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一直记载为“湖南衡阳”的夏明翰，突然经权威认定出生地系“湖北秭归”。正在惊诧之余，在烈士诞辰120周年的归州（今湖北秭归）纪念活动上，夏明翰的外孙意外到场，引人注目。笔者将《归州唱起英雄战歌》的视频转发后，没想到收到陶铸女儿陶斯亮大姐的一条回信：“这个视频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什么原因让她觉得很有意义呢？笔者经过走访调查，不仅发现夏明翰别样的人生年华和夏家满门忠烈，还弄清70年后另外发现夏家血亲男丁“后来人”。此事充满戏剧性。

“诰命夫人”教子有方

1870年1月的一天，陈嘉言（清末进士，有“铁面御史”之称）夫人，生下一个女婴。这天出现火烧云，陈嘉言给女儿起名云凤，小名云儿。

陈云凤到了16岁，按照门当户对的习俗，陈家将她许配给衡阳的世家公子夏绍范。

夏绍范的父亲夏时济，与陈嘉言是同门进士，官拜清朝户部主事、两江营务总理，地位十分显赫。

夏绍范才华横溢，30岁出头就由光绪皇帝授阶，三品顶戴花翎，进封资政大夫，候补秭归知州。陈云凤也因知书达理被封为“诰命夫人”。

1900年，夏绍范和陈云凤的孩子夏明翰在秭归出生。

夏明翰两岁习字，三岁能背《三字经》《增广贤文》和《道德经》，到了四五岁已择书而习。陈云凤首先重于身教。每天早上她先是安排家务，帮助下人干活，下午就和孩子练字填词。

夏明翰心地善良、聪明好学，对新鲜事物感兴趣。但是，夏老太爷插手教育，陈腐十足，整天让他背“子曰”或“诗云”，背不好就关黑屋，使其产生了逆反和厌烦心理。陈云凤在夏明翰苦闷时，便让他温习《橘颂》。不料，夏明翰一晚上就将它倒背如流，次日就让她讲解创作背景。趁这机会，陈云凤就给夏明翰讲，若干年前有一个强大的楚国，当时的楚怀王与陪读的小伙伴一起读书。在一大群孩子中，有一个叫灵均的贵族少年，15岁作文，突然意识到当地橘树的伟大，便写下这首不朽的颂歌。他希望怀王有如橘树的品格，自己也立志根植人民、报效国家。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投江的屈原。

明翰与妻子郑家钧的合影

秭归，是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都要举办龙舟竞渡。除此之外，还要祭龙、吃粽子和挂艾蒿等。每到这时，陈云凤就带上夏明翰参加活动。

夏明翰从小就崇拜屈原。他除拜访屈原祠、屈姑庙和读书洞外，还对屈原的诗词歌赋集注，特别是对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能够逐篇讲明出处、背景和意境。

儿子有志向和抱负，陈云凤总是大力支持。夏明翰每年将压岁钱积攒起来，等到遇上乞讨的人，就悄悄地塞给他们，而陈云凤给他的压岁钱总是最多。

陈云凤发现夏明翰的志向，便围绕家国天下之才尽力培养。以屈原为榜样，她让夏明翰体会什么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给他讲述《木兰辞》《满江红》和《正气歌》等，培养孩子“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意志。

辛亥革命前，夏绍范于秭归任知州期满，到日本考察政务，归国之后倾向民主。在担任湖北崇阳和南漳知县时，他把夫人和孩子仍然带在身边。陈云凤是共和的拥护者，帮助丈夫结交义士，可谓夫唱妇随。

1911年，夏绍范自我革命，响应武昌起义。1914年，夏绍范因积劳成疾病逝。陈云凤带着14岁的夏明翰等子女，靠公公帮衬将其养大成人。

从此，孩子们的简历上，都只注明“籍贯衡阳”。人们仿佛渐渐淡忘他们一部分人在秭归出生。但是，夏明翰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特殊的童年和母亲的教育。

2006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新华社等媒体推出《永远的丰碑》。由于涉及革命烈士的出生地，这引起了党史部门的重视。

中共宜昌市委机关报、秭归县委和县政府，根据有关线索，组织一些专家学者，驱车数万公里，通过长时间的访问、考察和查阅资料，最终弄清夏明翰烈士祖籍湖南衡阳，但在湖北秭归出生的事实。

