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把培养忠于党和人民事业，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置于战略位置，为此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宝贵经验。回顾这一历史进程，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考出好的成绩，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至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将当时衰落的中国比作“白首中华”，未来美好的中国比作“青春中华”，提出“白首中华”能否再现青春之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进而致力于青年启蒙，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进步青年就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及之后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早在党成立之前，中国最早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就已经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思想的最初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求“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同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可见，尽管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已经开始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将来投身工农运动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早期实践。

正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中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为以后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保证。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军人”；土地革命时期，党强调“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由此，党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一批批人。这些人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尽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近半数党员惨遭杀害，土地革命后期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但党还是能从挫折中奋起，革命还能在曲折中前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在打仗的同时，没有忘记从群众中发现并培养新生力量和后备干部，由此确保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党的事业总能后继有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适应全民族抗战和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需要，成批量培养各类干部和青年具备了过去不曾具备的条件。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论及干部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干部和领袖”的要求，其实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后继者——接班人的要求；部署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其实就是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接班人是干部，而干部又主要出自青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青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党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所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这里，毛泽东对“先锋分子”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从青年中培养的接班人的要求。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肯定青年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先锋队的作用”，并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接班人思想。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还没有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但提出“培养大批的新干部”、造就青年这一“革命的先锋队”，已经内在包含了培养接班人的意蕴。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正式提出接班人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还需要一代代革命者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公开提出“接班人”概念的是宋庆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几年庆祝儿童节时，宋庆龄都把少年儿童称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接班人”一词由此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而完整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并在理论上明确其重要性、必要性、条件要求、培养方式，在实践中进行大量探索的是毛泽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同时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对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随之恶化。由此，毛泽东认为，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此形势下，美国也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在国内，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更加艰巨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选拔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批干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另一方面，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干部队伍中确有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吃了“败仗”，甚至发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多次提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

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的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1964年1月，他更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年6月，出于对“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高度戒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并明确了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同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很显然，这里的“接班人”不是指一两个人，而是指千百万人，不仅包括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包括作为干部后备军的青年学生。怎样培养接班人？根据党的长期经验，毛泽东强调了两点：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实践锻炼。对于干部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为此，除进行常规化、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外，毛泽东还经常倡导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他就“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与这一思想相一致，此前的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把干部参加劳动确立为一项制度，让干部回到生产中去，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不愿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不出修正主义。对于学生来说，党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来培养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和具体路径。其中，“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解决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不能如愿，最后回想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毅然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作出这样的决策，“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尽管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接班人的条件要求和培养途径上还存在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系统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显示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宏阔视野和深邃洞察。特别是联系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使人愈加感受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直到今天，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真知灼见依然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一座无法逾越的巨峰。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少已经离世，健在的大多年事已高，党政干部队伍和青年人才队伍出现严重断层。1979年10月，邓小平严正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大批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投身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侧重于领袖个人交班接班留下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为此，我们党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止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正如邓小平打的比方，“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时，首次提出要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一提议被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所采纳。至此，退休制度被正式确立为党和国家干部人事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同时，党的十二大党章还加写了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的内容，作为向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过渡。二是提倡接班人梯队建设，要求在坚持革命化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备交班……我们这些老同志是第一梯队。现在负责工作的是第二梯队。要真正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必须建设好第三梯队。”建设好什么样的第三梯队？邓小平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三个条件，并强调“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他具体谈道：“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怎样建设好第三梯队？邓小平强调了两点：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这样，才能……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二是“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让他们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在第一线扎实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真本领。

当然，改革开放初期对接班人的培养没有止步于年轻干部的梯队建设，而是更长远地延伸到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重申：“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邓小平一方面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另一方面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根据这样的要求，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培养接班人的一些错误做法，把“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确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努力把广大青少年造就成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受这一系列事件影响，党深刻反思80年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教训，重新强调教育特别是德育在接班人培养中的核心地位。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强调，“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个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要以对今后十年乃至下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着眼于培养广大青少年”，“要认真总结干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把经过实践考验证明合格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及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谋划接班人问题。邓小平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正是这样，党始终把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对接班人的第一位要求，中国才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才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正确。

