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对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认识是表面的，受传统思想严重制约。近代中国贫弱的根源并不是国粹派所说的“异族”统治，而是内部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外部西方列强的压迫。

国粹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文化思潮。在过去几十年，对它的研究与评价呈现巨大反差。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研究成果寥若晨星，视国粹主义为封建复古思潮完全否定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在大陆学界卷土重来，对作为其源头的国粹主义思潮的研究不断升温。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国粹派已然达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高峰，今人也不得不仰望其成就、追随其步伐。那么，国粹主义思潮是否代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方向，应如何客观评价？

以革命救国为宗旨

从根源上讲，国粹主义思潮是中西文化激荡的反映，更是晚清社会政治剧变的产物。有学者认为，国粹派作为革命派的一翼而崛起，力图借经史助益革命。国粹派在政治上主张“排满革命”，“虽注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国粹派通过阐扬旧学申述革命政治主张，从传统典籍中大量搜寻可激发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原料，积极利用“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传统命题作为“排满”理论资源。黄节的《春秋攘夷大义发微》《黄史》，刘师培的《攘书》《中国民族志》，章太炎的《序种姓》《中华民国解》等，均属此类。这些“辨种族”的文字，一方面考察汉族起源和演化进程，以强化“光复汉种”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梳理满族产生发展史，以论证满族为“夷狄之邦”，缺乏君临中原、统治汉人的合法性。国粹派还大力追思、宣扬宋明志士和遗民的事迹与思想，如黄节的《正气集》《宋遗儒略论》和陈去病的《明遗民录》等即属此类。

国粹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救国。1905年，黄节与邓实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主办《国粹学报》，呼吁“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爱国保种、存学救世”。正如胡适所说，国粹派“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许守微认为，“国粹者，一国之精神所寄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邓实视国学沦亡为国家灭亡的先声，他说：“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原文如此——引者注），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永沉沦。”黄节认为，国学沦亡将最终导致种族灭亡，“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马叙伦更是尖锐指出，以异域之学代替国学形同卖国。这就是说，国粹是产生国族认同的根基和源泉，要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昌明国粹是必由之路。当代学者何晓明评论道，国粹主义实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的伴生物。可见，国粹主义不仅是复兴国学的学术运动，而且是重塑国族的政治运动。

整理传统文化有其功劳

然而，国粹主义并未成为民族革命成功的主导力量，其最大功绩在于整理和重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国粹派学术研究的旨趣和路径，与传统学者判然有别。国粹派反对孔学独尊，而注重复兴诸子学。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所以，复兴古学，首先要打破孔学的垄断，恢复诸子百家的学术地位，使其与孔学平起平坐。章太炎指陈古代学术“一尊孔子”之弊，称赞先秦诸子“各为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往复辩论”的自由学风。

邓实把传统文化区分为“君学”和“国学”，或称“在朝之学”和“在野之学”。“君学”即历代帝王尊崇的“治国之大经”、“经世之良谟”，“国学”则是在野君子之学。显然，作为传统官方思想的儒学属于“利君而不利民”的“君学”。国粹派既然指认儒学是“君学”，就对孔子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乃至人品展开全方位批评，特别批驳孔学倡立君臣之义、排斥异说、重政轻艺等背离民主科学的思想。

此外，对于作为“在野之学”的诸子学，国粹派则尽力从中发掘民主科学思想。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赞赏墨家的平等主张，称许道家对君主的批评，推崇荀子的逻辑学成就，力图从墨子、庄子、关尹子、管子等学说中挖掘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契合点。这些研究打破了儒家独尊、经学神圣的传统学术格局，将长期处于边缘的诸子学、“异端”思想复原并呈现出来，重新绘制传统学术版图。

不过，儒学、经学毕竟是传统学术之大宗，国粹派并未完全弃之不顾。章太炎、刘师培等皆是经学大家，但与古代经师对待经学的态度大相径庭。他们不再把经书视作万古不变的煌煌大典，而是“降经为史”，主张“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六经是孔门古老课本和讲义；将经书由崇奉的偶像还原为研究对象，力图按“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研究经学，做到破立并行、破中有立。因此，由于眼光和方法转变，传统经学研究在国粹派手中迈入新境域，实现更新和再造。

国粹派固然崇尚本土传统，但对西方文化也持一种虚怀容受的态度。研究者注意到，迄1904年底前，邓实等都曾是热情奔放的“欧化”论者，津津乐道于移欧花、食欧果。他们不把新学视为异物，而认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许守微发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申明“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还有人指出，“世衰道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

然而，国粹派尽管不排斥欧化和西学，但并非将国学与西学等量齐观，心中的天平仍倾斜于国学一端。章太炎强调，“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也就是说，欧化和西学虽能为旧邦注入新风，但不是救学救国根本，一味欧化只是舍本逐末，昌明国粹方为正途大道。归根结底，国粹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可能创造一种全新文化形态。

爱国但无法救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崩溃，中国的社会危机依旧存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转入新阶段，国粹派已失去了“靶子”，不复当年之勇，反而逐渐落伍，被冲刷到时代大潮边缘。但国粹主义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并未完全消失，此后的新儒家、学衡派、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都延续了文化保守主义道路。在当代，随着文化保守主义行情看涨，关于国粹主义思潮的评价也“水涨船高”。然而，我们对该思潮应全面认识，尤其要认清其局限性。

第一，国粹主义的本质是文化保守主义，过分拔高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而忽视其弊端。他们虽抨击孔学，却又说“吾国之国教，则孔子之教也。孔教者……乃吾一种人之所谓道德而立之以为国魂者也”。邓实认为，儒教适合中国的“地理、风俗与政体”，行之二千年而“于人心之微，未有背也”。他们陷入对国粹的过度美化和深度迷恋之中，提出“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也”。近代中国已开启走向世界的进程，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此形势下，以弘扬国粹为旗帜，难免坠入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最终走向倒退以至复古主义，阻碍社会和文化进步。

第二，国粹主义的路径不能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国粹派借西学以证明中学、将中西文化机械比附，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片面之论。国粹派忽视文化的时空差异，既误读了西方文化，也曲解了本国文化，其极力掩饰当时本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事实，企图以本国文化统摄、整合西方文化，最终走向本国文化优越论。国粹主义未能真正走出“中体西用”的旧模式，在认识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同日而语，它仍处于中西杂糅、新旧过渡状态，是传统文化的自救运动。中国文化要实现新生，彼时当务之急是合理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一味光复旧物。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在先进思想指导下走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之路。

第三，国粹主义不可能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国粹主义主要依靠文化手段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这就陷入“文化决定论”之中。有研究者指出，国粹派“保存国粹”，不仅是中国在文化上反抗西方侵略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为了在文化道德和社会政治秩序即将解体的世界里，使文化从社会政治形式中超拔出来，成为本质的存在。这自然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克服危机、走向富强的途径是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国粹派无法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能理解上层建筑的变革要通过经济基础的彻底改造来实现，开出的药方自然治标不治本。正如后来鲁迅所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在实践中，国粹派受传统思想严重制约，对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认识也是表面的。近代中国贫弱的根源并不是国粹派所说的“异族”统治，而是内部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外部西方列强的压迫。

总的来说，国粹派苦心孤诣而力不从心，无法找到解决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本方法。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才寻找到一条走向富强、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历史警示我们，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仍然是行不通的。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