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俱乐部是集体化时代我国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其不仅是娱乐农民的主要场所，亦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同时，作为外来改造型文化组织模式，农村俱乐部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

一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群众文化实施同步改造。农村地区广泛引入苏联集体农庄文化建设经验，倡导在最大范围内建立农村俱乐部网，希望借此引导农村文化发展整体格局。

据介绍，俄国农村群众性艺术活动的历史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开始的。它的现实基础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在实行集体劳动和公有经济的集体农庄乡村里。其中，农庄俱乐部是苏联社会主义农庄文化的核心机构。1949年前后，在苏联农村里已有俱乐部与图书馆将近15万所，区文化宫4000余所。仅在俄罗斯联邦各乡村里，就有乡村戏院约6000处。所有这些文化机关都被号召传播进步思想及满足集体农民的大量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组织，农庄俱乐部体现了如下特征：（1）作为业余组织，融合了农村各类单一的文艺形式。目的是为集体农庄庄员的政治教育、文化休息以及他们的学习创造条件。（2）经费来源于集体经济。依靠国营农场拨给集体款项和材料，或从场长基金中拨出经费进行建设。（3）党组织牢固掌握着领导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主脑人物。”（4）强调参与者的阶级属性，重视发挥农村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作用。

在我国，建国伊始少数地区就曾开展过相关工作，但农村俱乐部真正大规模创建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之后。1953年12月5日文化部发出指示：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组织包括俱乐部在内的群众业余文化艺术组织，有计划地在各地农村及集镇中广泛开展群众文艺运动。1954年底，文化部出台了农村文化工作新的方针和任务，即：“农村俱乐部和农村剧团对推进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增产有重要的作用。各地应随着当地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一般地以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运动发展的乡为单位，采取重点试办、积极和稳步发展的方针，开展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并应大力加强对它们的辅导。”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指导性文章《积极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出：“农村文艺工作的重点，必须积极地、逐步地转向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来建立农村俱乐部等文艺组织，进一步开展农村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1956年2月文化部再次发出指示：“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建立和发展以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强调：“农村俱乐部是党和政府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农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综合性的组织形式。各地应争取在两年内分批分期地建成一个遍布各乡各村的俱乐部网。俱乐部原则上应该以农业合作社为基础来建立，使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组织和生产组织密切地结合。”

其间，文化出版部门译介了许多苏联农庄群众文化建设的书籍和资料，供地方党委和文化机关参考。如《苏联农业工会的群众文化工作》《苏维埃的生活方式》《苏联的一个农村俱乐部》《苏联农村俱乐部手册》《苏维埃文化的繁荣》《苏联农村中的文化教育工作》等。同时，报刊也发表大量有关苏联农庄俱乐部建设成绩的报道，以此引导我国农村俱乐部网的建设。

▲《朝气蓬勃》水粉画古月1975年全国美展作品

二

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地方党政和文化部门的指导下，各地农村俱乐部工作迅速推进。至合作化运动结束之际，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集体化标准的考核条件之一。

据湖北省1956年8月统计，农村俱乐部已发展到20372个，为1955年的400%。少数地区已达到高级农业社的80%以上，并预计1957年春可达30000个。再如，广东省农村俱乐部数量在1953年仅有225个，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陡然增加到6969个，至1957年已发展到11354个。借助国家力量推动，短时期内全国农村俱乐部数量飞快增长。当然，由于区域差异，农村俱乐部建立并容纳地方各类文艺的具体方式和力度有所不同。但最迟至1957年前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各类文艺活动都已基本纳入其管辖范围之内。

基于共同的宏观目标，我国农村俱乐部与苏联农庄俱乐部存在着建设标准的一致性：

1.强调“业余”属性及政治化发展方向。农村俱乐部被定义为“农村地区文化活动的中心”。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性质和基本要求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一般强调：（1）确定农村俱乐部是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综合性的最高的组织形式，原则上每个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合作社）都应有一个俱乐部。（2）农村俱乐部的职能，主要不是它本身的阵地活动，而是通过它去组织领导各种业余文化活动。（3）应当坚决贯彻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的方针，根据业余、自愿、需要和可能，小型多样，勤俭节约的原则去开展活动。（4）活动大体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经常性的一般宣传鼓动和文娱活动；一种是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而组织起来的学习、研究、进修性的活动；一种是配合重大政治中心运动或传统节日的全民性的宣传文娱活动等。其中，政治宣传和教育始终是放在首位的。

