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组织广大知青奔赴农村与有计划地开展知青调离农村的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拟从知青调离农村政策的逐步演进入手，探析党和国家致力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发展轨迹。

一、回城渠道的始终开启

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包括着“下”与“上”，有下就有上，上和下的矛盾客观存在。这对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一方面动员城镇知青下乡到农村，另一方面又通过“三招”和其他方式将下乡知青调回，下乡与调回的矛盾及其逐步解决，客观反映这一运动着的全过程。

应当说，从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组织城镇知青下乡到农村以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安家立业、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对动员下乡的知青，强调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做到本人思想通、家属思想通，思想不通的，就不要下去；下乡的知青必须达到劳动年龄，并且身体健康。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界定知青下乡时间的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把建设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而事实上，下乡知青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后，除少数由于患病不能继续坚持农村劳动，以及年龄太小不应动员下乡等原因外，也确根据需要安排了一部分表现较好的知青参加当地工矿企业、农村教育、乡村卫生等岗位工作。此时，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种有“下”又有“上”的作法仍在知青中产生了正面效应。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在后来的下乡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统计中，也将其统计口径的时间起点定在了1962年。这说明，知青回城及调离农村从有计划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一开始就有了一定的渠道、方式及统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全国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当时“毕业生分配是一个普遍问题”，工作重点是将400多万积压在城镇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安排到农村去。由于当时“文革”运动正风起云涌，加之部分地方一度出现的“一刀切”“一锅端”等作法，使得一些地方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将大批知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送到了农村和边疆，这也势必从一开始就潜伏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尽管这样，当时不少地方仍在动员对象上强调“身体残疾的”“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独生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如四川省在推行“一律下乡插队”政策后的1969年5月就发出《通知》，规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况经过一定程序不动员下乡或已下乡的允许转回城镇。

在当时，下乡一年就调离农村的知青并不多，因除通过当兵才有可能被调离农村外其他机会极少。1970年6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大学招生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各地在此时间段前后亦相继启动在下乡知青中的招工工作，如四川省革委（1970）135号文件中提出“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以上的城镇下乡知识青年中表现好的”，通过推荐可以招收到工矿企事业当工人。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将“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推荐招收一部分，作为计划招收固定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下乡知青通过“三招”方式调离农村的渠道陆续全面疏通，一大批经过锻炼一年或两年以上的知青被先后调离农村。

1973年4月毛泽东亲笔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其中对纠正“三招”中“走后门”不正之风，以及对不动员下乡的几种类型作出明确规定。此后，全国各地知青通过“三招”等方式调离农村的人数进入稳定发展状态。除1974年全国调离农村的知青为60.35万人外，1975、1976、1977年均在100万人以上，其中1975年为139.79万人。以四川为例，1975年至1977年三年间，全省通过多种渠道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33.65万人。与此同时，知青留城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动员下乡人数逐步增多，据四川省知青办公室1978年6月的调查报告，全省知青下乡面即应下乡人数占动员对象人数的比例，由前5年平均80%左右下降为1977年的43.4%，同期的留城面（包括病残、独生子女等）即应留城人数占动员对象人数的比例，也由过去20%左右提高到56.6%。

这些情况说明，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以后，知青回城渠道不仅继续开启且逐步扩大，并与知青留城范围继续拓宽且增多相结合，使在乡知青人数逐步减少，也使不少在乡知青感受到了政策的回归和回城的希望。

二、两次较大的调离高峰

知青问题实质上是个就业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城镇就业问题影响极大。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对下乡知青有过两次较大的调离高峰，都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

第一次是1971-1972年期间。从1967年至1969年底，全国已累计下乡知青467.06万人，大多数“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已到了农村、边疆，其中也包括少部分1969年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1971至1972年期间，这批早先下乡的知青大多已陆续有两年及以上的劳动锻炼时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性发展，1970年按照国家拟定的“四五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下乡知青被招调回城成为现实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期。据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统计，1962年至1973年间，全国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401.35万人，占同期下乡人数934.57万人的42.9%。由于1962年至1970年间全国在下乡知青中实际招收职工并不多，而1973年又因“三突破”原因国务院决定停止招收职工，因此，在这期间被招调回城的下乡知青大多数是1971年至1972年离开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

