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7年，中国银行出现的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这笔存款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1.2万英镑，还是在周总理的名下，当年，他每月的收入也不过400元而已。

按照当年的汇率，1.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也有8万元之多，在当时算得上一笔不菲的金额，为何偏偏会出现在两袖清风的周总理户头上呢？

1997年，距离周总理病逝已有整整21年的时间，在他生前，对于这笔存款实则有着一份意味深长的嘱托。

图|周总理

“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可国家怎么能收个人收入呢？让中国银行行长代为保管吧，查清楚汇款人，全数退还！”

个人收入？代为保管？退还本人？周总理的一席话实则暗含隐情，事实上，30年来，先后几任中国银行行长的确精心保管着这笔存款，最后终于打探到了汇款人是谁。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汇款人是一对夫妇，他们的故事才是真的感人，而中国银行由来已久的“刘本堃优秀青年奖”就来源于此。

这是一段跨国婚姻的传奇过往，也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令人动容的奋斗历程，一同了解一下。

一、正义从来没有国界

本文的主角，一位是来自中国的丈夫刘本堃，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妻子刘道蕊，他们的故事还要从1940年说起。

刘道蕊原名叫多利，当年的她在伦敦经历了德军长达10个月的轰炸，她工作的公司也被迫停业，源于此，她只好试着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应聘，被顺利录取后，她开始担任柜台出纳日常业务，还为当地很多中国籍工人提供金融服务。

那个时候，多利就有了普通人少有的正义感，她不忍心看到海员们沾染英国社会盛行的赌博、嫖娼等恶习，常常鼓励他们将工资寄回国内，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为其减免手续费。

至于刘本堃，在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生不逢时的他赶上“七七事变”，为了生计辗转在国内多地的中国银行工作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到1943年，他被正式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与多利成为同事。

1944年，中行伦敦分行受到委托在对外营业窗口摆放了抗战募捐箱，，没成想，多利亲眼看到，负责募捐工作的人员常常偷偷盗取捐款。

为了保护这些捐款不被贪污，多利常常暗中进行保护，这也动了募捐官的奶酪，源于此，银行居然做出开除多利的决定，就在此时，刘本堃仗义出手，在他的帮助下，多利保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两人相识于工作，却相交于正义，此后的相处中慢慢成为恋人，还在1949年结为夫妻。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际，两个人又联手做了一件极具正义感的事情。

图|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当时，周总理展开中国银行的接管工作，并要求海外各个银行分支机构冻结资产、等待接收，偏偏伦敦分行的经理对此表示拒绝，还妄图将银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

危急关头，留守在伦敦分行的刘本堃及多利成功地保护了这笔国家财产，从那之后，刘本堃还被中行总行任命为襄理。

眼看祖国百废待兴，刘本堃一心想要回国做贡献，此时的多利坚定地认同丈夫的选择，为了能和他一同回到中国，索性放弃英国国籍，改名刘道蕊。

1957年，刘道蕊终于获得了中国国籍身份，此时的夫妻俩日夜期盼回国的那一天。

1967年初，在刘本堃的反复申请下，中行总行终于同意他们回国工作。

当年，早已归心似箭的夫妻俩，以最快的速度变卖家产，就连一套品质很不错的房产也只以1.2万英镑的价格抛售出去，更别提其他家产半卖半送处理掉了。

回到祖国，刘本堃被安排到中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道蕊则在进口部欧美组负责各种单据的制作，要说两人当年的回国生活相当于从头开始，有很多地方都需要钱，可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钦敬的选择。

二、“捐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尊敬的总理，我们通过银行给您汇去了一笔款项，这笔钱是我们这些年存下来的，早就想要将这钱捐献给国家，以此支援国家建设。不过，因为我们不清楚怎样捐赠最稳妥，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就将这件事托付给您了，对您，我们是最信得过的！”

事实上，夫妻俩归国之际，正逢十年动荡刚刚拉开大幕，刘本堃的父母家多次被抄，即便如此，他归国奉献的初心从未改变过。

回到中行总行工作之际，刘本堃发现了一个令人堪忧的事实，那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和业务骨干们都从事着和自身能力极不匹配的工作，这是很明显的政治歧视，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事安排将会严重挫伤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对党和国家展开工作也是极为不利的。