2.坚持地方党的绝对领导。无论在苏联农庄还是我国的人民公社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都牢固地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特别是乡一级的党支部普遍将群众文化工作和领导农村俱乐部活动列为日常工作之一。如1954年6月湖北省应城县根据上级的指示，确定在盛滩乡进行农村俱乐部的试建工作。从一开始俱乐部便成立了以党支部为领导的“俱乐部委员会”，委员5人，以党支书、乡长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以下设三股：宣传股、文娱股、生产技术研究股（后增设体卫股）。各股除分别由委员兼任股长外，另设干事一人具体负责开展工作。再如，山西省黄池乡在1955年成立了俱乐部。其中“村里的领导干部，也就成了俱乐部的骨干”。在农村俱乐部网的建设过程中，农村群众文化已整体呈现一体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向。

3.活动设置基本相同。仿照苏联农庄文化建设，我国农村俱乐部大都设置了许多新的文艺形式。大体包括“群众政治工作”“农业畜牧业、自然科学的学习”“文娱活动”三个方面。举凡演戏、歌舞、美术、创作、读报、图书馆、业余教育、科普、体育、卫生等的业余组织，都是俱乐部的组成部分。许多农村俱乐部相继开办了图书室、无线电、幻灯以及报告会、座谈会等新式文化项目，且定期放映电影，举办晚会等。这些是传统农村社会未曾有过的。如辽宁省旅大市中鸭嘴村俱乐部，在图书室工作方面，他们从群众中选出12名积极分子做管理员轮流值日。规定图书室的开放时间为每日白天的10点至3点，晚间7点至9点，图书外借需要经过简便的手续。还组织了20个读者小组，各小组选出阅读能力较高的为组长，由组长领导阅读。该俱乐部的报告会和座谈会搞得也出色。村里扩大围灌工作时，俱乐部就请来了本村种菜最有经验的唐文善老人，作了相关报告，通过真人真事的讲解使群众摸到了底。该村老年妇女迷信思想很重，俱乐部就举行座谈会，并动员过去跳大神的妇女在会上讲过去诈钱财、哄弄人的把戏。

此外，农村俱乐部发展过程中还十分注意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强调专业文艺和城市文化机构的辅导，以及重视发挥青年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都与苏联农庄俱乐部的建设要求如出一辙。

▲《农村放映员》1970年代年画

三

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我国农村俱乐部建设与苏联农庄俱乐部也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表现出强烈的自身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费的来源不尽相同。与农庄俱乐部经费主体出自集体公益金不同，我国农村俱乐部的经费主要依靠“集体生产养活自己”的方式解决。由农业集体生产单位来办文化，活动经费由集体统一筹划，是农村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建设的一般方向。国家曾明确规定：“俱乐部的活动经费由农民群众经过民主讨论设法解决，有公益金的合作社应该拨出公益金的一部分补助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普遍薄弱，要求新生的农业合作社像苏联农庄那样完全承担农村俱乐部所需的一切开支，在大部分地区是无法实现的。故此，在实践中“集体开支”“公益金支出”的政策逐渐演化为“集体化生产养活自己”。许多省份的农村俱乐部章程规定：活动经费“由社内公益金项下解决”，如果合作社经济基础薄弱，还提倡通过集体义务劳动来解决经费和活动场所的问题。如福建省长乐县新大队俱乐部利用国庆假日，发动团员、青年搞义务劳动，把队里生产的席草搬运到船上去。青年们把这次义务劳动收入的40多元作为俱乐部的经费。他们还从长远打算，继续发动青年开展义务劳动，在洲田种席草，上山种果树，开辟俱乐部活动经费来源。再如，湖北省盛滩乡俱乐部，以原来戏院的房子改造而来。经费方面除社里的公益金外，开始在党支部所批准的钱中买了两千尾鱼喂养，以作长期打算。