百年之后，英灵重返第二故乡，新华社正式公布夏明翰烈士的出生地，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毛泽东：你是真懂屈原的

夏明翰是何时背叛自己的封建官僚家庭的呢？可以找到的记录是，夏明翰中学毕业应考。其祖父作为读书供养人，明确让他报考官学，以便将来光宗耀祖。但夏明翰自己做主，报考了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决心学成后以工业救国。

北洋军阀统治湖南时，吴佩孚为笼络人心，站稳脚跟，便利用旧朝老臣夏时济支撑门面。这和在学校担任学生领袖的夏明翰发生了冲突。

没几天，当夏老太爷接到学校告知其孙子领导“五四”学潮时，气得胡子直翘。夏明翰还与蒋先云带领学生义勇军，将他藏在夹墙里的日货当场烧毁。

夏老太爷愤怒至极，决定实行家法，然后将孙子“沉塘”。这时，陈云凤急中生智，请来亲戚用酒灌醉公公，救出了儿子。

陈云凤与公公夏时济的教育方法不同。眼看孩子们和夏老太爷闹得不可开交，为了保持儿女个性成长，她便变卖首饰搬出夏家老屋。

从此，在新的世界里，她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进步书刊，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逐渐由“诰命夫人”转变为民主革命实践者。

她把孩子们叫在一起说：“你们走你们的路，妈妈绝对不阻拦你们。你们如果不嫌我老，还可以带上妈妈！”因为有这一句话，夏明翰率先到长沙从事革命。他一边靠做工谋生，一边考察工农革命。尽管食不果腹，但他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在长沙的日子里，夏明翰最早接触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通俗报馆的何叔衡。因为借住在通俗报馆，何叔衡已了解到夏明翰曾担任湘南学联总干事，组织了一系列学潮，并同家庭决裂。所以，便对他有意培养。

当时，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人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已有眉目。为了创建湖南自修大学，就安排夏明翰在学校第1期学习，并让他协助办学工作。

在这里，夏明翰不仅学习《共产主义ABC》，也进一步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喜欢踏实肯干的夏明翰，很快让他担任自修学校的教务主任。

这样，毛泽东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指导主任，何叔衡为主事，加上夏明翰操持实务，“三驾马车”马上形成。这所培训学校被反动派称为“学说不正、有碍治安”，而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则大为欢迎。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代表中共湘区委员会参加中共一大之后，两人将夏明翰直接发展为中共党员，并委其以省委学联干事长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主编。

夏明翰一边教学编刊，一边领导学生和工人运动。他先后动员6万余人召开反政府大会，组织数次学潮上街游行，共同领导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只要有革命声浪的地方，就有夏明翰和追随他的队伍。反动派恼羞成怒，对夏明翰等人下令通缉。他只好转入地下工作。

1924年，夏明翰进入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层，分工负责农委工作。很快，又兼任组织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

自从进入省委领导层，夏明翰的工作变得千头万绪。他紧紧抓住组织建设，甚至动员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出来参加党的工作。在分管和领导的工作中，他始终把发动农民作为大头工作，大量派出干部和培养骨干。

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夏明翰赶去见面。面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他们认为在目前城市反动派势力强大的情况下，革命的力量蕴藏在民间。因此，两个人都主张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

当时，毛泽东正好准备到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夏明翰就开出一系列名单，选派干部到讲习所学习。这些骨干后来都成为了革命中坚。

对湖南农民运动，夏明翰投入大量精力。他经常穿着布衣到农村，白天同大家一起劳动吃百家饭，晚上找农民协会成员宣讲革命道理。休息时，他找来一捆干草就能当铺盖，与农民打成一片。他将农村的宗祠关系、组织结构和力量应用等形成记录，并提供给毛泽东、恽代英和彭湃等农民运动领袖。

1926年2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结合湖南农民运动的成绩，毛泽东写信让夏明翰前往武汉工作。到达武汉革命中心，参加中央的农运工作，他将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进行总结，并在全国进行试点和推广。

这一年，夏明翰来往于武汉和长沙之间，一个人生活。这一情况被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看在眼里，他们便给他物色对象。长沙青年女工郑家钧引起他们的注意。

其实，夏明翰和郑家钧也早熟悉，只是两个人从没提到儿女私情。毛泽东知道夏明翰的志向，便主动站出来保媒。

10月10日，夏明翰和郑家钧就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住所的隔壁，也就是长沙清水塘，结为夫妻。