思虑再三后，刘本堃给时任行长的乔培新写去长信，不久之后，这种糟糕的人事安排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他本人也被调到研究所工作。

图|刘本堃、刘道蕊旧照

来到研究所后，他从陌生的非洲经济研究做起，仅凭一年时间就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之后又被调往人民银行国外局一处，甚至多次受派遣给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又随我国金融代表团出国考察访问，多次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经济金融研讨会。

至于刘道蕊，来到中国最初的确受到了一定的政治歧视，工作方面也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很长时间都只能在银行的营业部做最基础的工作，十年动荡结束后，她被安排到了教学岗位，此后的工作依旧兢兢业业，多次被评选为单位先进。

最令夫妻俩欣慰的是，在两人年过六旬之后，他们的一大梦想得到了实现，那就是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

当时已经是80年代，周总理也已逝去近十年时间，夫妻俩早就不把当初汇款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成想，周总理在收到汇款时就做出了一番安排，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情景。

要说当时的周总理也很想知道这位心系祖国的汇款人到底是谁，苦于特殊时代背景，这项任务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如此一来，当年负责调查汇款人的工作人员也就只能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存入中国银行。

时间来到1997年，老两口已经退休近10年，而这笔差点被遗忘的存款也终于经过历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守护与反复调查得到证实，他们就是30年前的汇款人。

真相大白之际，中国银行的代表找到了夫妇俩，本意是想要将这笔钱及利息归还两人，可老两口说什么都不肯接受，表示钱已经捐出去了，没有收回的道理。

直到此时，很多人依旧无法理解与感受夫妻俩的一片爱国赤诚，尤其是刘道蕊，她对于新中国的热爱与忠诚甚至远超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三、“我深深地热爱中国”

别看刘本堃与刘道蕊算得上是当年的金融工作精英，可他们的退休生活一直十分清贫，衣服磨出大洞、鞋帮开裂都是常有的事情，因为这些生活现状，有人曾建议他们用这笔汇款改善生活依旧遭到他们的拒绝。

“钱，从某种意义上能表明一个人的‘身价’，却不能体现一个人所创造的价值。一个人如果将个人所得全部用于享受，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真正意义！”

面对两位老人决绝的态度，中国银行决定尊重他们的意愿，同时还要将这笔钱的意义发挥到实处，就这样，总行决定设立“刘本堃优秀青年奖基金”，每天都用基金利息奖励一批努力奉献、有所作为的青年职工。

虽说两位老人一直不曾对组织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可银行党组织始终十分关心他们的老年生活，尤其是刘本堃，一度重病缠身，无论生活多难，他们从未想过将那笔汇款拿回来贴补生活。

就在刘本堃病逝后，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刘道蕊一个人坚强地生活着，她甚至还身体力行给一些学英语的学生教授口语课。

曾经，记者采访老人家，问过她对于中国及共产党为何如此执着追求，老人家的回答令人感动。

“中国就是我的家，I love China deeply！”

这句英文的意思便是“我深深地热爱中国”。

图|晚年刘道蕊

2002年11月8日，刘道蕊急病发作住进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在医护人员以及中国银行总部的关照下，她得以转危为安，就在护士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奶奶”时，老人家却显得有些不高兴。

“你们能称呼我‘同志’吗？我是共产党员，我喜欢你们这样叫我！”

住院期间，正赶上十六大召开，治疗之余，刘道蕊还会请护士念新闻给她听，对于中国的告诉发展，老人家一直都是倍感欣慰与自豪的。

结语

正义从不分国界，信仰也是如此，有如刘本堃与刘道蕊夫妇，他们本可以在国外安稳、富足地过完一生，偏偏对于祖国的思念以及对推动家国大业的渴望，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做出郑重且令人感动的人生抉择。

当年，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新中国领导下步入正轨后，刘道蕊就感受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工作气氛与职员待遇，这些变化与曾经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形成强烈反差。

或许，就是当年的一种深切感悟让她改变了人生轨迹，也注定一心一意追随丈夫的人生选择。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找到共产党组织，就都会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