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至1975年，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启动了新中国首次大规模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工作。这次引进是1954年苏联156项工程技术设备引进之后，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以下简称“二次引进”），最终形成了26个项目约含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四三方案”。

“二次引进”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术界对“二次引进”的历史背景、基本情况等问题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对周恩来在“二次引进”决策与实施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不足。特别是周恩来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表现出的思想智慧和精神风范，值得进一步关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梳理和研究。

一、周恩来在“二次引进”决策与启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二次引进”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与国家计委共同商定，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重大决策。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以战略全局的眼光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68年4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激起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席卷100余城市的抗暴斗争。毛泽东指出：这场斗争“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1969年2月，毛泽东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问题。

周恩来也注意到了国际局势的变化。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西方世界在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同时，亦酝酿着深刻的经济危机。1968年6月25日，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说：“美国为了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搞了一个泛美国家经济一元化，目的是为了更加加强一揽子的经济，以服从美国经济和向外投资的需要。”“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的控制更严”。

在洞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前提下，周恩来冷静思谋着国内发展战略。他指示，“国内现最重要的是抓战备、抓生产，把革命和战备结合起来。要把煤、电、冶金、运输、石油、化工搞上去”。“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我们要赶上去，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时间。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但要实事求是。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971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对中国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重大事件。中美关系解冻并持续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空前提高，西方国家纷纷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开展对林彪极左思潮的批判，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使国内工作在1972年明显出现转机。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我国棉花播种面积扩大有限，这几年棉花产量不足，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

为此，国家计委经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于500万担棉花，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400万吨。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研究报告后拟同意。他们认为：国家计委“拟引进的这些技术设备，都是以天然气、油田气和石油为原料的，原料比较有保障。

据了解，国外在技术上也比较新，引进后，可以加速我国化纤、化肥工业的发展”。1月23日，三人联名将国家计委报告及他们的研究意见报送周恩来。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转呈毛泽东批示。次日毛泽东圈阅。当时毛泽东在重病中，自当年1月末至2月下旬，多次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一件件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更多地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国家计委的上述报告事实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促成的。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长沙视察时，给身边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一位工作人员回来后高兴地说，她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对于购买“的确良”制品如此困难的状况，毛泽东很惊讶。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起此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恩来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恩来找了李先念、余秋里，让他们研究办这个事。

1972年1月初，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的顾秀莲找到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陈锦华，告诉他，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设备，要他代起草一个报告。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知道此事后，认为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立即组织研究。在报告起草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陈锦华在讨论基础上代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二次引进”由此拉开帷幕。这是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由上至下酝酿启动的重大事项。

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是提出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工作方针。周恩来在毛泽东圈阅国家计委报告后指示，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随后，轻工业部、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选择引进对象，又下大力气在国内选择厂址。

二是为商务洽谈选择主帅。对外引进，与外商谈判是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未雨绸缪，紧急把熟悉对外经济工作、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调回北京。1972年5月，在考察组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呈送李先念时，李先念即派柴树藩去主持外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第一批进口化纤设备的方案顺利确定。

三是审时度势拍板决策，推动引进工作的开展。当时有一套从法国引进的化纤项目，谈判过程中因价格分歧，合同迟迟未签。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和周恩来谈起此事。蓬皮杜说，这个项目的签订，会在世界引起轰动，希望中国在价格上让步。周恩来从大局和长远考虑同意，中法终于签下了这个合同。此合同在国际上的确反响很大，不少西方国家看准机会，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

四是加强思想指导。周恩来指出：我们经济落后，底子一穷二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在几年内迎头赶上，但成批生产还不行，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我们整个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行。”因此，“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学就要学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鉴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严重，企业倒闭，设备更新，客观上为我国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提供了契机，国家计委继1972年初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报送首份技术设备引进报告后，是年夏秋又接连报送几份。8月6日，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轧钢能力不足和钢材品种不配套，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不仅影响“四五”计划，还将影响“五五”计划，应该尽早设法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首先是进一步挖掘现在轧机的生产潜力，力争在国内多生产一些轧机。另外，在可能条件下需争取从国外进口少量关键品种轧机，特别是购买现成的旧轧机。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外汇，还可以争取时间，很快拿到手发挥作用。如果旧的买不成，经过谈判压价后，新轧机的价格合适，也可以考虑买新的。8月11日，李先念批示：为赶速度，拟同意进口。后报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拟照办”。后报送毛泽东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全部传阅同意后，8月21日，周恩来再次批示：“先念同志即办。”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钢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10月28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为30万吨乙烯配套加工进口所需成套装置的报告》，11月7日又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这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林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亦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这些报告使周恩来感到，各部分别提出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很零碎，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应该做大。他以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及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就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问题，同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于1973年1月2日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初步提出进口43亿美元的方案。”