从此，这对小夫妻同毛泽东一家住在一处。后来，他们一起搬到长沙望麓园1号。1927年阴历九月，小夫妻添了一个女儿，起名为“赤云”。

郑家钧与两个外孙的合影

这个名字是夏明翰取的，寓意一方面是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云霄，一方面是表达他对母亲的热爱。因为母亲的小名叫云儿，希望女儿将来像母亲一样勇敢。毛泽东听了夏明翰给孩子取名的寓意，拍手称好，记在了心里。

1926年12月，湖南省委委托夏明翰等人，组织筹备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及工人代表大会。毛泽东受邀参会指导，与夏明翰两家在长沙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有一天，大家的话题谈到对几个皇帝的比较。不料，说到皇帝、地主阶级和官僚阶层，激起夏明翰的兴趣。这位从封建官僚家庭走出来的青年说，只要能够革命，就要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地主买办全部埋葬。

毛泽东见夏明翰激动，便问他欣赏谁。“我是当然喜欢屈原的！”

夏明翰结合楚国的历史，谈到屈原在楚国衰弱时期忠君爱民。他认为屈原提出“三代”历史划分，确立了“民生、民艰、民乐”的三民思想，而且为了挽救楚国的衰败，最早提出“中国”的建设蓝图，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当谈到屈原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时，他大段大段地背诵屈原的诗篇。

两个人谈屈原，毛泽东突然觉得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屈原最终为什么跳的不是长江，而是湖南的汨罗江。这个问题问到夏明翰的长处。他从小在秭归就研究过屈原的生平史考。

屈原在楚怀王去世之后离开朝廷，就到了汨罗江畔。这里面涉及“发配说”和“归故说”。说“发配”，是这里远离楚国的政治中心。说“归故”，是因为屈原的先祖打下的罗国，被楚王分封给屈氏。后来，罗国搬迁到汨江下游，屈原自然在汨罗投江。

“看来，你是真懂屈原的！”

1927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搬到武汉，毛泽东到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写信给中央和省委，调夏明翰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同时兼任自己的秘书。

毛泽东和夏明翰两家就住在学校。他们白天训练来自全国的农民骨干，晚上在一起分析形势、谈工作。夏明翰是毛泽东工作上的助手。在这里，他为毛泽东起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了大量资料和建议，同时也成为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支持者。他们痛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每天带领讲习所的学员口诛笔伐。

夏明翰投笔从戎，加入第二次北伐的队伍，在邓演达的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部长，一直随队打到河南中部。

1927年夏，湖北发生夏斗寅叛变事件，湖南反动派也发动“马日事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湖南省委将夏明翰调回省委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回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之后，夏明翰马上行动，同省委紧急商讨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秋收起义。接着，夏明翰以特委书记的身份赶往平江、浏阳，发动平江起义，并将毛泽东秋收起义的余部收拢，一并转入农村武装革命道路。

1928年初，中共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领导“年关暴动”。他告别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只身装扮成小商贩，赶到敌人重兵把守的武汉报到。不料，很快就被叛徒出卖。被捕之后，遭到了敌人严刑拷打。

临刑之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面对屠刀写下脍炙人口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毛泽东让李先念找“赤云”

从不同渠道获取烈士遗书遗物

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来自国家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记录，让主政湖北的李先念费了一番脑筋。电话记录内容是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将“赤云”送往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赤云”是谁？后来，李先念猛然想起武汉大学那名烈士的女儿，可能与这件事有关系。

经过询问，她果然是“赤云”。不过，她已改名叫夏芸。她就是夏明翰唯一的女儿，也是《就义诗》中提到的“后来人”之一。

学界认为，夏明翰烈士在《就义诗》提到的“后来人”，首先是指千千万万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其中，也包括他的亲人。“后来人”有广义的后来人，也有狭义的后人。

由于烈士在白色恐怖中牺牲，“后来人”转入武装割据、地下工作和进入隐蔽状态，这些人在战争年代大都改变身份和姓名。实际上，弄清烈士的后人、亲人和前仆后继的革命“后来人”，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烈士的遗物遗言，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最初的线索。据当时在汉的谢觉哉撰写《夏明翰传》时回忆，夏明翰被捕之后，“第3天，就有同志来告：今天早上又杀了人，口号喊得特别壮烈！看报，牺牲的第一名就是夏明翰同志。明翰就义时，凶手问他有无遗言，他提笔写了4句话”。

