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管仲和晏婴都以其对齐国政治与社会的杰出贡献和深远影响而名垂青史，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评价可谓比比皆是。其中，孔子对管仲的评论值得注意。

《论语》中，孔子共有四处对管仲进行评论，既有赞扬，又有批评。《宪问》章记载，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管仲虽然个人道德有所欠缺，但是，政治毕竟是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不具备政治能力的政治家，即使个人道德修养再高，也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遑论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之“大仁”境界。而管仲是具备这种政治能力的，是有“大仁”、有“大爱”的。

不过，孟子对管仲的评价似乎与孔子有所不同。公孙丑问孟子，如果他执政齐国，能否复兴管仲、晏婴的功业? 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显然，对管仲、晏子有所轻视。同时，孟子对管仲也有肯定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在孟子看来，管仲虽不如伊尹，却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南宋理学家朱熹早年在《读余隐之尊孟辨》文中谈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3527页。）朱熹认为，孔子以“仁”称许管仲，是基于春秋争霸的历史环境。顺便说一句，北宋时期，虽然《孟子》已正式列入科举考试范围，但对其非难者仍层出不穷，如李觏、刘恕、苏轼、司马光等，后者就著有《疑孟》。南宋时，陆续有人对攻击《孟子》的言论加以辩驳，如余允文（字隐之）著有《尊孟辨》《尊孟续辨》。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即其评论余著之得失并作补充。

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说：“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数百年，生民涂炭，则大失孔子之教旨矣，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岂知孔子之道，内外本末并举，而无所偏遗哉！”（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中华书局 1984年，第213页。）这既是对孔子之道内外并举的一番解释，又是对管仲政绩的高度评价。

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继管仲之后一代名相，与管仲相距一个多世纪。他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其父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五十余年。他以富于政治远见、外交才能和生活俭朴而闻名于世，且聪颖机智，能言善辩。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他“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又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晏子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佼之甚也？”晏子对曰：“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婴不仅以身作则，而且清醒地意识到，身边的奉承、送礼极有可能是冲着自己的地位而来，不被诱惑。他任齐相期间，达官贵族对他心悦诚服，诸侯小国慕其人品，臣服齐国。晏婴去世时，齐景公正在外地，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往回赶，途中嫌车马慢，急得四次跳下车跑，边跑边哭。由此可见晏婴在齐景公心中的重要性。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写道：“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管仲和晏婴都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留下了彪炳千秋的政治业绩。然而，他们两人就其所建立的事业与个人性格来说，却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在事业上，管仲以积极的、进取的、建设性的业绩为多，而晏子则较多地是消极的、补救性的劝谏。就个人性格说，管仲不拘小节，无所顾忌，而晏子处处克己自律，终以节俭闻名于世。然而，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呢?我以为，这除了他们都是齐国名相，还因为他们在主体思想上的一致，即他们本质上属于同一种人。

管仲的思想，大概以保存于《管子》书中的居多。《管子》一书，历来称杂，但在基本精神上，我认为它具有一致性，如在指导思想上的“因”“顺”哲学特色。有人说，《管子》一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的确是事实，只要看看其中的《牧民》《形势》诸篇就不难察觉。然而，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在于用客观的眼光去认识和理解自然与社会，并且承认事物具有独立的、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规律和特点。具有辩证思想的人，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对外在事物特性的理解与宽容，以及因势利导的方法。我以为，管仲的思想及为政措施是具有这种倾向的。

在理解管仲的政治思想时，我觉得下面这句话是比较重要的，他说:“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管子·牧民》，以下只注篇名)当然，这句话也许并非出自管子本人，是经过后人整理的；但我相信，它是接近于管子的真实思想的。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为管仲的政治生活下了一个按语:“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正是“因”“顺”哲学在管仲思想中的明确表示。也许，齐国自姜太公开国以来所确立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能维持长久，某种程度上说，也与管仲的努力、实施的政策极有关系。正是它，使齐国在当时诸侯列国之中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且具有显明的地域经济特色。