由于引进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该引进方案又称“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生产线、4套大化纤生产线、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设备、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等。后又追加8.8亿美元，共计51.8亿美元。

1月4日，李先念将国家计委的请示报告报送周恩来、纪登奎，并在批语中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问题，计委负责同志（我有时也参加一下）已开过多次会。现将计委报告送上，请原则批示”。第二，“这个报告虽经多次研究，但在执行中间一定变动很多，要根据主席思想和中央精神，随着国际情况的变化作适当处理。同时，我们还缺少经验，要边做边学”。“必须兢兢业业，多听取群众意见，决不能疏忽大意。”

国务院业务组对国家计委的这份请示报告，十分慎重，直到3月22日才以国务院名义正式批复国家计委，原则同意此方案。“二次引进”从最初4套化纤和2套化肥设备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26个大型项目约合43亿美元的“四三方案”的出台，前后经历了1年左右的时间。

二、周恩来为“二次引进”的顺利实施进行有力组织和战略指导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但他始终坚持工作。“二次引进”涉及的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不可能所有工作都具体指挥实施。但周恩来所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和战略指导，对“二次引进”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力量

“二次引进”规模大，外汇筹集任务艰巨，交易按照国际市场惯例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公司之间进行，我们缺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经验；同时具体方案的实施，要结合“四五”后三年和“五五”期间的规划，进行综合平衡的研究，合理有效地实施，领导组织任务十分艰巨。

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报送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方案时，即提出三项组织措施：一是拟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委工办、冶金、燃化、一机、外贸等部门，共同组成一个“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并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二是建议“燃化、冶金、轻工、水电、交通、一机等部要指定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专管这项工作，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成套设备进口和国内配套建设工作的安排”。三是凡有进口项目的有关省、市，要抽调一批得力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织专门班子，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项目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周恩来深谋远虑，在“二次引进”起步时，已从更高的组织层次作出了加强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力量的一系列安排。1972年4月24日，原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结束在江西的“蹲点”，由南昌回到北京。7月，陈云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周恩来委托陈云研究和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和政策。这是党中央根据当时“二次引进”工作的迫切需要，作出的重要人事安排。

在156项工程成套设备引进中，陈云及李富春是周恩来主要协助者，特别是陈云拥有丰富的财经工作领导经验，去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对外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当时在党内，可以说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这项安排确定是在1972年7月，但陈云投入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则是在1973年3月国务院原则同意“四三方案”之后，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央对陈云工作安排的战略意图。

1973年初起，周恩来病情恶化，需要全面检查治疗。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29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安排陈云和邓小平先后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大大加强了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力量，为在“文化大革命”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推进国务院工作及保障“二次引进”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第二，对“二次引进”中外汇支付方式的探索给予有力支持和思想启发

“二次引进”所需资金浩大，以何种方式进行外汇支付，是一个全新探索。陈云复出工作后，便从国际金融和市场价格这两个工作难点的调查研究入手，开始指导和推进对外经济工作。1973年5月5日，陈云向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等了解外贸计划和价格等问题，明确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东欧国家占75%，对资本主义国家占25%的外贸格局，此时已发生“倒了一个个儿”的变化，强调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随后，外贸部在陈云指导下，成立了价格小组，由外贸部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交流情况，统一认识，提出方案。6月7日，陈云又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三处处长李裕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具体部署了国际金融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方面的十个研究课题，进一步对注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出要求、作出安排。

周恩来给予初起步的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贸及国际金融工作的探索以很大的思想启示和推动。6月29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时说：“我很注意你来华的第二天同我们乔培新达成的谅解，即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这些思想智慧对“二次引进”外汇支付方式的探索是重要的启示。