当时，对这件事情较关心的，一个是在武汉的湖南同乡、战友谢觉哉，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英文秘书、夏明翰的堂妹夫魏荔洲。郑家钧的表哥熊瑾玎也在武汉，比较关注此事。

双方都在关注，却是从不同渠道获取烈士遗书遗物。

谢觉哉老人回忆夏明翰的情况，是在其牺牲之后，写《夏明翰传》时的补记。显然，谢觉哉的获取渠道靠的是组织的力量。

夏明翰被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地下室。他被枪杀在汉阳余记里刑场。当时，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革命同志已经将烈士大义凛然的斗争情况，报告给了党组织。

烈士的《就义诗》，报纸上不一定原文登出。但它从监狱内部已经流传出来，在街上疯传。

这20个字的诗是白话文，且比较上口好记，谢觉哉凭记忆熟记下来。后来，他将其抄在烈士和妻子的一张照片背后，送给了郑家钧，使这首诗得以传世。

魏荔洲从收尸工那里，听说这四句话的五言诗，与谢觉哉的记忆形成旁证。但魏荔洲作为亲属，可能关注更加仔细。

魏荔洲利用身份和关系，先让收尸工到夏明翰囚室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他们回来说：“除了一个眼镜盒还有一副眼镜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只看见地上用棍棍画了许多字，什么字也看不清。”“魏花了钱，再要他们去把地上的字记下来交给他。”有了收尸工第二次抄回的文字，魏荔洲才知道所谓的“棍棍”，是半截铅笔。“许多字”经过辨认和整理，终于弄清是三封遗书。

夏明翰曾经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笔和纸，给妻子另写有书信。“监狱的难友们，感动于夏明翰的无私无畏，偷偷地把信藏起来，并经过千辛万苦，把信件从监狱带出来。”

这三封信连同《就义诗》和收尸工抄出来的文字，都集中到魏荔洲的手中……

感人肺腑的三封“诀别信”

一般文章说到夏明翰，都会提到《就义诗》。殊不知这三封“诀别信”，也同样感人肺腑。同时，也告知了他所挂念的亲人、后人和所呼唤的“后来人”。

第一封信，是写给母亲陈云凤的，其中写道：

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烈士在就义之前，大概最挂念的就是母亲陈云凤。

这位充满传奇、智慧和开明的女性，也是一个英雄的母亲。她一方面挣脱旧时代对女性的封建束缚，但在相夫教子和生育后代方面，也难逃“多子多福”的观点影响。至于她到底有几个孩子，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查遍所有对她的介绍，有的认为她生育“10来个”孩子，有的记录为“6个”，但更多的是提到“7个”。

《夏明翰精神与湘女之家国情怀》一书关注到这一问题，湘南学联纪念馆彭彪进行过专门考证，笔者结合相关资料基本认定，夏绍范和陈云凤共生育了十个子女。依次为夏明翥、夏明翼、夏明玮（女）、夏明翰、夏明衡（女）、夏明震、夏明珰（女）、夏明瑜（女）、夏明霹和夏明霁。

一般提到较多的是三子、四子、六子和次女，因为这4个孩子都是革命烈士，史称“夏家四烈士”。也有人称为“夏家五烈士”，那是包括夏明翰的外甥邬依之，牺牲时的名字叫邬依庄。

另外，散见于其他记录的还有长女、小女和小儿。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夏家七姊妹”的由来。至于长子、次子和五子为何名不见经传，笔者分析，可能是当时孩子低成活率所致。

英雄的母亲自始至终倾向革命，如同葵花向阳。

在夏明翰参加革命后，经过儿子的介绍，陈云凤认识了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受儿子和他们的影响，陈云凤投身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中。

1922年，衡阳县议会成立，陈云凤被妇女界一致推举为县议员。她利用议员的身份倡导婚姻自由，反对腐败和欺压女性，同时还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同志。

毛泽东对陈云凤非常信任，将堂妹毛泽建交给她管教。何叔衡也交给她许多统战任务。

陈云凤支持儿子夏明震辍学，进入广州第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把年幼的夏明霹送到武汉农讲所培训。

北伐战争开始后，陈云凤积极参加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她同夏明衡组织支前，还带着长女夏明玮，以及外孙邬依之，三代人一起参加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

