为了党和红军的利益，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命令二十八团打了一场不该打的战斗……

这场战斗令朱德甚为内疚。他在回忆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艰苦征程的几次谈话中，多次谈到范石生，对范石生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战斗史座谈会上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957年11月，朱德和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谈话，又谈到范石生给了他好些枪炮子弹和物资。1960年6月，朱德和陈奇涵、杨至成谈话时也称：“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因为范石生厚待朱德及起义部队一事，蒋介石怀恨在心，先把范降为师长，后又改为纵队司令，1934年又迫使其辞去实职，给了个军事参议的虚衔。1936年，蒋介石指使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将范石生的部队第五十一师缴械。抗战爆发后，范石生携家眷返回云南昆明，以行医谋生。1939年3月17日，不幸被人刺杀。

偈语如是不虚妄，江西“两羊”不风光——朱德和杨如轩、杨池生

“百战余生者，群才可撑天。从征凭两两，大将剩三三。”这是朱德在1919年于泸州自流井寓所和八位同事留影相片背面的亲笔赋诗。这首诗中的“两两”是指滇军两个军分两次入川。“三三”指合影的9位将领：朱德、兰馥、杨希闵、金汉鼎、赵遂生、唐沸川、杨如轩、杨池生等。此诗寓意深刻，除充分显示了朱德与同学之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友谊和敢为革命牺牲的壮志豪情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令人血脉贲张的思想力量外，似乎更如偈语一样蕴藏着某种命运的禅机。

作为以富国强兵、拯救中华为宗旨的激进组织 “五华社”的核心成员，杨如轩、杨池生不仅是朱德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兄弟，也曾是热血青年。与其他同学相比，杨如轩、杨池生的“知名度”要高得多，但他们的这个“高知名度”并不怎么光彩，是靠“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被老同学打得一败涂地而“出名”的。

1928年6月，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第三次“进剿”。身为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二十七师师长的杨如轩，率先向当年的盟兄毫不留情地扑过来。可惜的是，永新一战，杨如轩大败，一个团被消灭，左手还挨了一枪，从城墙上摔下去，差点没命。不过，杨如轩的这次失败倒给解放军贡献了一位中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昆明军区政委的谭甫仁中将就是在这次“进剿”失败后被红军俘虏，之后唱《国际歌》被陈士榘发现而参加红军的。

一个月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改由第三军九师师长杨池生指挥，杨如轩协助。杨池生派李文彬 （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做先锋，和杨如轩一起再次进犯。但朱德不给师弟和学生面子，在七溪岭战斗中又给他们上了一堂军事课。这次，朱德手端冲锋枪扫射，把对方打得一塌糊涂。杨如轩左手伤还没好，右臂又挨了一枪，基本部队被消灭殆尽。杨池生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狼狈逃回吉安。从此，井冈山上流行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这次惨败使“两只羊”一蹶不振。后来，他俩被调到南京去当参事。其后，杨池生当过云南省政府顾问，杨如轩任云南省宪兵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判了“两只羊”的徒刑。1951年，杨池生保外就医，不久就病死了。杨如轩一直在狱。1964年，朱德视察昆明，杨如轩知道后，给朱德写了一封信，要求宽大处理。最后，对杨如轩的处理结果是刑期不减，监外执行。

“文革”中，杨如轩被批斗，为保命，他主动要求续刑回监狱。1978年，杨如轩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云南省文史馆工作。面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以及朱德的不计前嫌，杨如轩内心非常不安，尤其对当年指挥军队 “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行动表示内疚，曾写下了一首忏悔诗：三十余年一梦空，永新附逆乱交锋。那堪旗鼓未成列，已报弹花满市中。飞将白天突兀扑，两杨无计把身容。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

面对铁血兄弟，却又刀枪相向，这是朱德无奈而又必需的选择，因为作为共产党人的朱德有着与他们不同的承诺、职责和信仰，因有了这份伟大而又崇高的信仰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即便刀枪相向，也胜过长相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