此后，陈云在7月27日、28日和8月4日三次与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加强对国际金融、外贸工作的指导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认识。国家计委也邀集外贸、银行及轻工等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外贸与国际金融问题，于8月20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银行利用国外存款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外汇支付任务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经研究“大家认为银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的外汇支付任务，是有可能的。当然主要的部分，还只能通过延期付款办法”；并提出四点具体意见：其一，用延期付款办法，价格比较贵。搞成套设备的外商，一般对一种设备，都提出两种支付方式，两种不同的价格。“如西德一米七轧机，按设备交付进度付现汇，4亿美元（已加了物价上涨因素）；按延期付款办法，分5年付款，4亿4000万美元，即加价10%。另外，还要求分年付百分之几的利息。”

其二，银行有力量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的外汇支付任务。“随着我国国际威望的日益提高，我国银行吸收的港澳存款和国外存款，日益增多。当前美元到处泛滥成灾，西欧各国和日本都急于为手中货币找出路”，不少国家商业银行直接同中国人民银行洽谈存款业务。只要需要，多吸收一些存款并无困难。“现在外汇存款利息，一般是10%左右，虽然比成套设备延期付款百分之六点几的利息要高一些，但同延期付款加价再加息相比，还是合算的。”

其三，银行参与外汇支付的具体办法和好处。通常情况下，银行参与外汇支付有两种付款办法：一种是用我银行吸收的外汇存款，以现汇直接支付给外商；另一种是由对方银行垫付现汇给外商，我银行以分期付款方式，付给对方银行。这实际是把商业欠款转为银行欠款，把商业往来转为银行往来。这样做，有利于银行和外贸拧在一起通力合作，通过银行更好地配合对外贸易，把银行吸收的外汇资金，重点运用在支持国家成套设备进口上；且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避免损失。国外一般进出口银行支持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做法，同这种情况大体类似。

其四，银行要从开始就参加谈判。现在成套设备进口，由外贸部和有关专业部门谈判成交。为了适应新情况，建议银行共同参加谈判，以便了解全面情况，研究用何种货币作价，采取何种方式支付，对我有利。选择其中条件适宜的，由银行承担现汇支付任务。

8月25日，李先念将国家计委上述报告批送余秋里、苏静、粟裕、纪登奎、华国锋、陈云、邓小平等并报周恩来；同时批复五点意见：第一，“拟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可先与西德谈进口一米七轧机，用国外存款现汇支付办法试行，但要做得稳当”。第二，外汇不足，应多组织出口。只要把出口创汇工作做好了，危险性不大，因为一旦发生银行支付不了的情况，外贸可以支持银行。

第三，我们钢材的轧制能力太不足。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我们自己赶制，同时建议除中央已批准进口一套一米七钢板轧机外，再进口一套这种轧机。大力赶一下轧钢板的能力，这对长远建设有利，可使我们的钢材品种逐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第四，进口旧轧机，如有可能，也是可以的，但要慎重，防止人家实际上是在推销废钢铁。价格虽然便宜，结果还是吃了亏。

第五，使用部门和外贸部、银行要协作好。“特别是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今天提出一个方案，听到一点消息，明天又变卦了。变来变去，使谈判者忙于应付，结果是贻误时间，价格上也吃亏。”陈云因多次与外贸部座谈交流，有关外贸和国际金融的许多政策思想已吸收在国家计委的这份报告中。

但旧轧机的进口是个新问题，故9月3日，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关于进口旧轧机的问题，我很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估计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引者注）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外国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

9月11日，周恩来在国家计委报告上批示“同意”，并“附上陈云同志批注意见，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周恩来的明确态度，是对“二次引进”顺利进行的有力支持。

第三，指导开拓外贸工作新局面

外汇支付是“二次引进”中的全新探索，国家外汇实力是支撑这一探索的物质基础，出口创汇则是积累外贸资金的重要渠道。1967年至1969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三年下降，1970年开始回升，1972年恢复并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但要支撑“二次引进”大规模的外汇需求，外贸工作必须有新的开拓和进一步的推进。故国务院业务组高度重视外贸出口工作。