1925年，夏明翰在省农委工作，夏明震也被衡阳农民协会选举为委员长。看到孩子们为穷人走正道，陈云凤干脆让年幼的儿女都参加农运，夏家成为衡阳著名的“革命之家”。

湖南“马日事变”发生后，敌人开始挥舞屠刀，但夏家儿女都勇敢地站了出来。夏明翰奔赴平江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夏明震、夏明衡和夏明霹，在哥哥和母亲的支持下，分赴郴州、衡山和衡阳发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遭到反动派镇压后，几乎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受到敌人的通缉。

1928年春，夏明翰在武汉就义的消息传到衡阳。陈云凤读着夏明翰的诀别信，泪水已经哭干。同年2月28日，不到20岁的儿子夏明霹在衡阳准备“年关暴动”时，被反动派杀害；3月22日，也就是夏明翰壮烈牺牲后两天，在郴州担任特委书记的夏明震遇害，时年22岁；一个月后，次女夏明衡在长沙遭到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被逼跳塘成仁，时年26岁。

这时，她的大女儿夏明玮、小女儿夏明瑜，以及自幼失聪的儿子夏明霁，还被反动派抓捕关押。她利用议员身份四处奔走，与敌人争辩，最后把几个孩子救出魔窟……面对敌人的屠杀，陈云凤没有被吓倒和妥协。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她不顾高龄为前方和革命后人募捐钱款。她辞去议员职务，开办了一个简易学堂传授国学。从不接受刽子手和官僚的怜悯，也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施舍。

1946年，77岁的陈云凤去世。

毛泽东在夏明翰就义之后，多次谈起这位老人。他对何叔衡说：“夏明翰有一位好母亲！”

烈士的第二封信，是写给姐姐夏明玮的，其中写道：

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在夏家，夏明玮是长女。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她是母亲的帮手，也是家庭的助手。虽是女儿之身，但母亲将她和两个妹妹都送到学校读书，给了她们同样诗书传家的本领。

夏明玮聪明能干，所嫁的长沙邬家，是一户殷实的人家。她没有做家庭妇女，而是参加革命教育。由于和娘家的距离比较近，经常能照顾弟弟妹妹。

实际上，夏明玮早已参加革命队伍。当年，毛泽东、何叔衡和夏明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需要女指导，她不仅义务任教，还带领学生从事各项教学的辅导，有“女教官”之称。

后来，中共湘区委员会从抓教育入手，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决定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专才，区委看中夏明玮。经过夏明翰动员，她担任第一任校长。学校一面招生，一面组织教学，很快就为革命培养了一批进步人才。

夏明玮参加革命既拼也舍得。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她将自己的家、校舍腾出来让省委召开秘密会议，有时候还带着孩子进行掩护和安排生活，省委领导郭亮等人多次对她进行褒奖。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之后，夏明玮的家被查抄，丈夫和儿子也受到监视，但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经过地下党组织的营救才脱离苦海。

作为大姐，她永远理解和支持弟弟的信仰、追求和决心。夏明翰和几位弟弟、妹妹牺牲之后，夏明玮再一次受牵连被抓捕，但依然没有被恐吓所吓倒，出来后继续革命。

红军攻打长沙时，她将儿子送到部队。邬依庄在部队进步很快，多次立功受奖，并担任指导员。一次率部活捉了湖南反省院院长袁筑东，但在押解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他在激战中牺牲，时年19岁。

“匪属”“女匪婆”和“土匪教头”，敌人给夏明玮安了一大堆罪名。她只好带着女儿邬依训、邬依梅四处躲藏。

这位“女匪婆”在流浪途中给两个女儿讲：“咱们三母女在这荒郊野岭，没有什么事情，就组织一个诗社吧！”她想好名称叫作“月明诗社”。

夏明玮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把邬依梅送到延安学习。女儿后来改名为吴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吴健后来活到100多岁，看到了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而她最大的乐趣，是为又一代“后来人”，一遍一遍抄写烈士的《就义诗》……

“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夏明翰女儿夏芸与儿子在湖南衡阳夏明翰铜像前留影

这是夏明翰离别妻女去武汉赴任时，对郑家钧爱的赠言。夏明翰在狱中写的第三封遗书，也是一首诗，且还押了这两句的题：“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在慢慢相处后，夏明翰知道，郑家钧最爱听毛泽东讲革命道理，喜欢杨开慧教她唱歌。而她觉得最麻烦的是装扮成阔太太，同那些国民党反动派打交道。但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再困难她也去学去做。

