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在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无论对台湾社会发展还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力。

这个事件的简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1947年2月28日，即台湾光复才一年多， 台北市民为前一天缉私烟警持枪误击某市民致死而罢市、游行请愿，并聚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抗议，遭卫兵开枪射击，激起全省民众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暴动。数日内，抗争与冲突蔓延全台湾。随后，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集军队来台进行残酷镇压。

对于该事件的解读，两岸三方，即大陆官方和台湾蓝绿两方，有着不同的版本。当年的国民党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干的，因为当时中共党员参与了运动，还领导了局部的武装斗争；也有认为是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发酵，因为台湾民众参加者主要是台籍日军退伍兵、社会闲散人员、青年学生；直到前些年，马英九才认定是“官逼民反”。大陆方面则认为是从全国范围看，它是战后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起义。而台湾绿营方面的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在力量逐步坐大以后，开始把二二八事件解读成台湾民众谋求“台湾独立”的一次运动。作为潜心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学家李敖，曾用简明的语言表述：“二二八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所发生的台湾的一个民变事件，就是台湾从光复以后，从日本人手里，我们中国重新把它拿回来以后所发生的一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个严重的冲突，叫做二二八事件。”“它是从二月二十八号到三月十号，这段时间都是台湾省人在杀外省人，这个十天时间过来以后，外省的军队开过来了，又开始杀台湾人。”

不管怎么说，出现了杀人事件，而且是有一定规模的杀人事件，是应该引起后人，特别是当政者的深思从而引以为戒的。笔者认为，就二二八事件本身而言，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对今天仍有很重要的警醒作用。

第一条是绝对不能低估官员贪腐的危害性。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然而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本质未变，在官场上贪污腐化横行，歧视台湾民众，经济上的作法也不对路，侵害台湾民众利益，文化上忽视差异性，漠视了隔阂的客观现实，导致台湾民生困难，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类似二二八这样的事件肯定是大概率的事情。二二八事件时曾参加台中学生大队起事的台湾著名报人廖天欣回忆说：“二二八的爆发距离光复才十六个月，大家马上普遍地表达民愤，显示贪官污吏的无法无天，不然怎么会才一个晚上，全台湾都响应呢？”（见《还原二二八》巴札赫出版社 台北2005 P101下简称《二二八》）

实际上，在台湾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备受日本人欺凌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中，应该说大部分是喜极而泣的。当时，台湾“中南部的人买不到车票，走路到基隆、台北”“热烈去欢迎外省人的国军和外省人的祖国”（见《二二八》P122）。台胞们期盼的是一个至少要比日据时代好的执政班子。但是，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体制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他们在抗战后在大陆接管沦陷区的腐败做法同样也出现在接管台湾上。后来很多台胞认为接收官员身着的中山装，之所以有四个大口袋，就是为了装钱的。二二八事件亲历者许金玉回忆道：“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说：‘狗换猪，反而更糟。’日本人就是狗，大陆来的这些，好像猪一样，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见《二二八》P70）

毫无无疑，腐败的执政是导致民生凋敝的主要原因，回顾当年国民政府的接管大员们的腐败行径，不但引发的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同时期在“大陆也有十三省发生类似民变”（见《二二八》P159）。解决不了民生问题，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不但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留下的极其沉痛的教训，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出现类似事件而导致社会混乱的留下的教训。这两天恰巧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央视前副台长：最近5年老百姓过得苦 春晚却在拍马屁”。中国这三十多年取得成绩举世瞩目。但怎么又会“最近5年老百姓过得苦”？我们的各级领导难道不要深思吗？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我们的执政当局是坐在火山口上，笔者觉得有点道理。但是，中共执政党的地位，不管再经历什么大风大浪，还是不会变的。但是，非要通过付出重大社会动乱代价来走向成熟，似无必要。何况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当初国民党接管台湾，自认为是抗战有功，解救台湾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多拿多占加上贪得无厌的腐败，不就造成了一枪酿成大悲剧，60多年仍然伤痛难消吗？

第二条是不能低估军纪涣散的祸害性。

军队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军队不但担负防御外敌的重任，也是国内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一。台湾光复后台胞们获悉国军即将来到台湾，都怀着满腔热情去欢迎。但是，第一眼却使台湾同胞大失所望。“我记得与同学一起去车站，见了祖国的军队穿草鞋、戴斗笠、用扁担扛着东西，实在失望。”（见《二二八》p56），类似的表述在《二二八》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回过头来看看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可谓天壤之别。不可否认，当时的中国确实很穷，但更不可否认的是，这支主要靠抓壮丁组成的军队，既不可能威武，更不可能文明。果然，国军很快在台湾的土匪化了。“国民党的军队胡作非为，我们住的地方在市场附近，经常看到他们东西拿了就走，像土匪一样”（见《二二八》p68）“这些军人几乎无恶不作，到民家里，看到女的就糟蹋，看到什么东西都拿。”（见《二二八》p70）。如此军纪涣散的军队，能比此前的日本军队好吗？老百姓最在乎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这在古今中外都一样。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军增援部队在基隆上岸，“坦克车上架着机关枪，沿路扫射，不分对象”，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跑步来看，结果是“尸块散落，血肉模糊，到处可见”（见《二二八》p134）。有些专家学者后来研究，认为当时以台籍日军退伍兵为主的武装分子，以武力抗拒国军，引起国军误伤平民百姓。笔者不排除有这个因素，但绝对是相当次要的因素。所以廖天欣总结道：“那时候国民党军队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也许后来就不一样了，不一定会发生暴动。可现实是，来的党政军都很黑。民心早已改变。”

