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镇压革命设法盘剥百姓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统治山西的真相

王燕萍

加强特务系统，大搞“肃伪”活动

阎锡山在统治山西期间，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其中有同志会、政治突击委员会、特工委员会、熔炉训练委员会、政卫处、警务处、特警处、谍报队、流动工作队、军官服务队、宪兵司令部、铁军纪律维护团等，执行洗脑、策反、监视、侦查、密报、扣捕、暗杀等反共防共、镇压进步人士的任务。

阎锡山特务系统中的特警处，成立于1946年4月，全称为“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在太原、大同、临汾等城市设立特警队，各县设特警组，在机关、工厂、帮会、商号、旅店、剧团、妓院等各个角落秘密发展、组织特务情报网。特警处从成立至1949年4月灭亡期间，共杀害革命志士及所谓“伪装分子”2000余人，其中特警处本部在太原杀害363人。据《特种警宪指挥处暨所属各队组三十六年（1947年）全年扣捕伪装案件统计表》记载：“民国三十六年，特警处共搜集解放区军政情报13430件，破获中共地下组织2672案，扣捕10946人。”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这帮特务更加穷凶极恶。其中对社会震动较大的一次是这年8月底至9月初，曾扣捕以赵宗复为首的进山中学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此外，特警处处长梁化之还将日本特务辻宗盛、高桥等组成“日人工作组”，在太原特警队主任李紫云领导下，秘密扣捕杀害共产党领导下的日人“解放联盟太原支部”负责人吉村隆。

特警处成立前，阎锡山还指示特务头子杨贞吉接收了伪山西省警察厅，担任警务处处长，加强特务工作。杨贞吉特务组织这时叫作民族革命同志会工作委员会政卫组（简称“政卫组”）。他将特务人员渗入各县警察局，推行“警员警勤区制”，县设警察局，区设警察所，区以下每500户划为一个警员勤务区。这些穿上警察服装的特务，在所辖区域内挨门逐户进行侦查、筛选。

1947年8月，阎锡山为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控制，成立专做军队特务工作的政卫总队，在部队各级都设政卫人员。他们把官兵划为优种、懦种、动摇、可疑四种人，进一步进行审查。为了控制太原城周的守碉官兵，阎锡山又在守碉部队中增派专职人员，同政卫人员一样，他们也是在部队中进行“肃伪”的特务。这些特务暗中监视官兵活动，捕风捉影，随时以“伪装分子”的罪名捕人。部队中流传着“听不见，看不见，一言一语进了东花园（阎的住处）”，士兵之间疑神疑鬼，噤若寒蝉。

打着“解救”旗号，推行愚民暴政

阎锡山认为，在晋西用“兵农合一”的办法把农民和兵役、劳役、田赋固定在“份地”之上就可以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便极力宣传、兜售这一政策。为了在晋中、晋北等地的“收复区”继续推行“兵农合一”，1946年1月，阎锡山组织25个“解救团”分赴“收复区”各县，同时电令大同、临汾、运城分头进行。

“解救团”按照阎锡山所定的“实施程序”依步骤执行：“第一次家家访问：组训妇女会、少年队，建立传话系统，召开群众大会；第二次家家访问：选拔兵农斗士，召开座谈会，选拔领导民众；第三次家家访问：煽动兵农斗士；第四次家家访问：查丁，召开动员大会，编组抽常备兵，训练自卫队，选举评议员，分地类，别地种，种内分地段初估产量，登记地亩粮银，估评产量评定等级，平均粮石，划分大份地，检验大份地，召开国民兵座谈会，通过大份地当场抽签，划分小份地合谋领种，编耕作小组，授地典礼，调整闾、邻，国民兵选举村长、村副及农官；第五次家家访问：训练闾、邻长，交付接管工作，常备兵入营，组训管教国民兵，国民必修教育，组织村合作社，筹办村合作工厂。”在他规定的条文中，虽然提到一些对村民有利的事项，如公费升大学，办村合作社、工厂等，但仅是以此作饵，诱骗村民以实施其计划，完全没有兑现。

从1946年1月到6月半年间，各县共抽出常备兵2万多人、国民兵10万人以上。入秋后，因为阎锡山急于扩大反共武装，就不再按之前所定的手续编组抽常备兵，而是命令各县直接抓壮丁送部队当兵；还派出“慰问组”，以开会为名抓壮丁。在抓兵的同时，阎锡山还用绑票手段向村民勒索粮食，他让每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再出一人叫预备役，把他们集中起来，然后提出：“愿意出粮5石的，可以回家。”预备役村民为了躲避兵役，不惜借贷，凑交粮食，为自己赎身。

