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梁漱溟（资料图）

梁漱溟先生向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于世、垂于史。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等身份，为其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毋须详细介绍。他曾一次次为“国事”发声，或惊世骇俗，或精彩绝伦。

“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以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愕不已。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了这句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令梁漱溟始料不及的是，这篇发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批判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即席讲演，但不直言表态拥护。在众口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梁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二十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沿用终生。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有时，他也“怕”。他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人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梁漱溟的友人，政坛首当要提的是毛泽东。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梁漱溟那场“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绝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点头相识，却不互通姓名。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当月薪八块大洋的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寿礼。

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当年说他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想，周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在近百年人生舞台上，他饰过主角，演过配角，跑过龙套。辉煌也罢，暗淡也罢，与世人一样，都是历史中匆匆过客。所幸者他以长寿之资，在朋辈友人中最后一个把笑声留给观众。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对于死，他早参悟已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陪床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之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去世后，例行的追悼会是要开的。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家属认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区别在于，第一稿隐含梁漱溟不曾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评之意。但后来这两点意见被去掉，即恢复当年的提法。”本来统战部以尽快送印刷厂打印为由不让家属看修改稿。经家属再三要求，才让过目。家属在电话中向拟稿人表示反对：“如不改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属将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遗体告别式。”统战部不得已，约请梁氏兄弟去面谈。梁氏兄弟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实为准。当年明明是“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现在为何将“批判”改为“批评”，令人费解。对方无言以对，只反复重复劝其“希望以大局为重”“明日家属务必出席遗体告别式”一类的话。家属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家属不在乎评价如何，只要合乎事实就行。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说他反对总路线，子女们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谈从大会议室改到小会议室，由中午拖到开晚饭。相持不下。统战部请来民建的孙起孟先生、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从中转圜。两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觉得家属持之有理。一说“原来第一稿不是挺好吗？”一用“晓以大义”劝说，又陷入僵局。双方的心理底线是：干脆将这一段不写入“生平”。但双方谁也不肯先表态，最后由孙起孟提出，家属也通情，即作附和。统战部的同志不敢表态，说待请示。云暂且休会，吃饭，准备晚饭后再谈。出门时适遇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志外出归来。阎明复听完双方意见后表态：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稿子，本来不是统战部所能写的，他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又说：“那就不写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生平”中留下了1953年那段“空白”，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本文摘自《曾经风雅》的部分章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张昌华)和《文汇读书周报》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