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没有稳固后方的情况下救治伤员，一直是八路军、新四军面临的严重问题。全面抗战期间，我军共有23万人负伤，第一周年，我军10万多人，战场伤亡就高达1.3万人，其中负伤8107人。而且，1938年下半年以后，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讨伐”，我军也积极的向敌后“打出去”，部队人数也大量增加，双方对抗的激烈，都导致伤员人数急剧上升。从1940年开始，敌后战场的伤员每年都多达4至5万人，还不算数量更大的患病人员。

要在敌后农村根据地治疗这么多人，显然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拿正面战场来说，即便有稳定的大后方、可以采购外国药品、聘用外籍专家、还垄断了盟国医药援助，各种buff全都加上，根据辞修同学的统计，幸运的被送到国军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还是接近19%、

病员的死亡率更是高达26%，堪称触目惊心。

这些年来，不少人对此的解释，开口就是什么“国力如此”、什么没有“医药工业也是没办法的事”。有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国军伤员的悲惨遭遇比起来，条件更艰苦的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伤员入院后的死亡率，反而只有个位数！

我军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古语有云，巧媳妇没米也做不了饭，要抢救伤员，就要有医疗器材和大量的药品。实事求是的说，抗战开始阶段，国府确实是我军药品的重要来源，1939年下半年之前，八路军每月可以向国府领取军饷及各种物资，比如1938年2、3月份，新四军从汉口的军医署领了半个车皮的药品，其中就有牛痘疫苗、三联疫苗、止痛片、止痛针、碘片、酒精等根据地急需的品类。

同时，爱国人士和华侨的捐赠也是我军药品的重要来源。抗战初期，红十字会救护队经常给我军送药品，而且每次都是大手笔，抗战一开始就拨给新四军两车皮药材，1939年11月又一次性给了200万粒奎宁丸。

还派出了三支救护队，到陕甘宁工作了两年多，做了三千多例手术，来的时候都也带了数百个床位的常用药，比国府大方得多。孙夫人主持的国际福利基金会也抓住一切机会，向延安运送药品和X光机等医疗器材，帮助我军度过了抗战初期的艰难岁月，不过，随着国共两军军事摩擦的加剧，国府很快就停止了对八路军的统一配给，也开始阻挠其他渠道的药品运入根据地。

因此，从1939年秋季开始，八路军药品的主要来源就是秘密购买。1939至1942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通过地下交通线，到日占区购买的药品，约占药品总消耗量的70%至80%。不但专职的秘密采购人员经常出入日占区，药材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化装成商人，到日占区大批量买药。而且国共当时也不算彻底撕破脸，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能想方设法搞到一点药。另外，整个抗战期间，沦陷区始终活跃着不少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商人，它们经常出入日寇占领下的大城市，与当地的药店保持着良好关系，不仅能买到珍贵药品、还能加工订货。比如晋察冀根据地就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个专属供货商，甚至能从上海买到印尼原装的奎宁，可以解决敌后医疗的大问题。

但是，由中间商搞供应，始终有隐患。

一方面是难免被人敲竹杠，1942年，115师就发现，由于自己不了解敌占区药品的价格，全靠商人送来，造成了不少浪费，认为“要想大批的、省钱、便宜的购到药材，必须大批地派人赴敌占区，统一的购买”。同时，1939年秋，陕甘宁边区被胡宗南30大军严密保护了起来，运药品的商人们要是被胡宗南的部队抓住，多半会摸不着头脑，所以都不敢做药品生意。

即便个把有不怕掉脑袋的，我军的采购经费也是个大问题。

1942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全年采购医药的开支，为法币10亿多元，以1942年1月延安1石小米价值法币630元计算，相当于花掉了160万石小米，严重消耗了抗日根据地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这样庞大的开支显然无法持续。

而且由于被封锁，采购变成了卖方市场，经常是想买的药买不到，不想买的却不能不买。1941年，晋绥军区卫生部前前后后买了几百种药，战场抢救急需的药品基本为零，治疗某种特殊疾病的“606”、补身体的“赐保命”、“补药丸”倒是一大堆，拿回来也很少用得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外援断绝，只能靠自己。所以，创办制药厂，增强根据地的药品生产能力，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药品产业需要化学工业，根据地总不可能手搓一套化工产业链吧？

确实，要在根据地快速发展化学、医药产业，时间和技术上都过于困难，我军可不会这么没重点。相反，我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的山区又盛产各种中药材，西药暂时无法突破，我们可以搞中药嘛！

陕甘宁的山区自古就是名贵药材的出产地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比坐吃等死要好得多。

因此，1939年1月，八路军卫生材料厂正式投产时，就主要研制中药和各种卫材，同时也兼顾生产、配制一点西药。说来也巧，陕甘宁边区盛产麻黄、甘草、当归、桔梗、柴胡，我军抓住这个有利条件，组织力量深入山区大规模采药，运到药厂加工，这个药厂有100多名工人，分为西药部、中药部、材料部，说起来，药厂的资金是靠孙夫人捐的5000法币起家的，压片机、灌注机等主要设备，是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国统区制药厂买来的。技术骨干也是通过统一战线，到西北化学制药厂做了几次宣传，鼓动十几个技术工人跳槽组成的，可以算是薅了国府的羊毛。

虽然全靠薅羊毛，但药厂一建成，大家集思广益，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还真不少，既可以提取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制造麻黄精、当归油，桂皮酊、陈皮酊、桔梗丸。也可以用买来和少量自主提取的西药原材料制成片剂、注射剂，比如止疼片、苏打片、阿托品、盐化钙注射剂等。