面对国民党右派排共分共，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却一味妥协，郑家钧急得像个孩子。每当夏明翰同毛泽东讨论中央失策时，她就当“武装革命”的支持派。毛泽东就是带着这个“团队”的意见，参加了八七会议。

敌人的大屠杀开始之后，夏明翰预感到不测，想给她置办一两件首饰。但是，郑家钧金玉不要，只对丈夫咏叹“红豆生南国”的红豆感兴趣。夏明翰馈赠她红珠和情诗。

1928年3月，郑家钧得到丈夫就义的消息，也从何叔衡和表哥熊瑾玎等处知道了丈夫的《就义诗》和诀别信的内容。她将丈夫赠予的红珠缝在衣角内，便抱着女儿消失在黑夜中。

当时，湖南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婆家人有的被杀，有的被抓，而杨开慧大姐也不知在何处。但她听丈夫讲过，党中央在上海，便带着孩子奔赴上海。

不料，上海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她只好靠做刺绣养活孩子。从这时开始，她就把自己和女儿隐藏在民间，并给女儿改名“郑忆芸”。

郑家钧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找党组织。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凭着丈夫说的接头经验，在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并为组织传递情报。

这时，许多同志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易，建议她改嫁。郑家钧抚摸着丈夫留下的红珠，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陷入一片混乱，郑家钧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孩子上学，她带着郑忆芸回到家乡长沙。

长沙是郑家钧的出生地，也是她怀念丈夫的伤心地。实际上，敌人已经从叛徒那里知道夏明翰有后代，下决心斩草除根，多年追杀没停。他们找不到“赤云”，就紧盯回到长沙明德中学教书的魏荔洲。

根据调查，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和烈士的遗书，魏荔洲一直艰难地保存了15年。其间，魏荔洲和夫人夏奇云辗转上海多地，多次想把这些烈士遗物交给党组织。

开始，他们找到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的张琼。张琼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那里当过秘书，结果因战乱转交未果。然后，他们又把这些东西带回长沙。不料，敌人仍然等着他们。1943年，诗和信件被国民党查获烧毁。

此时的郑忆芸也已经长大。她从母亲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及母亲不改嫁和四处逃难的原因。因此，她发奋读书，继承父亲遗志，始终品学兼优。

烈士后人犹在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夏家除了陈云凤、“夏家四烈士”和外甥邬依庄长眠地下，其他的“后来人”都见证了烈士白纸黑字的预言：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新中国成立后，夏明翰的女儿重新改回名字叫夏芸，既恢复了爸爸的姓氏，也寄托了对妈妈的感恩之情。

夏芸考入武汉大学，这是她的心愿。听到父亲的战友讲，父亲在就义之后，武汉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汉阳的鹦鹉洲。进入武汉大学，她就可以守在父亲的身边。

夏芸上学不久，就将母亲接到武汉，凭吊父亲的英灵。在丈夫的坟前，郑家钧反复重复一句：“我把赤云给你带来了！”

郑家钧有满腹的话要说。她知道丈夫喜欢诗歌，就用长期自学的文化，填写《祭夫诗》对丈夫的诀别信作答：

赤胆红心交给党，毕生精力献人民。昂首刑场洒热血，忠魂犹绕汉阳城。吊祭来迟悲更深，鹦鹉洲前日色红。不存白骨精神在，革命还有后来人。

听说夏明翰的夫人以及孩子还活着，而且来到武汉，老战友纷纷赶去看望，还带着夏芸去见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李先念。他马上就要给夏芸安排工作，但她要求读书。

烈士后人犹在的消息传遍武汉，也传到了北京中南海。

烈士的妻子和女儿在汉凭吊夏明翰，再一次触动毛泽东的战友情。这时，他虽知道夏明翰的女儿在武汉大学，但想到夏明翰曾写过“逐至威信卓著，为农民所信仰”，便决定安排她继承父志学习农业科学。

毛泽东记得夏明翰为女儿取的名字，便通知李先念将“赤云”送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

夏芸作为革命的后人和“后来人”，一直明白肩上的责任。她学习十分刻苦，生活低调。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主动要求到偏僻的地方。后来，她被分到江西革命老区，长年驻扎在深山，成为我国第一代农业女专家。

20世纪60年代，郑家钧将谢觉哉题写夏明翰《就义诗》的照片，正式转交给夏芸。

夏芸被分在江西，就扎根在老区。她和当地优秀青年张景禄成家，生育三男一女。遵循革命家风，孩子们都低调行事，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背景……

