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蝗、汤”真伪考

五岳归来

1944年4月，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取得战略性突破，苏联红军已经将德军主力赶出国境，卫国战争已经引向苏联境外。在太平洋战场，经过1942年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之后，日本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在敌后战场开展局部反攻，收复部分国土。为扭转战略颓势，侵华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平汉线、粤汉线，将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占领区贯通，并支援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决定实施“一号作战”。

1944年4月17日凌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第一阶段作战（日军称“河南会战”，国民党称“中原会战”或“豫中会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3万日军、坦克225辆，迅速击溃中国第一战区8个集团军约30余万部队，占领了河南大部。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在日寇进攻面前不堪一击，其溃败速度被老百姓形容为“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八”。中原会战37天，国民党第一战区丢失38座城市，一时引发国内外舆论大哗，被民众嘲讥为“日失一城”。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与日军交锋中的一次惨败，甚至国民党《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蒋介石为平息众怒，应付国内外舆论，不得不将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撤职、副总司令汤恩伯撤职留用。

上图：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1版第1283页

别看驻河南的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的表现一塌糊涂，他们收刮钱财、残害老百姓的“本事”，就连蒋介石也觉得脸面全无。中原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哀叹国民党军队的形象此时在外国人眼里“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个人”。其中，汤恩伯部队的军纪最为败坏，河南老百姓不堪忍受甚至喊出了“甘愿鬼子烧杀，不愿十三军驻扎”的口号，故汤恩伯被河南社会称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国民党军在中原会战大溃败时，还一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致使民怨沸腾，激起河南民变，沿途各地民众纷纷围截溃兵，以致国民党第一战区“各部队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而国民党《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却将此归罪“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以及“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

上图：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1版第1290页

1944年5月中旬，陈诚奉蒋介石命令赴第一战区接替总司令一职，收拾残局。陈诚到职后详细调查了中原会战失败的原因，得出了由于第一战区上下军纪废弛，各级长官普遍贪污腐败，导致“百孔千疮，不可救药”，“这样的部队，还指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的结论（见附件一），以及军统局头子张严佛1944年8月6日呈陈诚的《中原战役检讨》（见附件二），还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汤恩伯的参谋长刘子奇的回忆（见附件三），都可以证明“水、旱、蝗、汤”绝非虚言。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带着政治偏见企图为国民党军队和汤恩伯“正名”或洗白的言论，在国民党高层亲历者记载的历史档案面前，都不值一驳。

从以上历史档案可以看出，陈诚、张严佛对国民党军队腐败现象和严重性的评价，还是客观的。包括1944年7月～8月的重庆黄山官邸会议之前，蒋介石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训话内容，也是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

194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三百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王朝灭亡。1944年3月19日～22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天发表了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时引起各界关注，反响强烈。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此十分不满，认为郭沫若先生是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身为第一战区总司令的陈诚，虽然对此认为郭沫若先生是“危言耸听，别有用心”，但也感觉《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对时局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并非全出偶然。”

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自身政治立场的局限性，蒋介石和陈诚之流不可能解决国民党集团日益严重的腐败，也就不可避免必然重蹈崇祯皇帝和李自成的覆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的腐败迅速蔓延并恶化。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的1947年3月19日，在我军主动撤出之后，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一时间国民党上下踌躇满志，利令智昏。据国民党国防部《和平日报》（1947年3月20日南京专电）报道：19日，参谋总长陈诚招待首都记者，快论取延安，谓此举将缩短对共军作战时间，今后重点在山东破其主力。陈诚口出狂言：……国军则以五师兵力不及五日则下其老巢，实证明共军战力薄弱，斗志销沉……欢迎记者赴延安参观……今后军事重点，当在山东击破其主力，三个月可达到目的……

上图：《和平日报》（1947年3月21日第1版）

而仅仅只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之后，信心满满的进入了北平城。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几百万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甲申之变再一次重演。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爱护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就拥护谁。谁欺负压迫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就反对谁。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任何政党和个人概莫能外，立此存照。

写于2022年2月13日

附件一：

上图：引自《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94页～97页。

附件二：

张严佛呈陈诚《中原战役检讨》

上图：张严佛呈陈诚《中原战役检讨》（局部，存台湾“国史馆”）

甲军事方面

一、事前疏于防范部署及兵站腐败情形

三月十日左右，豫东、豫北敌伪洩出消息，谓将于三月二十日左右进犯郑、洛，届时又有改期四月二十日出动之情报。而长官部亦接到军委会训令，告以敌决将打通平汉、粤汗两路，饬一、五、六、九战区严加防范。一战区长官部除决定在洛各机关疏散办法外，对准备应战之各项措施，均欠积极。并认敌军以调防期间，闻我八十五军有进攻敌在黄河南岸之桥头堡垒——邙山霸王城一带阵地消息，而故意发去此种谣言攻势，以威胁我军行动。一度封锁之河口，于三月中旬复行开放。