1940年，根据地又用小米成功的酿造、提纯出了医用酒精，并且突破了玻璃瓶的生产技术，药厂出品的注射剂瓶，瓶口都是用酒精灯一个一个地烧结的，制作、消毒和检验都十分严格（后勤工作文献2 380页），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质量问题。年底一总结，能生产的药品竟然有100多种，包括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等20多种常用药，增强抵抗力的大补丸、壮尔神，缓解中暑症状的八路军行军丹，以及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中成药，战场救护中至关重要的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多种卫生材料，也能自己生产。

1939年，该厂生产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产量翻了一番，1941年的产量又超过之前两年的总和，达到了针剂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磅、酊剂1700磅、药棉5100磅，而且这还只是八路均制药产业链中的一环而已。

1940年至1941年，120师的小型制药厂可以生产各种中成药54种，即便在1942年春季日军的大扫荡中，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药厂还生产了3791磅药品，第115师的制药厂生产了4000磅药品。长期折腾下来，各个药厂的制药技术持续提升，1942年，抗大医务人员用中草药制成了疟疾丸，每剂疗效相当于0.4克奎宁，被大量制造配发部队。不少药厂甚至还开始讲究起了包装和品牌：1943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的利华药材厂，利用中药“柴胡”提炼有效元素，制成了著名的柴胡注射液，不仅能治疗流行性感冒、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代替奎宁，治疗顽固疟疾。同时，还用苍术草药提炼制成了苍术油注射液，用来代替阿司匹林。

柴胡注射液用于疟疾治疗，一直使用到建国后

八路军制药厂用黄岑、当归、人参、白术、柏子仁等10余种药材提炼研制的“壮尔神”滋补剂，有安神、健胃、补血功效，可以用来促进伤员的恢复，当年也在根据地受到热烈欢迎，风靡一时。

有了手搓制药业的底气，八路们甚至还做起了药品生意。1941年，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在延安设立总社，在各地设立了12个分社，出售光华制药厂出品的八路军行军散、光华退热散、光华健胃散、光华补脑丸、光华止咳散、光华补血调经丸、光华保安丹、光华眼药等几十种药物，既有疗效，又有品牌，既缓解了边区民众的买药难，又能回笼货币，简直赢麻了。

相比之下，当时国统区的制药业却又又又……陷入了一片凄凄惨惨。在国府当时统治的核心四川、重庆地区，直到1943年，即便把三个工人、五个工人的小作坊都算上，制药工厂的数量也不过23家，制药工人总数只有区区830人！

没错，500万国军、大后方2.3亿人口，就靠这830个工人的产量供应药品，即便加上西北、两湖、广西等地，整个国统区的药厂也没超过50家。厂家数量少，按理说是蓝海市场，药品应该奇货可居，神奇的是，就这点药厂、生产的这点药品，居然还卖不出去！因为无论是从重庆运往滇西前线，还是运往湖南前线，国府都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只能傻看着前线药品奇缺，同时后方药厂却经营困难。

而根据地这边，到抗战结束前，自制的药品已经十分丰富，可以满足药品消耗量30%-60%，1944年甚至还突破了战场救护神药——粗制青霉素，1945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举办了一场医药卫生成果展，一次性就陈列了好几百种自产的成品药剂。

当然了，30%-60%的药品自给率，听起来似乎不算高。但是在敌后战

场上，卫生条件差导致的疟疾、呼吸道疾病、皮肤病；长期饥饿和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肠胃疾病；战场救治中的止血、正骨，伤员恢复需要的补血、益气类药物，根据地群众日常头疼脑热需要的普通药品，占了总需求的大头。因此，充分发掘根据地潜力，既不好高骛远、又不放弃研发，集中力量制造大量有效的中成药，不但能大大提升伤、病员救治的成功率，还可以把有限的采购力量，集中到自己暂时无法制造的特效西药上，当自产药品与采购药品实现互补后，敌后抗战的药品需求就能得到解决。

就拿困扰国军和我军多年的疥疮来说，由于敌后游击作战只能在老乡家里借宿，常常一个班睡一条坑、两三个人盖一床被，缺乏替换衣服、不能经常洗澡，往往造成部队里疥疮大流行。

八路军第6纵队准备打峭河之战前，发现全纵队因疥疮而丧失战斗力的指战员高达3000人，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在没有特效西药的情况下，部队没有让战士们自生自灭，而是用雄黄、硫黄、苏合香、松馏油配成软膏，积极治疗，弄不到凡士林或油来制软膏，就用硫黄加米粉、水杨酸配成水剂，也有不错的效果，同时积极采购西药，弄到少量硫化钾，就组织连队用来洗澡，效果就更好。因此，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的疥疮发病率都下降到了个位数，而国军直到解放战争，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伤病员的死亡、致残率远远低于国军。1940年，八路军第二纵队医院，收治伤病员总计2400人，牺牲122人，死亡率5.08%，为此挨了严肃批评；1941年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所属各医院，全年收治伤病员1.1万人，牺牲425人，死亡率降低到3.68%:

即便是最艰苦的1942年，太岳根据地医院收治的2800多名伤员中，也只有80人不幸牺牲，死亡率仅3%:

1945年10月，太行根据地发布了抗战以来救治伤员的总成果，总计收治13万伤、病员，到院后，因伤重牺牲3000人，其余基本都成功治愈，伤员死亡率仅为2.3%，考虑到根据地的技术条件，不能不说是个医疗奇迹。

当然，能实现这种奇迹，肯定不能只靠药品。还得靠医务工作者们，在敌后斗争中自创的一整套野战救护、战地手术、伤员安置的巧妙策略，那么，在这方面，他们又搞出了哪些神操作呢？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敌后抗战医疗奇迹》的第二期，八路军的伤员怎么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