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这场调查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严重困难和挫折时重新振作和奋起的关键。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初步扭转了农业农村的困难局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全党调查研究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更是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愿景的向往和追求。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反映了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于是就使盲目求快成为经济工作中的主导方针，并且在执行和贯彻总路线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原本是希望以此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给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再加上一些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生产大幅减产。到1959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冲击。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忧心忡忡，他痛切地感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决心带领全党认真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工作就没有基础。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还作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郑重地向全党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指导下，紧随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号召“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他抓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这两个主要问题，派出3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的农村，以10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情况最坏的生产队，直接向他汇报。不久，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的心情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调查。南下途中，毛泽东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七省委和3位秘书的汇报。

制定完善“农业六十条”

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省的初步调查，严峻的形势让毛泽东感到需要搞个条例，把急需解决的问题固定下来。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条例规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三级所有制，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员生活资料不得侵犯，等等。“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出台解决了一批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性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还存在不足，仍然主张坚持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广州会议后，政治局常委率先垂范，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蹲点调查44天，他不住宾馆招待所，自带草席被褥，把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设在了生产队的养猪场。调查的结果让刘少奇感慨万千，沉痛地说应当把因政策错误导致的损失刻碑警示以后再不犯错误。在河北武安县，周恩来召集群众的征求意见会实际上开成了社员的诉苦大会。他向社员们道歉工作没有做好，总理没有当好。在四川、河南，朱德发现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而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农村浮肿病不到一个月就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在上海青浦县，陈云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饭还是吃粥”，他提出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这样可以多得一些口粮。在北京，邓小平和彭真率5个工作组进驻顺义、怀柔。发现问题严重的邓小平向群众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吃不吃食堂由群众自己决定。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各省、自治区第一书记也都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全党上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全党近两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充分掌握了民心民意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重要修改，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两个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得以彻底解决。“农业六十条”在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了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解决了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是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了解到农业农村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自1961年起，我国农业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在集中力量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将调查研究贯穿1961年全年，先后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不合实际的错误政策，对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效果，国民经济终于从最困难中走出来了。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11月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