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日本使领馆密电

杨肆，江苏淮安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1933年在广西大学任数学助教。经他的表弟王维钧介绍，辞去教职，到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工作。

王维钧，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毓庆的秘书。而温毓庆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此人精通无线电技术，后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局长。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又坚决主张抗日。他痛感中国急缺懂得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而王维钧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温毓庆的助手。

1934年底，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

王维钧因交通部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在表兄杨肆到来并能独立工作后，即向温毓庆辞去密码研究工作，交杨肆负责，自己则专任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码检译所的管理工作。

影视剧中的日军电报人员

密码所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宁海路西桥7号，这是一座小洋楼，它距日本使领馆比较近，而且很隐秘，附近居民都不知道有此机构。杨肆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聪慧，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的重要密码。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均通过密电破译而被中方掌握一二。

杨肆还了解到，日本在南京大使馆（鼓楼西坡上）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东京外务省直接通信联系。因此，杨肆向温毓庆建议，一面在鼓楼青云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这一建议得到温毓庆的赞赏。

1936年，密码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并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对此很满意。不久，所内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实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

杨肆的才干受到各方关注，中统想把他挖过去；戴笠的军特处（1939年改称军统局）对他也很感兴趣，特密派黄逸公和张严佛两位上校科长去找杨肆，但杨肆均不为所动。

戴笠

杨肆的堂弟杨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读书期间做抗日救亡工作。一二·九运动中，他负责宣传工作，并秘密加入共产党。他每次放假回家，以及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南下宣传抗日救亡时，都要路过南京和杨肆、王维钧见面。杨肆主动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告诉了杨述。

秘密会晤李克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之前，交通部电政司连同下属的密码检译所已撤至汉口，继续进行工作。这时戴笠又盯上温毓庆的密码所。几次找温毓庆提出将密码所与军统电讯处合并，可由温兼职负责，但温毓庆不肯。

杨肆此时已成为密码所主要的电讯专家，从所破译的情报中，有时有一些蒋政权下的大员与日本人暗中秘密来往的消息。有一天，杨肆和助手们侦收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介石手下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名字，其中有霍实（最初参加密码所的五个人之一。后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主持的行政院第六情报组效力）。显然，他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这令杨肆惊出一身冷汗。

杨肆联想到一年前自己在南京差点死于日谍策划的一次谋杀。那次幸亏军警迅速赶到现场，迫使杀手借夜色掩护逃走。显然，是打入密码所的霍实暗中为日谍通风报信的……

杨肆将情况告诉了王维钧。王十分震惊，表示立即将霍实通敌之事通报给军统，请求严加处置，但却不见有什么动静。这些事令杨肆、王维钧对国民党当局感到悲观失望。

在汉口时，密码所对外已改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也不再实行严格保密的制度，对外半公开了。杨述这时也来到汉口，常寄宿在研究组。在杨述的引见下，杨肆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双方做过长谈。杨肆很感振奋，遂与王维钧相约准备一起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一天晚上，杨述、杨肆、王维钧三人一同过江前往汉阳一家茶馆，秘密与李克农见面。这茶馆面临江岸，他们登上二楼，见楼上仅有一名戴墨镜的人正襟独坐。此人正是李克农。

李克农

寒暄后，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向李克农和盘托出，王维钧则将密码所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这本报告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报告，按月呈送一本，温毓庆阅后即交王维钧保存，封面注有台长梁伯仑和温毓庆两人的名章。

李克农翻阅一会儿，不住点头对三人说：“这个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他还提醒杨肆和王维钧，务必注意保密隐蔽。因为戴笠的军统在武汉三镇很活跃，到处都有军统的特务和线人。近日已有几位刚在武昌加入中共组织的东北流亡青年惨遭特务绑架杀害，弃尸东湖……

这次特殊的会面是杨肆和王维钧正式和共产党方面建立秘密联系的开端。以后他俩又曾数次向李克农递送有关情报。

打入军统，接受秘密任务

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一个月，密码所准备迁至广西桂林。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湘南重镇衡阳，王维钧也到了衡阳。在衡阳，杨肆与上司温毓庆发生激烈争吵。当晚杨肆约王维钧到湘江边一家酒楼喝酒，表示不打算挽回此事，想脱离电政司密码所，投奔延安，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专长。王维钧表示不妨再等等，等和共产党方面恢复了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决定去向为妥，杨肆考虑再三，同意了。

1939年底，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电政司密码所几经辗转迁至陪都重庆，与军统局做了邻居。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济济、卓有成绩的密码所，对温毓庆软硬兼施而未果。戴笠心有不甘，便要求温派出两名熟练的密码研究干部到军统做技术指导。温便将杨肆派往军统局。

1944年,戴笠(前排左三)和美国海军在重庆合影。右一为杨肆

起初，杨肆根本不愿去，中共党组织知道后，特派杨述登门拜望，反复做其思想工作，劝他打入军统。但杨肆仍想不通。李克农听取杨述汇报后，特地在重庆上清寺一茶楼秘密召见了杨肆。杨肆被李克农的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终于同意打入军统，并接受了秘密任务。

自此后，杨肆去军统局本部上班。为避免暴露身份，杨肆和同样搞情报的表弟王维钧中断了联系。在这里，他主要搞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破译研究工作，还带了夏隆坚等几个助手。每隔一个星期，杨肆即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交给中共地下党一份，接头地点绝对保密，且做不定期变更，以防被军统特务觉察。

1940年夏，杨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怡的单线领导。

杨肆在军统的工作认真负责，令戴笠很满意。1943年，杨肆已由中校衔特研员被破格提升为特种技术研究室少将衔主任。那几年里，杨肆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太平洋海军舰队的12种密电码及日本关东军的17种密电码，又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的派遣到中国关内的侵略军，为日本皇军5个战略集团之一）总司令部第十一军、十三军等若干种频加变换的密电码。这些重要的抗战情报，他都设法为中共复制一份，及时提供，可谓功不可没。

1944年10月的一天，杨肆去成都探望生病的婶母（即杨述之母），不料，被扮作夫妇的两名军统刑侦处特工跟踪。杨肆察觉后很紧张，曾想就此逃走，不再回重庆。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提心吊胆地返回军统局，结果竟然无事。原来是有人出于同行间妒忌，唆使亲信向戴笠状告杨肆突去成都有“通共嫌疑”。但戴笠在事后查明并无此事，也就作罢……

平反后的杨肆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肆为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和以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曾去北京找当年秘密工作时的上级周怡，但周怡已病故。杨肆只好又求见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李克农对杨肆当然了解，便将杨肆安排在调查部技研司工作。但是，由于杨肆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后来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当作战犯，关入徐州战犯管理所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