长官部更于斯时成立抢购委员会，以兵站总监部汽车至河岸运输抢购敌区之食盐、废铁、布匹、纸烟，以致待战事发生，兵站总监部对各部队枪弹补给，因运输工具缺乏，而未能切实办到。如十四军炮兵团，仅有炮弹九百余发，虽一再向兵站总监部请领，但颗粒均未领到。

又兵站总监部各仓库，如陕州等处库长，平时均将存麦放贷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此项卷宗于卢氏紧急撤退时，因无交通工具，无法携带，叶已焚毁。故对姓名、详细事项未克列举。）故对部队军粮，颇多欠发在一个月以上。截至战事发生时，欠发十四军、十五军军麦，均逾百万斤。又各部队所领军粮，均为小麦，以麦磨麪，费时需人，大部军队均以战斗兵用作磨麪，影响作战甚巨。因此各部队颇多率领士兵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之恶化。

又兵站总监部于战事发生后，征用洛阳一带骡马大车甚多，但大部为商人包运商品。在五月十一日敌机轰炸洛宁县属马店时，该项大车被炸毁二十五辆，发现其所装木箱内均为中山门香烟。又于五月十六日卢氏县属留村，停有由长官部特务团士兵押运之胶轮马车十五辆，亦均装载中山门纸烟，且有商人随行。

此皆兵站总监部借公营私，腐败不法之事证。

二、不能争取主动

敌于四月十八日清晨由中牟分两股出犯，人数总计仅有七百人，我守军暂编二十七师不战自退。二十日敌自霸王城进犯汉王城，亦仅有千人，而我八十五军王团（团长王翰已枪决）亦自动弃守汉王城防地。

此时敌在豫东、豫北总数约三万人，且仅有少数坦克、装甲汽车及飞机。但敌人见我毫无斗志，遂尽量抽调使用。先集中万人，以主力进攻我密县、汜水，至二十三日陷密县以西高地，及汜水之虎牢关。二十五日敌移主力至新郑，转犯许昌。

此时豫北温孟济博沁一带，仅有敌守备队二千人，密县敌千余，虎牢关则仅三、四百人，长官部亦得有详确情报。当时我自孟津河防至汜水、密县一带，有十五军、暂编第四军、九十六军、三十八军、十三军及八十五军，如能反攻，虽未必即能克复汜水、郑州各地，最低限度亦可牵制进犯许昌之敌主力。但当时未能对敌作侧背之反攻，以争取主动地位，听任敌军突破我一点而将我军各个击破，似属失策。

三、指挥不能统一，命令不能贯彻

此次豫省作战，因一战区长官部及汤副长官部之指挥不能统一，影响作战甚大。

至许昌失守，敌主力由临汝迂回洛阳，并已迫近龙门。　委员长命汤副长官亲赴登封指挥作战，惟以登封为突出地区，故未见实现。

后转赴嵩县坐镇，十三、八十五、二十九等军抚龙门敌背，会师洛阳，亦未遵行。

最后上峰又饬命十三、八十五、二十九军由嵩县推进伊川、宜阳，与十四军衔接，亦未见开到，致使防线漏一大空隙，被敌得获合围洛阳，并分兵认定长官部所在地，深入追击。

至长官部转进卢氏，命二十九军扼守嵩县至卢氏之通路，但当时因该军溃败不全，军师长对所部失却控制力量，故亦未能实行，给敌人长驱直入之机会。致使蒋长官与汤副长官指挥机构无喘息听取各方情况，做判断指示之时间。乃形成部队各自行动，奔溃不可收拾之局面。

四、长官部之腐败

长官部参谋处极不健全，对作战策划，绝少供献，而副官处尤欠健全，对长官部各部门移动时输力等分配，欠缺注意。以致蒋长官自新安转进卢氏时，有电务员二十余人，不能追随行动而失散，电话机亦多失落。

其中最疏忽者，如长官部由洛阳转进新安、洛宁时，以密本遗落及无线电台与各部队波长、呼号错误（长官部与三十九集团军之电台呼号、波长，长官部所知者，系三年前通用之规定），以致失去联络，无法指挥。

而兵站总监部更于长官部转进洛宁、卢氏后，科长以上职员，多擅自后移，致前方兵站业务，无人负责。

综上各节，均表示长官部自身之腐败。

五、上下经商营利

长官部在洛阳邙麓街开设面粉厂，并假接济在陕眷属为名，利用陇海路运输大量煤炭至西安一带销售渔利。

又汤副长官为切合实际需要，其组织均超出编制。如党政分会存在时，其本身组织超出规定编制一倍以上，而所属党政分会之游击部队，更多未获呈准上峰者。因此经费支出甚巨。为设法补救计，乃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后改为民生公司，变相征收税款。并开设中华烟厂于漯河（现移设荆紫关），三一酒厂于界首，造纸厂于嵩县，三一纺织厂于镇平，煤厂于鲁山，以自力更生供给所部应用，并补充军政经费之不足。