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都注意到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进口原料加工出口创汇的比较优势。1973年3月6日，李先念在一份批示中指出：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是个办法，应予逐步实行。只要组织得好，大有潜力可挖。数量要增加，质量要特别搞好。10月12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同志汇报时，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棉纺工业用工情况及纺织水平的分析说明，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陈云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是打“大的算盘”。周恩来则于6月29日和10月31日，在外事活动中两次提到，台湾贸易额高，在于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利用了台湾很便宜的劳动力。在台湾有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周恩来的思路是比较宽的，涉及到利用外资以及自由港贸易、廉价劳动力在创汇方面的作用。周恩来开阔的思想，对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开拓外贸工作有着重要影响。

周恩来高度重视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广交会由国家外贸企业联合举办，邀请各国客商参加，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在广州举行两次。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同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交会有关部门代表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关键是保证出口商品质量。

11月24日，在召集外交、外贸部门负责人开会时又指出，广交会要总结经验。其盲目性反映在价格问题上，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不大了解，对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不加区别。陈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广交会加强对出口贸易工作的指导。

1973年10月3日，陈云亲赴广州，视察广交会半月有余，深入调研了外贸出口工作。回京后不久，周恩来又将新华社编印的一份反映秋季广交会取得良好成绩，但棉布生丝等少数商品销售情况不好的内部材料批送陈云参阅，请他提出意见。随后，陈云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等开了七八次小型会议，分别研究纺织品、轻工工艺品以及滞销品等其他商品问题；随后，对工艺品和抽纱出口及港澳贸易等问题提出了系统性指导意见。

在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下，中国外贸在1973年出现了良好的局面。这年，同中国政府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50多个；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0.5亿元，折合109.8亿美元，扣除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因素，为84.6亿多美元，比上年增长34%，是“一五”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外贸出口创汇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二次引进”。

三、“二次引进”的重大意义及周恩来的思想智慧

“二次引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用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国际先进技术装备了中国石油、化肥、化学工业，同时促进了中国老企业技术与生产管理的改造和改进，“这对我国基础工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次引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通过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不仅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和最新的市场信息。这次引进还造就了一批会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对外经济工作干部，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西方现代先进技术的专家和管理干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二次引进”曾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没有当时的工作，没有它打下的基础、创造的条件，我们以后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解决这些困难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大得多”。

“二次引进”能取得这些重要成果，与周恩来的战略指导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深刻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顺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往来日益增多的时代变化，强调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中国主要靠自己，但不是闭关自守”。“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任何一个民族要独立，必须依靠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民族小民族都如此。这是决定性的一条。”“一定要有自己的创造。”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计委在《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即“四三方案”报告）中，提出了进口设备需要遵循的六项主要原则：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但不能样样依靠进口。我们的基点必须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凡是国内能解决的，就不要进口。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引进技术，目的是洋为中用，要把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同自己的刻苦钻研结合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第五，当前与长远要兼顾，要算经济账，统一考虑，全面规划。第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六项原则是对新中国对外技术引进工作经验的重要总结，不仅当时且现在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注意运用辩证思维，要求“在建设中，任何部门的计划都要有中心、有重点”，也就是要抓住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重点环节，抓住当务之急。这体现在“二次引进”中，就是紧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自1958年“大跃进”，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粮食、棉花的生产与供应长期徘徊，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始终是中国经济涉及面最广，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从“三五”到“四五”计划中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订“四三方案”的出发点，就是“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不能什么都进口，不能撒胡椒面，把力量分散使用了，到头来，什么重大问题也没解决”。“进口的重点是石油、煤炭、冶金、发电等基础工业的设备，化肥、化纤等支援农业和轻工业的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设备。”

在“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是全部投资的63.84%。这个重点的落实，为此后中国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吃”方面，中国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在“穿”方面，中国到2003年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占世界化纤产量的1/3，不仅满足了人民穿衣甚至是衣着丰富多彩的需求，而且还被用于家庭装饰、工业用途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四三方案”中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引进有着直接关系。

周恩来还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的意志，同“四人帮”进行巧妙和坚决的斗争，使“二次引进”在不断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中推进。当时，极左思潮对外交、外贸及国内经济工作的干扰不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起用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成功领导国务院业务组决策和实施了“二次引进”，极其不易。特别是周恩来在“二次引进”工作中，率先提出的关于利用银行往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关于积极引进外资，关于利用便宜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出口创汇等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对外经济工作有着重要启示，且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周恩来在“二次引进”中，所表现出的丰富深邃的思想智慧、沉稳周全的工作作风、勇毅前行的历史主动性、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