在进入21世纪前后的两个十年，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从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教育方针两个维度论及接班人问题。在此期间，党对接班人的条件要求更加明确，接班人培养的制度建设有序展开。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选拔干部总的原则，还是德才兼备。对于党的干部来说，主要看两条：第一条是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第二条是业务上的要求，就是要有知识、有才能。”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据此，党大力推进后备干部储备，青年干部培养锻炼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交流轮替、考核评价等方面制度建设，保证了接班人培养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教育方针的充实和完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把美育列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素质结构，为新世纪新阶段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新指南。据此，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可以说，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接班人培养工作，充分吸收和借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接班人培养的思想成果和经验教训，更加重视科学文化教育，更加重视制度化建设，夯实和扩大了接班人队伍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接班人的概念淡化、有些年轻干部和青少年的理想信念虚化、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接班人的意识弱化，这些都需要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一大批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年轻干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千百万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少年儿童和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学生在国家的期盼、民族的希望中茁壮成长，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新时代处于培养中的接班人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新征程，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2013年6月和2018年7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和十九大之后两次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对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部署。2019年3月至2022年3月，习近平连续六次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讲授“开学第一课”，主题虽然各有侧重，但主旨都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在习近平看来，“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现在，改革开放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已经或将要退出岗位，70后、80后以至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这些干部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勇于创新，为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活力，同时他们相对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有的缺乏基层和艰苦地方磨炼，有的缺乏关键岗位扎实历练，有的做群众工作本领不够强，有的担当作为的底气还不足。……这些问题，要抓紧加以解决”。

怎样解决？首先是明确新时代优秀年轻干部的标准，那就是必须对党忠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有足够本领来接班，要把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纵览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对年轻干部提出的要求，总是围绕理想信念、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斗争精神、实干本领等关键词展开。关于理想信念，他说“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否则就会出大问题”；关于对党忠诚，他说“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要把握好，确保选的苗子政治上过硬”；关于人民立场，他说“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关于斗争精神，他说“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关于实干本领，他说“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这些关键词，讲的都是治国理政的要求、修德做人的要求，也都是新时代优秀年轻干部的标准。

明确了标准，还要解决如何培养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刚参加工作的干部就像小树苗一样，需要精心浇灌、修枝剪叶，基础打扎实了才能茁壮成长。”为此，他强调学习是进步的阶梯，把理论武装作为管根本、保方向的基础工作来抓，引导年轻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打牢健康成长进步的思想政治根基；强调历练是成长的路径，有计划地把政治素质好、有能力、有责任感的年轻干部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重大任务和重大斗争最前沿、艰苦复杂地方和关键吃劲岗位去磨炼，让他们在基层多“墩墩苗”，在摸爬滚打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强调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产总值、不唯年龄，不搞“海推”“海选”，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建立健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干部工作体系，促使更多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如果说年轻干部是接班人队伍中的主力军，那么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就是接班人队伍中的生力军。2018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至于要培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应该如何培养，习近平提出关键要在六个方面下功夫。其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培育奋斗精神着重指向学校德育，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那将是教育的失败。”增长知识见识着重指向学校智育，增强综合素质着重指向学校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可见，新时代要培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应当具备“大德”和“大智”，而且应当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要按照“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教育的指挥棒在中小学实际上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在高校主要是科研论文，关于德育、素质教育的应有地位和科学评价体系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这使得一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弱化，体育被轻视，美育和劳育被忽视，部分学生的价值观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身心健康水平、艺术爱好和修养、劳动意识和习惯成为个人素质的短板。这些问题的存在，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长此以往，教育将难以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进入新时代，强调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凸显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校正了一些学校在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上的偏差，使教育事业回归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从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到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从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到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起育人责任，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到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新时代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必然堪当时代重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书写新的光彩篇章。

五、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基本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创造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同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接班人，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第一，坚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党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要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只有把接班人培养作为一项关系全局、关乎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长抓常抓，才能为完成党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确保党的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

第二，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必须具有高超的本领，能够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艰巨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接班人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其中，“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是始终不变的价值底色。接班人只有在“德”上具备这样的品格和风范，“才”才能用得其所、适得其果。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是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作为党和国家未来事业发展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接班人自然应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奠基工程做细做实，才能不断提升接班人的理论水平以及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四，坚持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之双翼，雄鹰只有锻炼双翼，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飞得更高、更远。学习理论固然可以得到经验，但毕竟是间接经验；参与实践，特别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践，除了能够得到直接经验，还能收获对基层的了解、对群众的感情，这是接班人成长必不可少的丰富滋养。因此，接班人应该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第一线，到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中去接受锻炼。接班人在成长过程中越是到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砥砺其品质，增长其才干。

第五，坚持以青少年和年轻干部为基本对象。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不同时期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都是从青少年走来的。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学生到青年干部，从较低级别干部到较高级别干部，一代代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就是这样递进式培养起来的。因此，接班人的培养应从青少年和年轻干部抓起，让他们在学理论、长知识、经风雨、见世面中，逐步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可用之才、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