其原意本善，惟因此颇多被豪商假借名义，走私不法，而引起外界误会，认为经商。且其所部多借机走私。如彭赉良（暂编四十二师师长）在郑州假中华烟厂为名，命游击支队何俊山运购盘纸，自行渔利。故高下级干部，均各拥有巨资，平日享受极奢，官兵生活不能打成一片。

故一旦战事发生，各部队官长均不能控制其士兵，且多先行撤退者。如八十五军已枪毙之团长王翰，即属明显事证。另如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部，在渑池河防走私贩毒，亦迭有检举。

至特工人员经商、走私、贩毒不法者，如长官部谍报队，以掩护行动为名，将水银、生漆北运，将毒品及违禁物品运回。而河防流动检查队，则纳贿纵放，如白兴华、刘沧等，曾获证检举在案。又中央组织部在豫交通总站长路秀三，亦借接济陷区经费经商营利，曾检证呈报军统局核办。豫省党部调统室前主任甘舍棠，更因挪用经费营商被撤职押办。

豫省在此次战事发生前，中央及地方党政军各级人员并情报人员，假特工名义或冒充特工人员掩护经商者，为数颇多，其事实不胜枚举。

六、军纪废驰，军民隔阂太深

豫省部队不能确守军纪者极多，内中以十三军、八十五军为最。登封、叶县、郾城一带在民国三十年，民间即有“甘愿敌人烧杀，不愿十三军驻扎”之口号。此种蜚语，虽不免过甚其词，或系敌奸从中挑唆，但一般军风纪之不良，确属其事，不仅汤部而已。汤副长官本人刻苦硬干，嫉恶如仇，但个性极强，因此其左右对部下不法，相率蒙蔽不告，而未能确切整饬。

如八十五军士兵由广武退却，沿途抢劫，直至伊川、嵩县，沿公路四十里均无幸免。在登封更曾挨户搜索，即县政府、党部亦被抢劫数次。登封之兵站、仓库亦被该军运输连强行打开，将军粮十三万斤以两元一斤卖与老百姓。

而十三军除于密县一带勒缴八十五军退却队伍之行李外，复在禹县危急时入城抢劫一空。

其他部队如二十七军之预八师，军纪亦坏。在五月二十二日奉命移防守备卢氏城时，将卢氏东、西、南三门尽皆堵塞，仅留北门通行。并散放空气，谓敌人又回窜卢氏，将城内各机关人员及民众驱逐出城后，挨户搜劫民财。至五月三十一日，该师士兵已将所劫财物载运东去，尚有少数未及出城，被接防部队暂编第四师发觉查扣。另该师二十三团士兵，更于五月二十四日在卢氏城北十五里田家坪绑架卢氏县商会书记陈公祖，索得赎款四千元释放。五月二十二日该团士兵强迫轮奸卢氏北关回民海云亭之妻，海云亭妻因羞愤自缢。均为明确事证。

又三十八军于六月十三日路经卢氏木洞沟，以三十五师强牵民人李镇西骡子发生争闹，李镇西当被枪杀。更强绑该处镇丁壮丁四十二名，后经第十一区行政专员欧阳珍电话向该师师长交涉，始获释放。

六月十六日四十七军到达木洞沟一带，以兵站给养不及接济，该军在当地将民间粮食什物搜抢一空。更借退却时曾有枪弹公物遗留民间，大举搜索。

即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亦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更系目睹之事实。

加以豫省民众在三十一年豫灾惨重之后，仍征调频繁，如汤副长官在叶县建造政治学院，大兴土木，不甚顾惜民力，造成军民隔阂，仇恨愈积愈深。此次作战失败，民众均认为平日要钱要粮，战时不打硬仗，益增愤怨。故此次战事期间，我部队不能获得民众协助，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等之土劣恶霸，乃乘机到处武装拦截军队枪支，实非偶然也。

七、将领不和，互失信心

汤副长官对部下军师长，除少数外极少信任。，干部调动频繁，至各级部队长及官兵间之感情不能建立，部队之战斗力无法掌握。作战时命令自达团部，因此军师长均不能确实掌握所部，不免影响作战。

又孙蔚如、刘茂恩、李家钰、高树勋等部，装备皆较差，平日均以杂牌军自居，但此次刘部十五军及马法五所属四十军战绩均佳。甚望今后能平均予以装备并补充，消除此种地方中央之界限，以求一心一德，共负时艰。盖河南为克复华北之桥梁，中央对北方将相，如能扶植善用，则大河南北民间潜在力量，均可倾心内向，其精神号召力不容忽视也。

