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一二之后对反对势力和革命群众的无情打压形成鲜明的对比，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对日本战犯可谓宽容至极。原因在于，蒋介石嫡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此刻远在大西南、大西北后方，广大的沦陷区几乎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存在。所以，蒋介石希望借助鬼子帮助自己抢夺胜利果实。

在利用日本战犯方面，阎锡山也不遑多让，他的第十总队完全是由旧日本军人组成，其中不乏战犯的存在。

阎锡山

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把主意打到这些旧日本军人身上。为此，他不惜为这些战犯开脱罪责，让这些刽子手逃脱了应受的惩处。蒋委员长的行为深深“感动了”这些“招核男儿”。当国民党主力在三大战役中全军覆没，败局已定的时候，他们认为“报恩”的时候来了。

这群跳梁小丑中，首先跳出来的是根本博。生于福岛县的他曾经担任过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华南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务。靠着屠杀中国军民的“战绩”，1945年他已经升至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官。

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命令他协助国民党军队对抗人民军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因为“表现”突出，蒋委员长不仅没有追究他的罪责，还将其封为座上宾。这一系列的操作让根本博十分感动，萌生了“报恩”的想法。不过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看似不需要他的帮助。失落的他跟随遣返的日军战俘和侨民，以无罪的身份回到了日本。

1945年根本博代表华北日军在投降仪式上签字

1949年初，他等待的“报恩”机会来了！这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吹嘘的长江防线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溃千里，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通过媒体了解到这一切的根本博做出一个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蒋介石。

1945年5月初，他化名林保源，网络几名右翼分子准备偷渡到中国。最初的目的地被设置为上海，但还没有等它们行动，解放军就已经兵临上海，因此他们的目的地随之被改为台湾。不过他们的神秘活动还引起了驻日美军宪兵的注意。

但根本博想不到的是，得知他们意图的美军并没有为难他们，反而大开方便之门。得到美军各种帮助的根本博一行最终于1949年6月10日到达台湾。

经过一段时间扣押，他们在7月份受到与时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陈诚的接见。彼时彼刻，处境十分窘迫的蒋介石对根本博的行动十分感动。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根本博以汤恩伯私人顾问的身份，协助其指挥。在之后的金门战役，根本博的一系列建议被汤恩伯采纳，给人民解放军造成重大损失。

年底，根本博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协助防守舟山群岛。他根据舟山群岛的实际情况，着手制定防御计划，提出采购机帆船，用来完成侦查、联络、运送兵员的任务。

但就是这批计划中的机帆船让他“报恩”被终止。从日本购买的机帆船在组队在去台湾时，船员之间发生械斗。这次械斗引发日本及驻日美军的关注，随之被曝光，引发各界的关注。一时间各种传言满天飞，为了平息舆论的风潮，为掩饰蒋介石更大的计划，根本博团队的其他人被遣返。不久根本博也因为无法被“白团”接受，最终被遣返回国，在无所事事中结束罪恶的一生。

排挤走根本博的“白团”，就是蒋介石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大计划与另外一个逃脱审判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有关。

曾经担任过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也因为蒋介石的庇护，最终逃脱了正义的裁决。194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甚至公开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引发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但蒋介石政府却对人民的心声毫不在意！正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纵容，冈村这个屠杀中国军民无数的刽子手得以顺利返回日本。

为了报答蒋介石的“不杀之恩”，冈村宁次积极参与各种反共活动。按最初的计划，由冈村宁次组织旧日本军人组成“义勇军”，参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行动。

冈村宁次

1949年底，他与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共同制定了《义勇军招募工作要领》，计划从战败的旧日军军官中招募三千基层军官，指挥由台湾壮丁组成的十个师，参与反人民的内战中。在作战过程中产生的经费、运输及善后等问题有蒋介石集团承担。

不过这个招募计划被蒋介石亲自否定了，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支三千人的军官队伍进入台湾而不被外界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际控制日本的美国也不太可能允许这样的计划实施。于是，大规模招募旧日军基层军官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于是，冈村宁次的第二个计划被推上前台，组织所谓的顾问团到台湾帮助蒋介石守住这最后的一亩三分地。因为这个顾问的头目富田直亮为了掩饰身份，化名白鸿亮，所以“白团”就成为了这个顾问团的俗称。

1949年11月，国民党聘请的第一批日本战犯到达台湾。此后，又有多名日本战犯陆续到达台湾。人数最多的时候，有83名战犯在台湾为国民党军队效力。

“白团”第一批成员到台湾时，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一定的实力。蒋介石还曾经带领白鸿亮和林光（荒武国光）专门赶往四川，企图垂死挣扎。但此时大陆地区，国军败局已定。即便是来自日本的刽子手，也无法阻挡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后白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整军。

此时，蒋介石为提高军官队伍素质设立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已经开班，白鸿亮等日本战犯便投入其中，从事教学任务。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有17名“白团”成员加入到“军官训练团”的教学中。

1952年，“革命实践研究院”更名为“军史研究会”，对外则挂起了“实践学社”的招牌，加入其中从事教学及其他工作。甚至在日本，一些没有机会到台湾的旧日本军人、战犯也以各种方式为实践学社服务。

为了给实践学社提供相关的图书和资料，在战争期间一向不对付的日本陆军和海军难得的站到了一起。冈村宁次联合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网络了一批旧日本陆海军的战犯成立了专门的军事研究所。

其中的资料小组有针对性的收集战史、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资料，还从其他国家订阅军事杂志与书籍提供给“白团”使用。这个资料小组最后竟然发展成了专门的图书馆，挂起来“富士俱乐部”的招牌，持续时间长达十年。

及川古志郎

不过，与这些日本战犯的热情相比，国民党受训军官的感受则要差的多，对他们的教学成果褒贬不一。日军提供的培训往往是针对军一级的战术，但日军在这方面也并有什么亮点。

有人曾经评价日军的指挥体系为：一流的兵，二流的将，三流的帅……在战役层面，日军的经验并不必国民党军好多少。至于登陆作战方面，日军自己都没有搞明白，更没有什么可以交给国民党军队的了。

1965年，实践学社结束，在此期间有近六千名国民党军官在接受了相应的培训，这些人中不少成为后来台湾军队的骨干，但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不过，作为过渡措施的实践学社最终还是被正规军校所取代。白团的的成员也逐步撤回日本。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继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曾任台湾总参谋长的郝伯村也接受国白团的培训

除了训练军官，白团最大的成果则是帮助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有效的战争动员机制。从1950年代开始，在山下耕（化名易作仁）、大桥策郎（化名乔本）、富田正一郎（化名徐正昌）的帮助下，国军经历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立起动员机制。一段时间内，台湾地区几乎每一名成年男性都要经历一段服役的生涯。

台湾金马奖，曾经华人世界第一电影奖项的名字，就是台湾动员机制的产物。因为相当一段时间内，台湾服兵役的男性都要抽签，中签者要到两岸对峙的前言金门、马祖服役。

这套机制使得台军有了有效的后备兵力，不会再像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一支一次性的军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最不好的东西。不过中国统一的步伐不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阻挡的，“白团”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沦为故纸堆里的传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