原来大哥真是“后来人”

2020年，夏明翰烈士诞辰120周年。

已认定为烈士出生地的秭归县，专门选择此时，举行夏明翰故里红色教育基地开工仪式。在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联络局工作的张朴，代表母亲夏芸出席开工仪式。

此前，夏芸已经来到父亲出生地“认亲”，并参加“夏明翰中学”的命名仪式。

笔者将活动视频发给陶斯亮大姐，得到年近八旬的陶大姐的回复。同时，也牵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其母前夫夏明震烈士的出生地也有待考证。

夏明翰是夏明震的革命引路人。当年是哥哥动员弟弟辍学，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弟弟一直紧跟着哥哥的脚步前进，夏明翰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夏明震担任湘南区委组织部部长。夏明翰后来到中央，夏明震担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地区特委书记和红军独立第7师政委。

夏明翰1900年在秭归出生，回到衡阳应在1912年左右。如此反推过来，夏明翰去世时28岁，夏明震去世时22岁，夏明震回衡阳应当6岁。而夏绍范此间为官地域主要是秭归。虽然后来也曾到湖北崇阳和南漳任知县，但那是在辛亥革命前后。

从夏明翰的出生地被确认，据此推理夏家子女从夏明翰以后，应当多数都在湖北秭归出生。即使不在秭归县，也是在荆楚大地。这虽然改变不了他们的祖籍地，但出生地对革命者的经历研究有特定意义。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同时任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陶斯亮大姐在团中央认识。陶大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陶铸和被毛泽东称为“我的湖南妹子”、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的女儿。她虽然和夏家没有血缘关系，但夏明震却是她母亲的第一任丈夫。

笔者由于经手处理曾志《我在中共70年》在香港发行事务，同陶大姐逐渐熟悉，许多话题都是曾妈妈的往事。其中，对老人家两任丈夫，也就是夏明震、蔡协民牺牲过程有所了解，但没有涉及其后人的追踪。

在曾妈妈去世之后，因为拍摄她的专题片，笔者受邀在白石桥附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休息时大家都在打听曾妈妈“托孤”石来发的故事。

关于这一段经历，笔者在编审《我在中共70年》时，已经注意到这一段文字：

这个孩子被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石连长去世之后，来发继承了石家的香火，根植井冈山。至于石来发苦难的经历，他如何能在以后的腥风血雨中生存下来，井冈山人民对他存有怎样的大恩大德，他为何不来广州与我们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以及他为何至今还是一个农民，这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写清楚。

笔者当时看了这一段，就觉得十分新奇。而陶大姐当时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石来发不是蔡协民的血亲。这件事我向老人家求证，她虽然说不要搞那么复杂，但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

听到陶大姐的回答，笔者当时心里一惊，如果曾妈妈“托孤”的不是蔡协民烈士的血亲，那这个孩子是谁的呢？笔者当时隐约感觉他可能又是一个“后来人”。这的确让人心里难以平静。

曾志出生在湖南宜章县的一个殷实的书香门第，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读书时参加革命。她后来秘密入党，先后担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县委秘书长等职。大她5岁的夏明震是她的上级。

大约在新婚后不久，一场暴乱大祸临头。1928年3月21日，由于国共关系破裂，一群暴徒突然袭击郴州县委。曾志侥幸逃脱，马上向附近的朱德、陈毅部队搬兵求救。

平定暴乱的第二天，她找到了丈夫的遗体。埋葬丈夫之后，曾志跟随朱德、陈毅湘南起义的队伍走上井冈山。在井冈山上，曾志担任红军医院总支部书记。经人介绍，他同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结合在一起。

生于1901年的蔡协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到井冈山后，他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后任团党代表。

毛泽东和贺子珍是二人婚姻的支持者。毛泽东对这个湘妹子格外呵护，包括许多家事都交给她处理。

1928年11月7日，曾志产下一子。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部队四处转战。她的奶水严重不足，孩子整天都在哭闹。曾志本来年纪就小，又遇到这种困难，孩子哭她也想哭。正在为难之际，王佐的部下石礼保副连长的妻子生的孩子夭折，她乳汁正旺。曾志只好“捧出孩子，无奈赠送”。后来，他们给孩子取名石来发。