问题在于，在政治生活中贯彻“因”的哲学，并不是说不要任何礼制与法的规定。相反，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管仲认为，礼是必须的。他还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牧民》)而特别提出来，并且把礼作为“四维”之首。这足以表明他对于礼的重视，以及对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道德风尚的关注。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善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法法》)，“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上毋赦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法法》)。这就可以看出法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管仲的法律思想似乎是有些残暴的。然而，我以为，这恰恰表露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识见卓识，他对民众心理的正确把握。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民普遍地自觉地具有法制观念的时候，建立一种良好的法律，并使人们警惕它，是值得尝试的。郑国大夫子产在临死的时候，对将要接任他的（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后来大叔不忍猛而用宽，故民多盗，使大叔懊悔不已。许多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子产的话是具有生命力的。我想，对于管仲的法律思想也可以从这方面理解。

在管仲死后，晏婴可以说是唯一可与管仲相媲美的齐国政治家。而且，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譬如说，他们对于人民的力量有同样的关注。晏子说:“事必因于民”(《晏子春秋·景公问谋必得》，以下只注篇名)、“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遗”（《景公问明王之教民》）。又说:“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国安民和，然而可以举兵而征暴。”（《景公问伐鲁》)可以想见，他为政的立足点是对于民心的把握，而把人民的疾苦放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地位。无论这出于什么动机，客观地说，重视人民的力量，因势利导的政治方针总比统治者的专制暴虐要好一些。

有一次，齐景公问自己与幸臣梁丘据的关系是否称得上一种“和”，晏子当即予以否认。他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个回答，实际上表明了晏子思想中对礼的重视，君臣上下的尊卑名分不可动摇。他还说:“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庄公矜勇力》)又说:“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景公登射》)等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贵族倾向。不过，在他那个时代，对此是可以原谅的。

需要补充的是，晏子之强调礼，实际上与管仲的有些不同。管仲对礼的强调较多地具有建设性，而晏子则重点在挽救方面。具体说来，他是想力图维护旧有的礼的秩序，重新确立那个时代已经被破坏的礼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而且，他也没有力量、时代也不容许他更去创设。他不无感慨地说:“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夜听新乐》)由于对礼本身的认识及历史上的功用问题牵涉到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本文不想在此多论。但是，在晏子那个时代、当齐国政治日益腐败、经济愈益衰退之时，由于田氏家族的勃兴又增添了姜齐政府的危机感，晏子的这种感叹是有其明确的历史内容的。“维礼可以已之”，他说。这近乎一个老朽所说的话。但是，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晏子生活于一个社会动荡、政治凶险的环境中，昏君与乱臣为伍，扰乱社会政治。以晏子之才，在一个明朗的政治环境中效法管仲，当不会困难；但时代变了，变得有些令人不安，以至于他无法像管仲那样无所顾忌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激浊扬清，任何个人的力量在这种混浊的气氛中都会显得有点黯然。司马迁是这么评价晏子的:“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这可以说是古来对晏子为人处世的最简明、也是最深刻的理解。事实上，在他所处的时代，除了以“因”“顺”之道，努力促进政治的开明，尽可能地为民主事，他又能如何呢?他曾多次劝导齐景公对外要有所收敛，不要盲目地去追求、仿效齐桓公的霸业，正说明他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与齐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是十分了解的。他本人以节俭闻名，“善与人交”，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离开他当时的生活环境，我们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因此，我以为，管仲和晏婴在本质上都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同样有才，并且具有大体一致的思想，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在事业上、乃至在个人性格上的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由于管仲处于齐国向上发展时期，又处于桓公在位相对明朗的政治环境中，所以他能够不拘小节，有大作为，屡建功勋；而晏子因为生活于一个昏乱的时代、凶险的政治环境中，所以他不仅无法以管仲的方式在政治上积极创建，而且连他个人的生活也不得不小心再小心。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话，人是历史的一部分。

人类文明已进入到经济繁荣昌盛、科技异常发达的二十一世纪，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现象。然而，不可否认，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人类所要面对的两大主题和难题，世界的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仍然存在，贪婪和腐败随处可见。我们应当如何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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