哪个军队能够用“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作为基本纪律来治军？那就请看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知道了。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线。这两条在和平时期尤其显得重要。大陆文革时期一度内斗混乱，就是靠的这支人民军队才保持了国家的稳定。文革时期发生的湖南道县事件，是国内外有些学者，特别是政治学者和文学作者至今仍很关注的话题。作为当时的湖南省军政一把手的黎原，是他当机立断，调兵遣将，很快稳定了一度刀光剑影的混乱局势。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零陵地区的道县是全省的县级重点区。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我当即告诉郑波副军长令一四○师派炮兵五二零团进驻道县，与县武装部共同组成支左领导小组，对县公检法、电讯、气象等单位实行军管，并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杀人。8月30日，县城两派对立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不听劝阻，双方开枪打死4人。炮五二○团迫炮营三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当即抓住这一悲痛事件，贯彻《九·五》命令，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收缴并封存了各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同时又向农村加派部队，坚决制止乱杀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发急电指出农村中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9月27日，又再次发出公告，到10月初这一恐怖杀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

笔者之所以要翻出这个史料，就是想说明，在国民党腐朽体制下的军队，军纪涣散，遇到乱局，往往会乱上添乱；而人民军队，以服务人民为宗旨，遇到乱局，则有定海神针之功力。要维持这种功力，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以致涣散军纪，进而引发祸害。这些年来，不健康的风气同样侵入到军队中。军牌豪车胡乱闯荡，参军入党金钱开道，有权军官贪污腐败等等时有所闻，而且传闻还有越来越多之势。要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军也不是到台湾才有土匪化的表现，人民军队的声誉也不是一时一地就能铸成的。如果平时不严守军纪，只要一件事处理失当，就有酿成大祸的可能。最近军旅歌唱家李双江之子犯案，不就是有人拿解放军说事吗？如果哪一天真的出现军人涉枪人命案，在今天这个社会舆论多元的的时代，那要付出全社会的代价肯定不菲。勿谓言之不预也！笔者很欣赏马英九在连任台湾领导人后的发言，要“谦卑”地对待民众。我们的军队过去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不可居功自傲。而时刻保持谦卑的心态则可防患于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总有一天有可能像当年的国军一样，入台后以为劳苦功高可以胡作非为，结果导致惨祸。

第三条是千万不可低估任人唯亲的恶果。

台湾光复初期，社会剧烈转型，两个疏离了50年的群体，走到一起，碰撞难以避免。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因日本占领台湾之时，是有永久据为己有的目的，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社会建设还有军队建设，都秉承了在日本自己本土上的优点：纪律严明和办事高效。因此也培养了一批亲日派。尽管这些人数不算多，但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很深，也有一定的能量。此时他们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国民党政府当时还是非常重视台湾的，他们早早拟定了接收计划，培训了专业人才，委派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主其事。平心而论，陈仪就其个人而言，还算是国民党官员中少有的清廉者，并且也有决心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但在整个国民党专制腐败体制下，光凭陈仪和那些精英，不可能大有作为。陈仪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随陈仪从大陆过来的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例如：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轰动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尽管这些报道受亲日亲美派（当时美国也在暗中推动台独）的影响，有不少夸张失实之处，但不可否认贪污现象不但确实存在，还且还相当严重。打铁还需自身硬，这话不假。

国民党政府委派陈仪以重任，从经历上看，似乎陈仪是不二人选。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当时主政福建的陈仪奉命到台参观，对日本人统治下台湾的高速发展感到惊讶，特别是相对中国大陆多年战乱下的停滞不前，令他感到深省。之后陈再派人到台湾考察，于1937年出版《台湾考察报告》，建议福建经济学习台湾。所以他后来到台湾主政也是有备而来。他不但对建设光复后的台湾有信心，对自己的精英团队也有信心。重责在身的陈仪不可谓不兢兢业业，多次吐露“以至诚爱护台湾人”的衷肠。他的精英团队是以浙江同乡和福建省主席任内班底为主导。但是，他和他的精英团队在福建的作为又如何呢？