其次，农村剧团在俱乐部内部发挥着突出作用。一般而言，农村俱乐部内部包含的诸如电影、幻灯、图书室、无线广播、体育等活动形式，均是外来型。它们的建设往往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而作为传统文艺形式的戏曲、曲艺、民歌等在我国农村地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农村剧团对我国农村俱乐部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从建立基础来看，许多俱乐部就是由原农村剧团直接改造而来。如河南省鲁山县朱家坟农村剧团成立于1950年春，在乡支部的领导和文化馆、站的指导下，一直是朝着俱乐部的方向发展的。他们坚持集体演出和分散活动相结合的宣传方法。剧团除舞台出演来教育群众外，还组织了快板组、读报组、对口相声组和幻灯片组等。此外，还规定了学习、宣传、汇报、生活等几种必要制度。再如，1951年8月湖北省文联在《农村剧团运动的总结》中评价：“农村剧团在今天已经起着文化的带头作用，今后将有可能承担起乡村俱乐部的任务，成为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和思想活动的阵地。”该省浠水县望城乡剧团，经过了各个运动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被评为全县第一等模范剧团。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向农村俱乐部发展。再如，安徽省巢县司集乡在1951年成立了文娱小组，互助组时期改为业余剧团，高级社时期扩建为中心俱乐部，人数从初期的21人增至94人。

因此，农村剧团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一揽子”性质，不仅容纳了各类文艺形式进行文娱和宣传活动，同时在思想、组织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建制。这些都为未来向农村俱乐部过渡奠定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不仅如此，从此后的实践来看，农村剧团的业务活动在俱乐部中也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第三，在人员配置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苏联农庄俱乐部主要是“以村里的知识分子作为忠实可靠的支柱”。据介绍，在那里七年制中等学校的所有教员几乎都参加俱乐部的工作。此外，农学家、畜牧学家、兽医和农学技术人员以及医院卫生人员也加入其间。俱乐部也善于吸引那些军队复员回来的知识分子来作积极的帮助。而在我国，由于文化普及程度较低，农村俱乐部成员主要是“农民积极分子”“小学教员”和“民间艺人”。

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排斥“阶级异己分子”的加入，一直是俱乐部管理工作的重要原则。多数演员就是当地农民，他们既是政治宣教的传播者，又是受教育者。党的宣传任务被鼓励由农民的先期觉悟者自己进行传播，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宣传人力、物力，而且被作为新型农民发展的方向。农村小学教员在创建农村俱乐部的过程中同样受到重视。小学校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当地的文化高地。教员甚至比许多革命斗争出身的文盲、半文盲的农村干部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和指示精神。实际工作中，他们一般地肩负起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双重指导任务。同时，根据政策，农村俱乐部应提倡团结民间艺人，主要是出于“利用旧的艺术形式，来补充新的内容”的政策考虑。实践证明，纯粹由农民或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的俱乐部活动水平往往较差。他们在表演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真实，保持着自然主义的形态。而民间艺人的加入不仅能够发挥角色和帮扶作用，而且显现出很强的艺术传承功能。

四

农村俱乐部网是新中国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支柱性工程。与建国初期主要依靠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破旧立新”的文化事业不同，农业合作化以经济基础的根本解决，将农村文化整体导向了新的目标体系。在个体农业向集体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农村俱乐部网的构建，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此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借助着文艺手段，及时、准确、持久地传递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全力地配合着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纵深发展。

新中国农村群众文化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中包含着农村俱乐部的巨大贡献。诚然，农村俱乐部建设工作在许多方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从全国范围看，绝对数量的优势仍对我国农村文化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广大农村基本形成了“党的宣传网”“社的政治工作”和“农村俱乐部”三位一体的宣传组织体系。此外，在集体化时代，农村俱乐部在乡村社会中也部分地发挥着城市“文联”与“协会”的群众文化管理功能。在其引领下，农村文艺在活动内容、精神实质乃至业务技巧等多方面均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和提升；在促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同样起到了引领和督促作用。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中国‘十七年’农村剧团建设研究”〈项目号：21YJA770015〉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5期」

「邢恩原，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