惟孙总司令蔚如在政治上有野心，且其在陕尚有相当潜伏力量及杨虎城旧部韩光琦等之经济基础，故其部队以不令驻陕为妥。

武军长庭麟为人阴险自固，其所部六十五师师长豫籍李纪云为人忠贞，此次在洛阳作战勋劳最大，但武军长因李系军校三期出身，对彼甚歧视，此均值得注意者。

八、部队吃空及私生活腐化

豫省部队久未遭遇激烈战斗，但其兵员缺额颇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由军队卖出者逾半数。即于此次战后，在卢氏各部队六月间向长官部呈报之人数，亦远超实际。在洛阳时军师长以上颇多作豪赌，输赢动辄数万、数十万，其私生活如此，其经济来源可知。且因此官兵感情疏远，不能融洽。

九、军队政治部名实不符

一战区各部队政治部平日即不能宣传组训，以融洽军民感情，协助部队长教育士兵，且多干涉地方行政，假名营私。如挺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济安，私设禁闭室，擅押人民，遣其妻贩毒，并扣发部下薪饷，只许其赌博时方准借支，借此抽头自肥。该员不法，曾奉　委员长令饬详查属实，呈复在案。即如长官部政治部，除出版《阵中日报》及《大捷日报》外，亦积少注意部队实际工作，其军民间及官兵间之不能沟通，军队及政治部之未能尽责，亦为一重要原因。

十、新兵补充之失策

此次战事发生，各部队士兵相率逃亡，溃不成军。平时士兵生活太苦，衣食不足，固为促成之原因，但大半因士兵系属豫籍，为恋乡而乘机逃亡，实占多数。如汤副长官部特务团在撤离叶县时，其籍隶叶县一带之士兵，几全数逃亡，以致各部队一经败退，要求收容整编，即极困难。此种抽征本省壮丁补给当地部队新兵之办法，非特在二十八年广西战事中，即已表现其不宜，此次豫省战事中，更足证其失策。

十一、陆空不能协同之影响

此次豫省战事发生伊始，我空军即行出动，在作战期间，始终占优势，而使敌战车在日间不敢出动。但自五月六日后空军情报所与长官部失却联络，停止出击几至一星期，又各部队因平时缺少适切训练，对敌我飞机之辩认、陆空协调作战之方法，毫无所知，故陆空双方之行动，不能尽量发挥威力。

乙党政方面

一、党政负责干部腐化

豫省党务颓败，在邓飞黄出任豫省党部主委时，即曾严密调查，当即发觉有营商不法、包揽词讼之县党部书记长在二十人以上，但于一次撤换县党部书记长十三人后，即遭攻击调职，始终未克整饬改善。至于省县政府更属上下交争利，在卅、卅一两年，豫省旱蝗灾重之时，粮政局储运处刻扣公粮自肥，借没振款。及平粜基金经商，第一区专员王光临亦有吞没振款情事。又省府以不明民间灾荒实况，对征购证实估计过高，一度引起军政双方之冲突，并造成豫民饿殍遍野之惨境。以此党政既不能配合军事，又无法协调军民间之感情以应付作战。

二、平时不能深入民间社会组训民众，战时更与部队民众各方脱节，事后亦未能协理善后

党政两方平时对国民月会、民众教育宣传工作，均未见确切施行。党团方面，率多勾结豪绅，干涉地方行政，且自立派系。而地方官吏，如专员、县长，亦以能博得党团及豪绅之欢心为巩固禄位地步。

如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李杏村任职八年，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欧阳珍任职十年，平时皆宣称于战时能组织民众十万协助军队作战，但此次战事开始，民众非特不能协助军队更在少数乡镇保长及劣绅之操纵下（如卢氏县粮政科长张有莹、卢氏沙河街自卫队长王云亭、横涧镇长郭焕亭、杜关劣绅罗著斋等），武装勒缴后撤零星部队之枪械，抢劫并残害非战斗员及眷属。欧阳珍于陕灵道上亦几被缴械。且在我部队经过时，率领人民潜入深山，实习坚壁清野之手段。

此种情事，虽受部队军纪欠佳之反响，但大半因豫西民风强悍，截抢枪支以扩充武力，作升官发财之封建恶习尚未除去之故。

此实系党团政府平日不能深入民间社会，宣传抗建大义及组训民众之工夫。以致战时不能掌握民众，官民疏远。部队粮秣伕役既未预筹妥善，军队扰民自属难免，军民隔阂，自愈增深矣。

且事后党团政府官吏，忘却本身任务，不自反躬检讨，专事发出攻击部队之谰言，不能协助部队办理地方善后，造成卢氏等处军民相互报复仇杀之举，直至六月间尚未止息。此实应责成新省政府作有效之处置也。……

(1944年8月6日)

附件三：

上图：引自原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刘子奇：《中原战役概况》（《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第268页。