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前后的遭际，历来被人们视为博古中央排挤、打击毛泽东，而共产国际重视、维护毛泽东的铁证。因为前者（具体到博古本人）不仅阻挠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甚至不通知毛泽东出席中央全会；二苏大上，又只让毛泽东做了挂名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倒是共产国际竭力主张毛泽东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才使博古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而毛未能继续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则有违共产国际的本意。这又是一桩长期被模糊甚至颠倒了的公案。

让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建议的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酝酿已久。早在1932年12月19日，临时中央准备迁入中央苏区前夕，就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去电：“建议在(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并称此议已经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埃韦特同意，单等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的意见和批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于当年12月21日电复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当时共产国际已同意王明回国，并通知了中共中央做好接人并护送他去中央苏区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将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名单初拟方案呈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由他转报国际执委会批准。这从格伯特于1932年12月27日从上海拍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可以看得出来。格氏在电文中说：

“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建议将中央委员会的以下人员组成交给(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由13名委员（其中两名不在国内）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第1号波戈列洛夫（即博古），第2号伊思美洛夫（即张闻天），第3号赵容（即康生，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第4号陈云，第5号沃罗夫斯基（即黄平），第6号莫斯克文，第7号布林斯基（即任弼时），第8号项英，第9号邓发，第10号毛泽东，第11号王云程（时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12号王明，第13号斯皮里多夫（即张国焘）。”“书记处由6人组成，第1、2、4、6、7、8号，书记：第1、6、8号。”

电文最后写道：“改组将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全会上进行”，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尽快电告彼处意见和（可能的）变化”。

上述电报清楚地表明，是中共中央主动向共产国际提议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为正式委员。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毛泽东从六届三中全会起就恢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如今转正，合情合理。当然，这也可以看作博古中央宽宏之举，他们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常常“自以为是”“另搞一套”而排斥他。这也恰好表明了博古中央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于1933年8月3日批准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并提出了议程建议，布置了全会的文件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又于同年10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表明对中共中央关于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名单初拟方案的态度。电文说：

“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项英、布林斯基、波戈列洛夫、赵容、廖陈云（即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共）中央书记处可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

该电报再次证实：让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中央建议，而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尽管共产国际也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名单作了一些调整，却更加彰显了这一事实。

1933年11月4日，埃韦特从上海发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反馈了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方面10月7日电报的意见。电文称：

“（中共）中央告知：1.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斯拉文（即李竹声）、科穆纳尔（即王稼祥）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在中国）缺少王明，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莫斯克文参加。在首府（指瑞金）只有波戈列洛夫、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和廖陈云参加书记处。”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黄竹堪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召开。会议改选的中央政治局，由正式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等11人，以及候补委员朱德、王稼祥关向应、刘少奇、邓发、凯丰、李竹声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内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也是中央常委会），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5人组成，博古为总书记。这个选举结果，基本上维护了此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这一问题几番磋商后达成的共识。这也就雄辩地表明了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始至终是中共中央，当然也是博古的本意，所以也就不存在博古中央或博古本人要排斥毛泽东，而共产国际坚持要推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事。

博古没有通知毛泽东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

与上述成说相伴而生的，还有“博古竟然没有通知毛泽东出席这次全会（即六届五中全会）”的说法。然而，这个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在小小的瑞金县开中央全会，博古有必要瞒毛泽东，又可能瞒得住吗？莫说毛泽东是准政治局委员，就是已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也足以令博古不敢忽视。

当然，毛泽东毕竟没有出席六届五中全会。其原因何在？目前有三种解释：一为“托病”说，二为“准备二苏大报告”说，三为“不屑出席”说。

联系到二苏大召开前，1933年11月中下旬，毛泽东还在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兴国县长冈乡就选举运动、群众生活、劳动力调剂与耕牛、公债推销与合作社运动问题，到上杭县才溪乡就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12月分别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调查报告。而六届五中全会后，紧接着就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二苏大上不仅致了开幕词，还用两个半天时间作了长篇政府工作报告，又就代表讨论报告情况作了结论，大会结束时还致了闭幕词。另外，会前，他在大会举行的阅兵典礼上发表了演说；会中，又由大会主席团推举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以及向扩红运动优胜单位授奖（毛也算是有职有权）。我们可以认为“准备二苏大报告”说，是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的原因，相当可信。

再说按惯例，在全委会上就主要议题作报告的，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像博古、陈云、张闻天等。毛泽东其时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轮不到他作报告，请假缺席也无大碍。当然，既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都没有就这一问题作出解释，那这个问题就还有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就有澄清的一天。

“打毛排张”的“铁证”不铁

毛泽东在二苏大上只被安排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继续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接任。这事向来被当作博古施行“一箭双雕、打毛排张”“阴谋”的“铁证”，而且这一安排并未事先报告共产国际，惹得共产国际不高兴。

关于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职务调整原因，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文献解释，只有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回忆说明。周恩来的说法是，二苏大前夕，他曾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未予理睬。《毛泽东传（1893—1949）》一书，也采用了周恩来的说法，只是将时间放到了六届五中全会期间，并且交代了博古等对周恩来所提意见的态度，那就是“坚持原议”。综合《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传（1893—1949）》的论述，起码可以知道：第一，没有让毛泽东继续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原因，是他“不管日常事”。这一条，肯定不是博古或博古等人的捏造。以毛泽东的兴趣偏重于战争，其经验也主要集中在指挥战争上来看，他是不会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政府日常事务上的。

事实上，二苏大以后，尽管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并未大权旁落，徒具虚名，他的主要精力和许多时间，依然放在军事调研与谋略上。第二，对毛泽东政府职务的调整，是经过相应会议集体决定的，是严肃慎重的。“博古等人坚持原议”，可以理解为他们原则性强而灵活性不够，却无法跟所谓博古或博古等人一味打压毛泽东联系到一起。

所谓“一箭双雕”，语出张闻天。他在延安整风时说：“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即既排挤了张闻天，又打击了毛泽东。但是张闻天刚刚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上升为第二把手，所以不难看出：博古并没有因为在“福建事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与张发生过分歧，而排挤张。再则，让张担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并没有妨碍或剥夺他参与党的核心领导权，反而使他因此被补选为中革军委委员，参与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军事决策。今天回过头来看，张闻天的上述说法难免带有较深的时代印记和主观色彩。

博古事前是否向共产国际或其在华代表，征询过对调整毛泽东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意见，不得而知。但从博古的秉性、人品和组织纪律观念及原则性来看，他不至于在未经与共产国际或其在华代表沟通的情况下，贸然作出上述人事调整。况且当年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经常直接出面，干预中共的人事问题，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又况且博古对毛泽东素怀敬畏之心，并时时牢记共产国际要自己尊重毛泽东，努力团结他一道工作的训勉。博古对这位年长自己14岁的兄长、前辈，虽不能亲密无间，只好敬而远之，却断不至于背后下黑手、毒手。这是有大量此前及此后的史实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