1947年入夏后，随着阎管区逐渐缩小，各县“解救团”开展强盗式的抢粮工作。阎锡山指示部下，“实行兵农合一，要用河塌式一村一村的开展”。所谓“河塌”，就是要把解放区一小块一小块地变成他的管区。实行过“兵农合一”的村庄，许多村民不堪重负，为了活命，放弃份地，携家外逃，导致很多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兵农合一”这一新式封建农奴制度，像枷锁一样，使晋西、晋中和晋南等地区人民饱受其害。

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实施方案、章程

披着“平民经济”外衣，发展官僚资本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权进入各大城市，官僚资本家继发国难财之后又发接收财，凭借雄厚资金，操纵金融。投机商人推波助澜，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太原物价飙升，民怨沸腾，有人暗中酝酿，准备组织经济暴动。为平息民怨，阎锡山提出所谓“平民经济”办法，宣称：“平民经济是济贫穷的经济办法。”

为推行“平民经济”，阎锡山分街举行闾民座谈会，规定粮食定量按等配售，军人吃头等饭，其余人按二等饭配售粮食；在城内各街和郊区各村成立消费合作社，让市民入股。他还亲自向市民广播承诺原法币股金不贬值、粮食不涨价。最初实行配粮时，因周转不开，他曾垫出部分军粮，原打算借此大赚一笔，不想反而亏本，仅实行了半年就宣布停止配粮，消费合作社也宣布退股，所退法币数额虽未减少，但由于币值狂跌，市民收回的钱已不及入股时的十分之一。

停止配粮后，粮价又急剧上涨。太原普通市民能维持一日一餐已不容易，就连阎政府的中下级干部，也有许多凭下班后摆纸烟摊或零星买卖银元，才能勉强维持生活。贫苦市民因无法赚得几个买豆饼钱而抢着卖血。袁家巷有一家五口，因饥饿所迫，全家服毒自杀。有的吃了东西因无钱付款，被逼跳湖；还有的因在机场附近捡土里的军粮余粒，被枭首示众。最骇人听闻的是，叫卖小贩的提篮里竟装着卤煮人肉，经查证是从饿死者身上割下来的。办案警察也目瞪口呆，无法处理。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国统区饥民

其间，阎锡山为管制物资输入，实行统一采购。以物资采购委员会名义，规定品种数量利润，购回后统一定价、批发。采购品类有棉花、烟叶、棉纱、油类、食盐、颜料、木材、皮毛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卡住物资输入，他便操纵价格，除将部分利润分给经手的商号外，其余悉数归入私囊。刚开始还允许私商采购，后来索性由官办商号包揽。

总体来看，阎锡山实行“平民经济”，最初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但粮食来源奇缺，补给仅靠空运，为数有限，粮价涨风不能遏止。他便暴露残酷压榨的本质，从“我多吃，你少吃”变为“独吞独揽、我吃你看、饿死也不管”了。为了加紧压榨，他出动大批“经济部队”，如所谓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营业公社、平执会购销处以及绥署会计处、省经局等所属50多个部门，参加购运分销工作，私商多被限制。至于阎锡山部下办的商号，如义泰银号、义生钱庄、五五商行、源生利等，则利用职权私自买卖黄金，运销货物，趁机发财。

实行“百里开展”，力图反攻倒算

1946年，阎锡山提出以太原为中心，实行“百里开展”，向四周扩张，以求巩固自己老巢。当时从各县逃到太原的地主、富农分子很多，阎锡山就利用这些人来组织“爱乡团”，随军队各返原籍，力图反攻倒算。

在实行“百里开展”时，太原绥靖公署统一组织了“解救团”和“复仇奋斗团”。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由军队担任掩护，包围村庄，进行搜山活动，扣捕一切可疑人员，然后由军队政工人员、解救团、复仇奋斗团共同调查审讯，实行“自清”；第二阶段，由军队政工和地方行政人员组织自卫队，经训练后发给枪支，配合军队作战，在村庄附近构筑碉堡，实行“自卫”；第三阶段，配合地方行政人员，实行“兵农合一”，划分份地，抽壮丁补充军队，实行“自治”。