四川是这期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1962年至1972年，全省动员城镇知青下乡共计88.45万人，而同期招调知青回城为30.08万人，占同期下乡人数的34%。也就是说，四川当时已有1/3的下乡知青被招调回城，其中大多数是“老三届”下乡的知青。这批主要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知青，基本上都安排进了当时的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可以说，这些首批回城的知青比同时下乡且仍在农村的知青来说，应该是幸运者；与同龄还未下乡的青年相比，也应该是幸运者，因为他们既有下乡的经历，又几乎较早地被招调回城。而此时，除尚在城镇应下乡而未下的青年外，经批准确定为不下乡的青年一般仍未安排工作，即或后来作了适当安排也仍相对较差于已下乡知青的回城安排，因为当时的政策导向总体是鼓励下乡、计划调离。

第二次是1977-1978年期间。从知青调离农村的绝对数来讲，1977年并不算多，全国仅为103.01万人，比1975年的139.79万人、1976年的135.25万人的调离都少。由于1977年底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后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计算在次年，且随着招工、征兵等其他方式调离知青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故1978年全国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当年就达到255.32万人，从而形成知青调离农村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将这个高峰期的截止时间定在1978年底，是因为这年12月10日结束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将知青工作的重点由知青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此后的知青回城安排是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必然结果，与此前的调离知青回城安排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上都有较大的差异。

四川的情况也大致相近，1977年至1978年两年间，全省调离农村的知青共计40.55万人，占全国同期知青调离农村人数358.33万人的11.3%。仅1978年全省知青调离农村的就有28.2万人，其中招生3.43万人、征兵3.37万人、招工20.29万人、提拔国家干部1045人，因病残、特困等迁回8165人，其他原因1890人。与1977年相比，在调离农村的知青中，招生人数增加了1.8倍，其所占比重由9.88%提高到了12.16%，征兵人数增加了3.8倍，其所占比重由5.7%提高到了11.95%，而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仍占大多数。由于通过各种方式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有较大增加，也由于动员下乡的知青人数大幅度减少，故1978年底全省在乡知青人数为25.6万人，其中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为7.3万人。

两次较大的知青调离农村高峰期的出现，是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总体基本稳定、局部逐步调整中进行的，加上其他年份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到1978年底止，全国调离农村知青人数已达到1095.07万人，占同期下乡总人数的62.5%。也即是说，全国已有近2/3的下乡知青已通过各种方式调出了农村。在未调离农村的知青中，安置在国营农场的知青占1/3左右的比重。这些，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随之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作出新的抉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返城高潮的迅速兴起

1978年12月10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整政策，改进作法，缩小下乡范围，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并明确提出优先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老知青，从1979年起的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党和国家决策知青工作的重点由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这无疑推进了知青调离农村高潮的迅速兴起。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所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就在于其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与反思，制定了一系列承上启下的新政策，确定了逐步安排下乡知青的新思路，并提出了插队知青回城安排的时间表。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各地迅速制定出安置插队知青回城方案并广开城镇就业渠道。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也提出了今后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而“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回城的政策。面对云南农场知青“静坐请愿”风波的兴起与发展，国务院调查组赴滇开展工作，四川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方案。1979年2月上旬，国务院正式提出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6条意见”，为农场知青返城疏通了渠道。到1979年底，四川有2.7万支滇知青返川，占1978年底在滇知青的97%以上，占这一年四川调离农村知青总人数的16.8%。

在这期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继续贯彻落实，其中对插队知青安排回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加上农场知青返城的数量，在1979年这一年，全国通过各种渠道离开农村的知青共达395.39万人，其中招工回城的占57.87%，病退、困退等原因回城的占37.2%。实际上，对插队知青和返城知青进行就业安置在当时已经成为各级各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可以说，这是知青调离农村的第三次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与前两次知青调离农村高峰相比，此次调离高峰与之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较大的区别。如果没有前两次及其他年份已有大部分下乡知青调离农村的实际状况出现，此时有计划地进行知青回城就业安排就没有现实基础；而此时对插队知青的调回安排，无论是在指导方针、政策导向上，还是在安置渠道、工作力度上，都与前两次的调离高峰又有较大区别。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出现多年来没有的可喜形势，为从根本上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其中最根本的，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联，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攸关。将下乡知青有计划地从农村调离，受到不同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与影响，而这种制约与影响也正是知青回城安排呈现渐进性、起伏性的基本依据，也正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呈现曲折性、阶段性的重要缘由。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本文原标题为《探析知青调离农村的政策发展及其演进》，刊于《广阔的天地》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