学界对陈仪主政福建和台湾有不同的解读，其中包括也肯定政绩和肯定一定政绩的观点。而笔者更倾向于当时亲历者的感受。1939年，被蒋介石视为大财神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慰问。在慰问后期，陈嘉庚专门用了五十多天时间走访了他的家乡福建省，到了二十个县和八个大城市，甚至深入到了乡村，还开了五十余次会议。他发现“闽人受苛政惨害，系三级政令，即中央，及省府与县，而最惨者为省府苛政，即陈仪及徐学禹，其次则县长......”（见《陈嘉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 p277下简称《回忆录》）。陈嘉庚此行遍及国内十四个省，认为最差的是福建。他刚到福建不久，就目睹了基层政权的苛政，于是立即两次致书陈仪，求其“解百数十万贫民倒悬凄惨”（见《回忆录》P227），未得到答复；后发现几乎处处有苛政，又致函陈仪。好不容易等到陈仪回电：“公务员谁人舞弊，可取有实证来交我，决严办，绝不宽宥，否则不能随便。”陈立即意识到“陈仪骄愎，无意接受余恳求。”（见《回忆录》p230）在随后的走访中，惨不忍睹的现象实在太多，只好致电蒋介石。同样也是在数次致电后，才最后才收到蒋介石一封语焉不详的回电。陈嘉庚后来才知道，蒋介石与陈仪不但同是浙江人，而且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同学，意识到“陈仪有大靠山，骄纵任意”（见《回忆录》p263）至此，陈嘉庚认定，尽管”陈仪之野心凶恶，尤为历来所未有”，但“已明白陈仪无悔祸之心矣。”（见《回忆录》p24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陈嘉庚的观察，陈仪的用人政策，即只相信自己的精英团队，多为来自浙江的同乡，是造成苛政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不按实际情况推行的经济政策。恰恰就是这两个缺陷政策基础，陈仪把它们又用到了主政台湾上，焉有不败之理？因此，在谈到二二八事件时，对台湾历史颇有研究的台湾著名教授王晓波写道：尽管“陈仪带这批人是用过心的”“但我们也必须说，靠这么几个精英，治理不了台湾。那么多基本的队伍，还是源自国民党腐败架构来的。”（见《二二八》p65）另一位目睹二二八事件经过的当时的记者周青也认为：“陈仪带来的接收官员，鱼龙混杂，有好有坏，好的很多，坏的却更多。”“比较典型的就是五子登科（指位子房子车子金子和女子）”“另一部分人搞走私，官商勾结”。（见《二二八》p68-69）。

总的来说，任人唯亲造成的恶果会难以预料，尽管陈仪的外甥丁名楠在台湾任地方官干得很不错，得到了台胞的高度赞扬，即使在二二八那样的危急时刻。蒋介石重用陈仪治闽治台和陈仪重用自己的班底治闽治台，都不可避免地烙上深深的任人唯亲的印记，导致了最后吞下失败的苦果。这对我们今天的执政者，今天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公务员，都是很有警示作用的。多搞五湖四海，容纳不同意见，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肯定利大于弊。最为遗憾的是，二二八造成的消极影响至今还很强势。尽管学界认为造成台独意识强化的主因还是国民党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但显而易见的是二二八是极易被台独势力操纵的话题。据2011年1月的一项民调，52%的台湾受访者认为日本是他们最喜欢的国家。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是美国和中国，而且得票率与第一位的日本有非常大的差距。

最后一点是，少相信那些声称要“还原历史”“解密历史”才能如何如何的专家学者。

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你怎么“还原”怎么“解密”，那个所谓的真相总是得不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满意的。许多口口声声要还原历史真相的诉求，往往是政治势力操作的工具。就拿二二八事件来说，绿营坐大以后，几乎年年都要还原历史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要明白地界定二二八是台湾人民要求台独的运动这个解读，而且死亡人数要达到数万至数十万，否则就不罢休。尽管到2007年为止，李敖根据他从“二二八”基金会整理出来的资料，多年来基金会发放出去的补偿金中，因死亡领取的有六百八十一位，因失踪领取的有一百七十七位，合计八百五十八位，并非民进党宣称的上万人或是数十万人。这里随手再举出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某些人是怎么故意操纵“二二八”话题的。陈水扁曾宣称：“埔里是台湾的民主圣地，因为这里是二二八打最后一仗的地方”。但是，实际上，这一仗“是台湾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员所打的”（见《二二八》p4）。中共党员谢雪红是当时的领导者，她在演说中指出：“台湾现在被贪官污吏统治得一塌糊涂，要改革。”（见《二二八》p103）。陈明忠曾参加了谢雪红的队伍。他讲到后来他去美国遇到的难以思议的经历：“有一次，我到美国，一个高雄人跟我说。二二八时，高雄死了三十万人，我说我也是高雄人，当时高雄全部人口加起来才十五万人吧！”但是，笔者深知，这样的事，无论怎么说，绿营的拥趸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想当初，为了拿选票，在2004年2月28日，陈水扁砸进3亿元新台币，导演了一出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所谓“手护台湾”闹剧。这个闹剧是仿效波罗的海周边三小国“独立建国自由人链”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三个小国，在2012年还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怀念苏联时代。政府则疯狂洗脑，拼命在在“还原历史”“解密历史”上下功夫。在“谈到波罗的海三国死在斯大林时期政治迫害人数，所谓的官方史学家将该数字肆意夸大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反而招人讨厌。”

这则消息来自于2012年12月12日俄罗斯的《新消息报》。笔者可以断定，国内外的一些人肯定不会相信这样的报道。尽管苏联解体已经按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走进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宪政时期。但是只要是普京这样的人当选，这个国家就仍然是专制独裁国家，专制独裁国家能有新闻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