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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病了怎么办?敌后抗战哪里去搞药品?

如何在没有稳固后方的情况下救治伤员,一直是八路军、新四军面临的严重问题。全面抗战期间,我军共有23万人负伤,第一周年,我军10万多人,战场伤亡就高达1.3万人,其中负伤8107人。而且,1938年下半年以后,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讨伐,我军也积极的向敌后打出去,部队人数也大量增加,双方对抗的激烈,都导致伤员人数急剧上升。从1940年开始,敌后战场的伤员每年都多达45万人,还不算数量更大的患病人员。

要在敌后农村根据地治疗这么多人,显然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拿正面战场来说,即便有稳定的大后方、可以采购外国药品、聘用外籍专家、还垄断了盟国医药援助,各种buff全都加上,根据辞修同学的统计,幸运的被送到国军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还是接近19%

病员的死亡率更是高达26%,堪称触目惊心。

这些年来,不少人对此的解释,开口就是什么国力如此、什么没有医药工业也是没办法的事。有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国军伤员的悲惨遭遇比起来,条件更艰苦的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伤员入院后的死亡率,反而只有个位数!

我军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古语有云,巧媳妇没米也做不了饭,要抢救伤员,就要有医疗器材和大量的药品。实事求是的说,抗战开始阶段,国府确实是我军药品的重要来源,1939年下半年之前,八路军每月可以向国府领取军饷及各种物资,比如193823月份,新四军从汉口的军医署领了半个车皮的药品,其中就有牛痘疫苗、三联疫苗、止痛片、止痛针、碘片、酒精等根据地急需的品类。

同时,爱国人士和华侨的捐赠也是我军药品的重要来源。抗战初期,红十字会救护队经常给我军送药品,而且每次都是大手笔,抗战一开始就拨给新四军两车皮药材,193911月又一次性给了200万粒奎宁丸。

还派出了三支救护队,到陕甘宁工作了两年多,做了三千多例手术,来的时候都也带了数百个床位的常用药,比国府大方得多。孙夫人主持的国际福利基金会也抓住一切机会,向延安运送药品和X光机等医疗器材,帮助我军度过了抗战初期的艰难岁月,不过,随着国共两军军事摩擦的加剧,国府很快就停止了对八路军的统一配给,也开始阻挠其他渠道的药品运入根据地。

因此,从1939年秋季开始,八路军药品的主要来源就是秘密购买。19391942,晋冀鲁豫根据地通过地下交通线,到日占区购买的药品,约占药品总消耗量的70%80%。不但专职的秘密采购人员经常出入日占区,药材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化装成商人,到日占区大批量买药。而且国共当时也不算彻底撕破脸,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能想方设法搞到一点药。另外,整个抗战期间,沦陷区始终活跃着不少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商人,它们经常出入日寇占领下的大城市,与当地的药店保持着良好关系,不仅能买到珍贵药品、还能加工订货。比如晋察冀根据地就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个专属供货商,甚至能从上海买到印尼原装的奎宁,可以解决敌后医疗的大问题。

但是,由中间商搞供应,始终有隐患。

一方面是难免被人敲竹杠,1942年,115师就发现,由于自己不了解敌占区药品的价格,全靠商人送来,造成了不少浪费,认为要想大批的、省钱、便宜的购到药材,必须大批地派人赴敌占区,统一的购买。同时,1939年秋,陕甘宁边区被胡宗南30大军严密保护了起来,运药品的商人们要是被胡宗南的部队抓住,多半会摸不着头脑,所以都不敢做药品生意。

即便个把有不怕掉脑袋的,我军的采购经费也是个大问题。

1942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全年采购医药的开支,为法币10亿多元,以19421月延安1石小米价值法币630元计算,相当于花掉了160万石小米,严重消耗了抗日根据地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这样庞大的开支显然无法持续。

而且由于被封锁,采购变成了卖方市场,经常是想买的药买不到,不想买的却不能不买。1941年,晋绥军区卫生部前前后后买了几百种药,战场抢救急需的药品基本为零,治疗某种特殊疾病的“606”、补身体的赐保命补药丸倒是一大堆,拿回来也很少用得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外援断绝,只能靠自己。所以,创办制药厂,增强根据地的药品生产能力,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药品产业需要化学工业,根据地总不可能手搓一套化工产业链吧?

确实,要在根据地快速发展化学、医药产业,时间和技术上都过于困难,我军可不会这么没重点。相反,我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的山区又盛产各种中药材,西药暂时无法突破,我们可以搞中药嘛!

陕甘宁的山区自古就是名贵药材的出产地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比坐吃等死要好得多。

因此,19391月,八路军卫生材料厂正式投产时,就主要研制中药和各种卫材,同时也兼顾生产、配制一点西药。说来也巧,陕甘宁边区盛产麻黄、甘草、当归、桔梗、柴胡,我军抓住这个有利条件,组织力量深入山区大规模采药,运到药厂加工,这个药厂有100多名工人,分为西药部、中药部、材料部,说起来,药厂的资金是靠孙夫人捐的5000法币起家的,压片机、灌注机等主要设备,是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国统区制药厂买来的。技术骨干也是通过统一战线,到西北化学制药厂做了几次宣传,鼓动十几个技术工人跳槽组成的,可以算是薅了国府的羊毛。

虽然全靠薅羊毛,但药厂一建成,大家集思广益,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还真不少,既可以提取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制造麻黄精、当归油,桂皮酊、陈皮酊、桔梗丸。也可以用买来和少量自主提取的西药原材料制成片剂、注射剂,比如止疼片、苏打片、阿托品、盐化钙注射剂等。