在实行“自清”时，一般要召开群众大会，还要逼迫参会者一齐动手殴打所谓的“伪装分子”，甚至人已经死了，还让继续打，如果发现哪个不肯打，就会给他戴上一顶勾结或同情共产党的帽子。阎锡山把这种残害人的办法说成是“大慈大悲”。他说：“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1946年冬，阎军第四十九师赵俊义部扣捕杀害了寿阳县太平乡赵家垴农会主席尹尔恭（尹灵芝父亲）、村长赵四等共产党员。村妇救会副主任尹灵芝奋起反抗，率领群众镇压了地主恶霸高富保、高润保等。1947年6月，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考验，16岁的尹灵芝被破格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19日，反动地主勾结复仇队，纠合赵俊义所部，袭击赵家垴，尹灵芝为了保护公粮、掩护群众转移，被敌人捕获押往宗艾镇。敌人用尽酷刑审讯，尹灵芝坚贞不屈。11月3日，阎军在宗艾镇瑞祥寺设下刑场，尹灵芝英勇牺牲在敌人铡刀之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阎锡山实施暴政使太原的工商业纷纷倒闭

1948年夏，阎锡山成立“还乡指导处”，任命侍从参谋王衡甫为处长，向各方进行奔走拼凑，把阎军所在县的“还乡团”加以整编，使他们继续进行反攻倒算。各地农民受其迫害者甚多。此外，每年夏、秋两季到“开展区”征粮，对人民的抢劫也非常严重，找不到粮食就抢比较值钱的东西顶粮，不然便拉走猪、羊等牲畜，叫村民拿粮食来换。

由于这样灭绝人性的残杀和抢劫，使得许多村庄百姓纷纷逃走，造成了无人区。

推行“三自传训”，血腥杀戮民众

阎锡山在其统治的最后时期，采取了各种疯狂政策来迫害无辜民众，“三自传训”（即自清、自治、自卫）就是其中残害最甚的反动措施，中心是“自清”阶段的“自白转生”。阎锡山认为10个人中必有1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也有1个同志会员或拥护他的人，其余8人则是中间分子，经过“自清”，要除掉这个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人，把8个中间分子变为同志会会员或拥护他的人，提出“十除一、一变九”的大屠杀计划，安排梁化之指示各区、县加紧实行。

在“三自传训”中，对扣捕人数较少和斗争方法比较软的，以及不敢放手杀人的，就说他们不“革命”，令其再从头做一遍；对杀人最多、方法最惨的，就要大家学习看齐。阎锡山的暴政导致各县开展杀人竞赛，谁杀的人多，谁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

1947年1月12日，在文水县云周西村的所谓“自白转生”大会上，阎军第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德胜、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复仇队队长吕德芳等，将石三槐等6名同志用乱棍打死后，哄骗刘胡兰：“‘自白’就是自救。你‘自白’了，给你一份土地。”“你就是给我个‘金人’，我也不‘自白’。”刘胡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于是，匪徒们又用铡刀铡死一个，继续威胁她，而刘胡兰昂首挺胸，视死如归，躺在铡刀上，英勇牺牲。

阎锡山政府的平遥县县长尹遵党创造了在“自白转生”大会上相互打脸的办法，一天就发现1000多名“伪装分子”，被树为“模范县长”，迅速提拔为专员。据晋中各县1947年9月至11月仅两个月的统计，群众在“三自传训”中受肉刑逼供者就达8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者达3000余人，平遥县有700余人被杀害，榆次县有540余人被杀害，清源县（今属清徐县）有300余人被杀害。

从1948年春开始，阎锡山将“三自传训”运动全面推行至太原、临汾及晋中、晋北各县。太原市各个机关、工厂和学校都建立了“三自传训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其中最凶恶的是考核组，成员都是特务，执行甄别、扣捕和屠杀的任务。太原市的“三自传训”，杀害了至少有1000人。此外，还把数百名进步青年集中于所谓“自清直属大队”的集中营里，进行“考核”，白天迫使他们跑步或劳动，夜间则进行审讯和逼供，其中亦有被捕送到特种警宪指挥处而遭杀害的。

在“三自传训”期间，这类令人发指的事例，罄竹难书。这是阎锡山在山西留下的一笔血债。

（文中资料来源于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原载《党史文汇》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