1929年1月，敌人“会剿”井冈山。石礼保不幸被害，孩子被转送到石礼保妻子赖凤娥的娘家。而曾志再一次突围，同丈夫蔡协民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其间，曾志又产下一子，但仍然无法抚养，只好送给革命群众。这个孩子就是陶大姐后来称为“二哥”的春华。

1934年4月，在红军反“围剿”中，由于叛徒出卖，蔡协民被捕，不久壮烈牺牲。从此，曾志多年再不谈嫁，一心埋头革命，直到后来遇到陶铸，才结为夫妻。到达延安之后，于1941年才迎来陶斯亮的出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事情却发生180度的转弯。1952年，石来发只身来到广州找到曾志。曾志拉着儿子看了半天，往事涌上心头，娘俩大哭了一场。

听着孩子在乡下一系列的遭遇，曾志心里感到十分内疚。她要安排儿子去学习，想把他留在身边。但儿子却说：“我爹娘死得早，是奶奶一手把我带大的，我还要回去伺候奶奶。”

曾志为儿子的行为感动，就把石来发送回山林，他当了一名守林员。

1952年，石来发作为蔡协民、石礼保烈士的后代都被确认。为了尊重事实，石来发改名蔡石红。他在大山里面成家，养育了两个儿子，分别起名蔡接班、蔡接光。很快，蔡协民的家族来认亲，并将其记入湖南华容县三峰乡蔡家族谱。同时，将长子蔡接班留在蔡家读书，次子仍然恢复石姓，取名为石草龙。

1990年4月，曾志（二排右三）二上井冈山看望石来发（二排右二）一家

1964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石来发突然跑到广州找母亲避难，并希望将自己留下。问其原因，原来是他被查出在生产队当记账员时有差错。由于各种原因，她拒绝了儿子的要求。

1984年，73岁的曾志从中组部离休。于是，她便召唤石来发。石来发带着两个儿子，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尽管他们有些陌生，曾妈妈还是带领他们爬长城，慢慢培养感情。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曾志作为井冈山的一名老战士，被邀请回井冈山参加活动。趁此机会，她特地来到儿子的家里看望。一家老小终于团聚，曾妈妈有说不出的高兴。

1988年，77岁的曾志回了一趟湘南。此番回乡，是为了寻找夏明震当年的墓地，以祭奠亡夫的英灵。然而时过境迁，当年埋葬夏明震烈士之地，已变成一条公路。

郴州当地政府对此很重视，在东塔烈士陵园为烈士树立一块墓碑。墓碑揭幕时，曾志已经患病，她只能派女儿陶斯亮代为出席纪念活动。

母亲在晚年病重期间，对第一任丈夫的感情，以及许多话欲言又止，让陶斯亮产生疑问。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陶斯亮瞅准机会，问在病榻上的母亲：

“你要如实告诉我，石大哥是不是夏明震的儿子？这个很重要！”

“怎么了？”曾志还是没想告诉女儿。

“爸爸有我，蔡协民有二哥春华，可夏家几乎‘满门抄斩’，都那么年轻，没有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遇害了。‘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只是烈士的豪言壮语。如果大哥真是夏家的后代，那对中国革命牺牲最惨重的家庭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

曾志听了女儿的话，沉思了良久，最后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

原来大哥真是“后来人”！陶斯亮不解母亲为什么不早说，曾志意味深长地说：“都是烈士的后代，不要搞那么复杂。”

至此，石来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石来发就是夏明震的遗腹子。但她的确不想把事情搞复杂，仅限母女之间，当时并没公开。

陶斯亮撰写的《曾志和夏明震》一文，记录了曾志最后一个生日的场景：

“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他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许多苦。春华残疾了，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艰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请你们原谅！’”

1998年，曾志去世。她把难题还是留给了“后来人”。但这一次，陶斯亮没有犹豫。当年9月，就在曾志的骨灰下葬井冈山百日之际，陶斯亮来到石来发的家里，讲出了石来发的血脉关系。一家人听后震惊无比。

2001年2月，石来发去世。真正夏家的后代，已经历了石、蔡两个姓氏。为了还原历史，夏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过往一切尊重历史，不再改姓；新添人口重起炉灶，另立姓氏。”从此，中国姓氏名录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成员———石夏氏。

夏明翰诞辰120周年时，在烈士的祖籍地、出生地和工作地，以及后人的生长地，纷纷组织纪念活动，弘扬烈士的革命精神。中共建党百年前夕，夏明翰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