1940年,根据地又用小米成功的酿造、提纯出了医用酒精,并且突破了玻璃瓶的生产技术,药厂出品的注射剂瓶,瓶口都是用酒精灯一个一个地烧结的,制作、消毒和检验都十分严格(后勤工作文献2 380页),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质量问题。年底一总结,能生产的药品竟然有100多种,包括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等20多种常用药,增强抵抗力的大补丸、壮尔神,缓解中暑症状的八路军行军丹,以及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中成药,战场救护中至关重要的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多种卫生材料,也能自己生产。

1939年,该厂生产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产量翻了一番,1941年的产量又超过之前两年的总和,达到了针剂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磅、酊剂1700磅、药棉5100磅,而且这还只是八路均制药产业链中的一环而已。

1940年至1941年,120师的小型制药厂可以生产各种中成药54种,即便在1942年春季日军的大扫荡中,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药厂还生产了3791磅药品,第115师的制药厂生产了4000磅药品。长期折腾下来,各个药厂的制药技术持续提升,1942年,抗大医务人员用中草药制成了疟疾丸,每剂疗效相当于0.4克奎宁,被大量制造配发部队。不少药厂甚至还开始讲究起了包装和品牌:19433月,晋冀鲁豫军区的利华药材厂,利用中药柴胡提炼有效元素,制成了著名的柴胡注射液,不仅能治疗流行性感冒、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代替奎宁,治疗顽固疟疾。同时,还用苍术草药提炼制成了苍术油注射液,用来代替阿司匹林。

柴胡注射液用于疟疾治疗,一直使用到建国后

八路军制药厂用黄岑、当归、人参、白术、柏子仁等10余种药材提炼研制的壮尔神滋补剂,有安神、健胃、补血功效,可以用来促进伤员的恢复,当年也在根据地受到热烈欢迎,风靡一时。

有了手搓制药业的底气,八路们甚至还做起了药品生意。1941年,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在延安设立总社,在各地设立了12个分社,出售光华制药厂出品的八路军行军散、光华退热散、光华健胃散、光华补脑丸、光华止咳散、光华补血调经丸、光华保安丹、光华眼药等几十种药物,既有疗效,又有品牌,既缓解了边区民众的买药难,又能回笼货币,简直赢麻了。

相比之下,当时国统区的制药业却又又又……陷入了一片凄凄惨惨。在国府当时统治的核心四川、重庆地区,直到1943年,即便把三个工人、五个工人的小作坊都算上,制药工厂的数量也不过23家,制药工人总数只有区区830人!

没错,500万国军、大后方2.3亿人口,就靠这830个工人的产量供应药品,即便加上西北、两湖、广西等地,整个国统区的药厂也没超过50家。厂家数量少,按理说是蓝海市场,药品应该奇货可居,神奇的是,就这点药厂、生产的这点药品,居然还卖不出去!因为无论是从重庆运往滇西前线,还是运往湖南前线,国府都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只能傻看着前线药品奇缺,同时后方药厂却经营困难。

而根据地这边,到抗战结束前,自制的药品已经十分丰富,可以满足药品消耗量30%-60%1944年甚至还突破了战场救护神药——粗制青霉素,1945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举办了一场医药卫生成果展,一次性就陈列了好几百种自产的成品药剂。

当然了,30%-60%的药品自给率,听起来似乎不算高。但是在敌后战

场上,卫生条件差导致的疟疾、呼吸道疾病、皮肤病;长期饥饿和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肠胃疾病;战场救治中的止血、正骨,伤员恢复需要的补血、益气类药物,根据地群众日常头疼脑热需要的普通药品,占了总需求的大头。因此,充分发掘根据地潜力,既不好高骛远、又不放弃研发,集中力量制造大量有效的中成药,不但能大大提升伤、病员救治的成功率,还可以把有限的采购力量,集中到自己暂时无法制造的特效西药上,当自产药品与采购药品实现互补后,敌后抗战的药品需求就能得到解决。

就拿困扰国军和我军多年的疥疮来说,由于敌后游击作战只能在老乡家里借宿,常常一个班睡一条坑、两三个人盖一床被,缺乏替换衣服、不能经常洗澡,往往造成部队里疥疮大流行。

八路军第6纵队准备打峭河之战前,发现全纵队因疥疮而丧失战斗力的指战员高达3000人,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在没有特效西药的情况下,部队没有让战士们自生自灭,而是用雄黄、硫黄、苏合香、松馏油配成软膏,积极治疗,弄不到凡士林或油来制软膏,就用硫黄加米粉、水杨酸配成水剂,也有不错的效果,同时积极采购西药,弄到少量硫化钾,就组织连队用来洗澡,效果就更好。因此,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的疥疮发病率都下降到了个位数,而国军直到解放战争,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伤病员的死亡、致残率远远低于国军。1940年,八路军第二纵队医院,收治伤病员总计2400人,牺牲122人,死亡率5.08%,为此挨了严肃批评;1941年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所属各医院,全年收治伤病员1.1万人,牺牲425人,死亡率降低到3.68%:

即便是最艰苦的1942年,太岳根据地医院收治的2800多名伤员中,也只有80人不幸牺牲,死亡率仅3%:

194510月,太行根据地发布了抗战以来救治伤员的总成果,总计收治13万伤、病员,到院后,因伤重牺牲3000人,其余基本都成功治愈,伤员死亡率仅为2.3%,考虑到根据地的技术条件,不能不说是个医疗奇迹。

当然,能实现这种奇迹,肯定不能只靠药品。还得靠医务工作者们,在敌后斗争中自创的一整套野战救护、战地手术、伤员安置的巧妙策略,那么,在这方面,他们又搞出了哪些神操作呢?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敌后抗战医疗奇迹》的第二期,八路军的伤员怎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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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3-06-30 关键字:历史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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